我们拼命努力，换来的不过是平庸的人生

1.

我是一个小镇姑娘。

是那种身份证上面的家庭住址都要精确到xx省xx市xx县xx社区xx街道xx巷子门牌号xx号的小镇姑娘。

其实小时候我觉得小镇还挺大的，城南到城北真的好远啊。我家住在城北，这边都是化工厂。城南就不一样了，有商场，有车站，有美食节。那时候要是能去城南吃一碗馄饨，我都能开心老半天。

什么时候觉得小镇小的呢？大概是高中时候谈恋爱都不敢出去压马路，怕遇见七大姑八大姨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说，小城镇清净，空气也新鲜，如果能一直内心淡泊，在那里过下去也未尝不好。

可事实上，小镇不好，真的不好。

小镇外围都是化工厂，从发达城市退下来的，家家都是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我一远方亲戚就是因为常年饮用不干净的水，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政府又不能把他们赶走，毕竟几万口子还指着那点可怜的税收发工资呢；

小镇没有星巴克，没有大型购物商场，因为工资低，买不起；

小镇可能你的小学同学是你高中同学穿开裆裤时就认识的哥们儿，人情世故躲不开避不掉；

小镇居民不敢生病，因为小镇上只有一家医院，从上午排号到下午是常事，还要忍受医生的臭脸；

要是真得了啥大病，还得到市里到省城去看，都说“树挪死，人挪活”，可因为贫穷，大多人被限制在了那片黄土地上，生了病几乎就要坐以待毙地等死；

这里当然也会有城镇发展规划，政府美其名曰消费带动发展，拆了好多棚户区和老院墙。这一举措的结果就是哀鸿遍野，好多老城区居民卷着铺盖拖家带口在政府门口打地铺，一看到有官员的车就跪下声泪俱下地控诉。

我十岁的时候小镇才有第一家肯德基，十六岁才看了人生第一场电影，十九岁小镇才有了第一家新百伦专卖店。

哦，对了，小镇到现在公交车都没通。

暑假的时候去姑姑家玩，也就是普通二线城市，可我还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差距：姑姑家的小孩可以在西餐厅轻车熟路地点餐，而我刀叉都使不顺手；

六岁的小孩儿就有了电话手表，而我到大学了才有了人生第一部手机。

2.

所以我就想跳出这个围城，而考上大学是我唯一的机会。

于是我好好学习，小升初考上了镇第一中学。

虽然，镇上一共只有两个中学。

高中的班级数量从初中时候的每个年级八个班扩展到每个年级三十六个。这些扩招的生源大多来自比城镇更低一级的乡村，学生数量的庞大决定了教育的粗放。其实我有好多家庭条件不错同学，他们高中选择去了外地借读，学费贵是贵了点，但好歹可以过一本线。而我们这些工薪阶层的孩子，同样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却收效甚微。

高二艺术分流，班主任找到班级排名十名开外的同学挨个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学艺术。其实不是班主任贪图那一点奖金，也不是升学率好了脸上有光，而是我们那里的教育啊，太差了，实在太差了。

2015年高考，我们班普文的本科生一个没有，全校所有的文科班一共十二个，考的最好的女生，也只不过去了长安大学。

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卧槽，那是人上的么？

我们这人多，分配的名额又少，清华北大平均十好几年出一个。

别说清北了，就是普通211，学校都得大红条幅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个月。

我们这儿的老师，鲜少名校毕业，研究生学历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大都来自二本师范学校，或者根本本科时候都不是师范专业，只是大学毕业后想安定，想有个铁饭碗。

有次课堂上谈到未来的职业规划，老师说，你们以后如果能留在外面就留在外面吧，就算回来，也别当老师了。

我们都不解：为啥？

老师无奈地摇头：笨蛋教笨蛋，越教越笨蛋。

全班哄笑。

而我也是很久之后才懂，老师说的是对的。

记得前不久有一条很火的微博，关于香奈儿大衣不能手洗也不能干洗，好多人感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其实相比之下，阶级才是最可怕的吧，它限制了资源，机会，以及可能性。

3.

