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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公是实实在在的农民，40年代闹饥荒，一日三餐变成了三日一餐，就是那时候，外公失去了父母姐弟，仅剩的哥哥带着他逃荒到了如今的家乡，一个生育我母亲的小乡村。
外婆是土生土长的富农女儿，家有联排的瓦房，大亩田地，还有两头驮了太公半辈子的老水牛。直到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所有的家产如釜底抽薪一般掏之而空。太公的八个子女，适龄的早已赶在“打地主，分田地”号响声之前成了家。
而我外婆，因为八岁那年突如其来的小儿麻痹症，失去了灵活的腿脚，自此“瘸腿姑娘”的外号跟了她十余年，直至嫁给了我外公。谁要再喊一声“瘸腿姑娘”，外公便扛起锄头砸人家门，那一身小山丘般敦实的肌肉，唬起人来比锄头还管用。
外婆常说，在50年代，“地主的女儿”就跟瘟疫似的让人恨之咬牙切齿，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身有残疾了。早做好孤独终老的打算，未曾想还能遇见外公这个不嫌她出身和病患的穷小子。
外婆时常打趣：“若不是那土改政策，我即便身有残疾也能嫁个比你外公更好的男人。但幸好啊，幸好有那场土改，不然你外公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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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的寒暑假，我都是在外公家度过的。我非常喜欢混在外公的身后，下田犁地上山打猎，可比在城里看电视玩跳皮筋有趣得多。
外公还是个猎户，家里有一杆比我高出许多的猎枪。我觉得非常酷，可外公一直叮嘱我：回了城以后，不能在城里说，否则他就要被收了猎枪，以后我就再也吃不到新鲜的兔肉了。虽然我很想跟同班的小伙伴炫耀，但还是为了这一口贪吃嘴给忍了。
直到某年红枫满山的深秋，外公上山打猎，花了眼，靶子瞄向了人，他才知道自己真是老了。所幸那人命大，枪子儿顺着他的胳膊擦边而过。外公四处奔走，花了不少钱才保下了那杆饥荒年代捡回的猎枪。对于外公来说，活下来的记忆远比一口饱饭更让人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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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农耕文明的山村，还在流传着野狼的故事。外公家的乡村还有一座当地比较知名的风景山区，据说那座山顶上遥遥可见的望火楼里，就住着一个独眼老人和一只野狼。我和姨婆家的表妹纠缠了好久，外公才收起犁地的锄头，开着他新买的拖拉机带我们去了那座向往已久的望火楼。
怪我骨子里特有的不安分因子，那一天却差点酿成了一场大祸。
道路整改还没有修缮到家门口，山上泥泞，拖拉机开起来更加不稳。没有午休就被我嚷嚷着磨出了门的外公，显然精神略显了疲惫，而还是孩童的我和表妹，眼见着可以玩乐，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只是催促着外公再快点。
下坡、空档、恍惚，都在一瞬间发生，我们感受到突然失控而加快的车速，在外公的草帽被逆风吹走的瞬间，开始慌了，拖拉机发出令人恐惧的轰鸣声向路边的陡坡冲去……
“我就听见孩子在尖叫，老远一颗老树抖了好多下，就心想，坏了，出事了。”山上的农场住了好些户人家，他们向外婆复述起当时的场景。
外公在拖拉机发疯般冲向陡坡前，便跳下了车硬生生将车头往陡坡前的老树方向引去，我和表妹才能安然无事地坐在医院的长凳上挨着母亲的训斥。
而外公被救时，左腿被压在车头的轮胎下，白骨赫然地戳穿了皮肉。那一刻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后悔一辈子”的滋味，甚至连进病房看一看外公的勇气都不再有。
所幸手术很成功，外公左腿安入了一块钢板，医生说修复半年便可以行走了。
我明显地感受到外婆听完这番话后松了一口气，不断地说着：“老天保佑啊，我们老两口瘸了我一个就够了啊。”
是啊，老天庇佑，让这凌厉黑夜的步履迟来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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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桥头走，我在桥尾走，腿脚走不动，喊你却不回头。”
家乡的老人在伤心时，总会把不舍的情绪唱成歌谣。外婆嘶哑的声音，如扣心坎，在我耳边回响。她保持侧躺的姿势已然整夜，眼泪模糊了双眼，却还是努力望着房门口的方向。
黄纸遮面，寿衣裹身，长明灯长夜未灭，那里躺着的是我外公。
那是春分的第二天，但春天显然只做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乡下的夜晚依旧冷得刺骨，寒气透过地上的草垫穿透膝盖，冻得人生疼。我看着外公从偏大的袖口里漏出的指缝，带着常年干农活儿留下的黑泥，像在用一柸黄土告别这一生。
外公的出殡在凌晨四点整。
在去往火场的路上，我和母亲乘坐的小车被突然变道的货车擦撞，好在小车损伤，而人无大碍。外公的灵车渐渐从清晨迷雾里淡出视线，我回想起那年在山坡失控的车祸，外公即便离开后，也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着我们。
火场里清冷寡凉，殡葬师用略显刺耳的声音唤起外公的名字：“遗体已经烧完，还有块钢板烧不透，你们一并收走吧。”
我用尽一夜未眠后仅剩的力气保持站立的姿态，终在听到这话后瘫软在地，溃不成军。
往后的日子，我庆幸自己有健全的身体和灵魂，因他倾尽全力的保护而不畏迷途。
这是25岁里最灰暗的色调，也是25年来堪为幸运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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