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婚礼

        母亲十五岁嫁给了父亲。

        母亲现在坚持说是17岁，父亲也站在母亲这一边，说他二十岁把母亲迎回了家。爷爷奶奶去世后，十四岁的父亲先跟着他大姐、大姐夫四处奔波，后来跟着他二姐夫和续姐一起生活。姥姥和二姑夫都居住在一个叫西添浆的村子里。

        母亲结婚前和父亲经常见面。有一次，母亲和其堂妹在地里拨她二伯的红萝卜吃。父亲背了个箩筐刚好从附近走过，见此情景，他毫不客气地赶过去也拔了几个，全然不顾母亲的感受。

      相亲时，母亲并没有和父亲相见，是姥姥和大姨“接见”了父亲。父亲当时腰杆直直的，后背不像现在这么驼。母亲“钦点”父亲时，他正在合作社里弹压棉花。姥姥和大姨忙里偷闲地“观赏”了一番，回去后，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母亲开了生活单：一对银镯子，两串银手箍，一副银耳环，一支七星银簪子，两匹黑蓝布。

        父亲一见生活单罗列的礼品，马上变了脸：“老天爷，我哪有那么多钱！不说了，我不和她说了！”

        父母称之为老财邪 的中间人不愿意了。他对父亲说：“允许人家和你不说，不允许你不说！”

        父亲急了：“那她不是贴上我了吗？”

        “是的，人家就是贴上你了！”老财邪针锋相对。

        看到父亲手足无策的样子，老财邪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不要怕，有我给你做主呢。”

        父亲赶到县城，找到一家较有名气的银匠铺，打制了母亲所要的首饰，除了少给一副银手箍，其余都按照母亲的心愿置办了。姥姥给母亲做了一件棉袄，那是姥姥用橡壳染成的一件黑色布料做成的。嫁妆是一个木箱子。搞笑的是，这是姥姥到一个望风而逃的地主家里“淘宝”回来的。母亲不同意我的所谓姥姥给母亲偷了一件嫁妆的说法，坚持说姥姥偷偷“抬”了人家一个箱子。这箱子，现在就放在我家二楼，黑色的油漆深锁着尘封的记忆。我打开了箱子，里面杂乱地堆放十几条布袋。这些装粮食用的袋子，有些看起来还是崭新的，看来是被父亲当着宝贝一样藏在这里。现在它们已经成古董了，有文物贩子专门收购。

        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来到济源，被解放了的父母，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向小二黑和小琴同志学习，唱着“男二十，女十八，自由结婚才合法”的曲子，到乡政府所在地东添浆登记结婚。结婚证是一张巴掌大小的一片红纸，父母也不懂珍惜，不知什么时候把它给弄丢了。

      登记时，政府问母亲：“你愿意吗？”

      母亲大声回答：“不愿意，我来这里干啥？”周围人都笑了。

        轿子是一辆马车加个棚子改装而成，两匹骡子充当脚力。西添浆村的杨财通赶着马车，无偿为父母一样的新人服务。父母的婚礼更像是集体婚礼，父亲不认可我的看法，但母亲却说，车子到哪家就把新人放到谁家的门口。

        婚床是土改时，父亲瓜分地主老财的战利品。父亲胆小，怕地主反扑，只要一些不值钱的别人看不上眼的东西。没想到这些东西却在父亲结婚时派上了大用场。这张大床，实木打造，木隼结构，非常结实。这张床，父母享用了几十年，它跟着父母从西添浆村搬迁到东郭路村，又从旧居换到了新家。新世纪之初，父亲才把它送给了来强哥应急。

        结婚当天晚上，按照济源风俗，年轻人要闹洞房。年轻人有的藏在屋前房后“听”房，更有甚者，有人会瞒天过海般地直接钻到新床底下来一个大变活人出来。父亲的窗户下面放了一张桌子，几个人争着去“听”，把桌子弄倒了。

        母亲对父亲说：“有人在外边听房呢！”

        “老鳖壶听呢！”父亲不以为然，“那是拴柱家的骡子在扑腾呢。”

        话音刚落，包括我二姑夫在场的几个听房人都失声笑了起来。

        父母结婚已经六十四年了，养育了我们兄妹八个。他们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都没有送养一个子女给别人，个中艰辛，只有亲历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今年八月份父亲住院，我在医院陪护。那天，他和母亲通完话之后，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和你妈这么多年一路过来，咱村可不多见。你和秋将来老了，能像我们一样相互照看，就挺不错了。”

                    2011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