可喜可贺的是，复读一年后，我的成绩可以在省内读个二本。

之前的高中同学，乃至老师，都纷纷祝贺：恭喜啊，考得不错。

一个二本就觉得考得不错，因为我们那里能过本科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二本大学”的头衔，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反而更自卑了：我的穿衣打扮土的掉渣，没有才艺，见识浅薄，一开口就是带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

我的专业是商务英语。高中时英语成绩还在班里数一数二的我，自信满满地填了英语专业，自以为到了大学我也依然能很轻松地驾驭。

然而我又错了。我的英语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除了单词量还可以和之前题海战术培育出的一丝丝所谓的题感外，几乎一无是处。我的口语蹩脚地很，我的发音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听不懂。

我甚至大一才掌握了全部的音标的读音，知道了英音和美音的区别。

而这些，一个大城市幼儿园的小孩儿可能都能秒杀我。

同样是女孩。

别的女孩假期去旅游去看艺术展，而我只能和几个像我一样穷得掉渣的朋友，去超市，饭馆做短期工，认真地清洗生活的污垢；

别的女孩二十岁出头就用起了一线化妆品，而我最好的护肤品是巴黎欧莱雅的，还是用稿费买的，对待家长我总说，钱还有，够的够的；

别的女孩大谈特谈诗和远方和信仰的时候，我就比较厉害了，我可以大谈特谈浙江温州皮革厂。

4.

有个朋友，暂时称他维尼吧，标准北京土著。

他的前半生我特别羡慕：升学压力要小得多，功课也不是很沉重，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去看华尔街日报，去球场挥汗如雨，去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去搞什么模拟联合国。

而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华尔街日报，我们以前的高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郊游和像模像样的活动，偶尔请个噱头很大的励志演讲家还要学生搬着凳子坐在隆冬的寒风中，因为会议室太小，容纳不下。

他不用那么辛苦去参加高考，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就可以在去我们这些小镇青年眼中的名校，哪怕成绩次的没法看，也会被“扫”进一所本地三流大学，而那所三流大学我可能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去，因为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中留给山东考生的名额太少了。

关于和他的关系我在其他文章写过，在此就不赘述了。一开始和他认识确实是因为他是猪大肠哥们儿我是猪大肠前女友这样的裙带关系，不过后来和他成为朋友就是因为脾性，喜好，思维方式这些很形而上的东西了。

他和我一样，是个很纠结龟毛的人。有次谈论到改变，我说我其实挺怂的，害怕改变。

他说他也是。

他说他高中的时候也面临过抉择，父母想送他出国，可他不肯，他害怕改变，放不下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末了他笑着说，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也笑。面对他难以击败的优渥，我只能掌控好自己的分寸，表现淡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虽然心里难以平静。那年我还在高中复读班里，和绝大多数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样，关心最多的还是分数和高考，愁眉苦脸地围在门口布告栏前看成绩，战战兢兢挤在千军万马摇摇晃晃的独木桥上。得偿所愿还好，事与愿违便惶惶不可终日，怕去不了好学校，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前途，追不上节节高升的房价。

这一切的惶恐，都被这个少年优越的烦恼击打地溃不成军。

而我只能低着头，掩饰疲态强颜欢笑，任一股悲凉从爬满虱子的华丽长袍放肆地钻出来，席卷全身，默默地骂一句，“他妈的。”

你坐拥一切。

而我拼尽全力，此生也可能依然平庸。

5.

还是维尼的事。

高考完他去了北理，大一暑假应征入伍，通知书红得耀眼。

他的动态里配字一行：天涯路远，我去看看。

而我除了钦佩他的勇气，更多的是艳羡。

换做是我，如果不能确定这两年收获颇丰，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都不会轻易选择两年的蹉跎。

后来维尼也对军营生活失望过。他说，感觉之前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高数题也做不出来了，可能之前的决定确实幼稚了吧，现在接触到好多不一样的人和事，觉得自己变得自私冷漠了。

我只能安慰他，会好的。

他接着说，其实很多时候危机感都是同龄人给的。比如我现在就觉得你比我厉害多了。能够做自己想做的，第一本书很快也要出了。

我苦笑。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殚精竭虑地写文，就算出了书，热卖了，不外乎是，拿着似乎还光鲜的履历，北上广飘着，组个小小的隔断间，连外卖都不舍得叫，独身在外病都不敢生。或许会办个简陋的婚礼，然后拿着自己微薄的薪水，和丈夫一起还车贷房贷，像所有漂泊在外挤公交地铁的通勤者一样，行色匆匆又麻木。

6.

但那又怎么样呢。

之前有一篇红遍网络的文章《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作者这样说：

差距固然存在，但并不令人绝望，正是差距和为弥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才让人更有满怀热望地奔跑。

有一天我的孩子在和同学讨论父辈的奋斗史时，或许我不是最体面优雅的一个，至少还可以是曲折有趣的一个。

于是我心中的愤懑消散了。来日可期。

午后阳光撒在身上，玻璃晴朗。

这是我十九岁最心思澄明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