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好久的父亲那晚咳嗽得特别厉害，母亲把我们喊起来，她一个人摸黑去了大队赤脚医生二先生家。
穿窗而入的风，将微弱的油灯火苗吹得乱晃，父亲咳嗽了几声，挣扎着抬起头，张开嘴巴，努力看了我们一眼，他好像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我至今记得，昏暗的洋油灯下，父亲眼睛睁得很大。
母亲回来时，点亮了被风吹灭的洋油灯，远远望去，父亲睡得正香。二先生背着药箱，俯下身子给父亲把脉，然后，摇了摇头便转身走了。天塌下来了，母亲紧紧抱住了哥哥、我,还有年幼的妹妹………
家里陆续来了几个人，大姑老爹和一个本家大大帮父亲穿衣服。老队长通红的眼睛望向母亲。母亲指了指床前的踏板和两扇大门，意思是用它们改做棺材。
老队长摇了摇头。队上一个卖肉的大伯说，古溪有户人家有口棺材，只不过是松木的。母亲听说后，当即将家里快要出栏的壮猪贱卖了，又向伯父借了50元，凑齐了父亲的棺材钱。
父亲下葬的那天，伯父和姑姑跟母亲发生了争吵。起因是母亲拒绝为父亲穿孝。这在农村来说意味着母亲要改嫁。伯父说：要走，你走，没人拦着你！最终，母亲没有为父亲穿孝。
在众人的指责声中，母亲为父亲办完了丧事。
家里冷冷清清。每一个经过我家门前的人，都会伸进脑袋看看，母亲是否还在家里。
第三天，大老爹端着饭碗，蹲在我家门口：“秀银（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借了我五元钱……”
小叔背着个草篮子，跟在我母亲后面：“我家那几斤玉米就……”
……
母亲说：“你们放心，我现在还不起，将来我肯定会还的。”
“不要不要，我们只是说说。”众人像是事先约好了的一样。
偶尔有亲戚来串门，母亲便会十二分讨好：“在我家吃饭吧。”
来人头摇得像拨浪鼓：不不不。
父亲是个宰羊的。父亲在的时候，家里来客人，都会舀上一碗羊汤，撒些葱花，切些羊肺，那时，也没见哪个说要走。
母亲跟我们说，她不会杀羊。
一次，一位亲戚家砌屋上梁，众人提议合买一副中堂外加一个挂钟，平均每家出5块钱。母亲东凑西凑弄了3块钱。老半天没好意思掏出来，便起身回家，正好被队上的仁华叔看到：“哎，二嫂子，你的份子钱呢？”
母亲尴尬地说：“我只有3块钱。”
“3块就3块，你跑回家干什么？我们不能让你做矮子啊。”
“既然这样，那中堂上就不要写我们家的名字了。”母亲觉得歉疚。
后来，仁华叔还是把我们家的名字写上去了。从亲戚家吃饭回来的时候，每人手上多了只回礼袋子，里面装了几只苹果和橘子。我们家袋子里的苹果和橘子是小的，还有坏的。母亲不说话。因为我们家只出了3块钱。
后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母亲出人情时都是叫别人把钱带过去。这样母亲不会因为自己的钱不多而抬不起头，亲戚也不会因为母亲的出现觉得丢面子。皆大欢喜。
有一回，一位亲戚家的女儿结婚，母亲将几只刚刚开始生蛋的母鸡卖了。正准备把人情托人送过去，亲戚来了，跟我妈说：你明天就不要去了，我们两家，以后人情上就断了吧。不是嫌你们家穷，关键是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不容易，你不要有其他什么想法啊。
母亲像蚊子一样“嗯”了一声。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亲戚越来越少。遇上农忙插秧，我们家很难找到人帮忙。有一次伯父看不下去，叫在他家插秧的人来帮我家插。母亲招待人家吃饭的时候，伯父突然将筷子放下，指着我母亲喝道：难怪每年农忙你找不到人帮忙，你看你煮的鱼，都是虫蛀的！母亲什么也没说，一个人跑到锅门口，双手捂住了脸……
桌子上的鱼，是过年时队上分的。母亲将鱼头剁下来煮给我们吃了。鱼身子腌好晒干留下来，等有亲戚上门或者农忙找人干活时再拿出来吃。时间长了，有的被虫蛀了。
晚上睡觉时，母亲对我说：不怪你伯父，只怪我跌落（没用）。
收稻脱粒时，我和哥哥人小，抬不动柴油机。所以每年脱粒，我们家都是最后一个。记得有一年，终于轮到我们家了，队上一个男的，时不时地往母亲身边靠一下。母亲实在忍不住了，便推了他一把。隔了一会，那男的说，他太瞌睡了，叫母亲一个人慢慢做，他要回去睡觉。我记得，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母亲养了一些鸡，鸡蛋换油盐酱醋，公鸡卖了给我们做学费。有一年我们家的公鸡卖给队上的一个人，他一直没给钱。母亲向他讨这笔钱时，他说，公鸡是他妈妈买的，要钱向他妈妈要。可他妈妈已经去世了。为这事，母亲气了好多天。所以，那一年我就没交学费，也就一年没有拿到书。母亲一直为这事内疚。她说，如果给钱了，我就能拿到书，说不定还能考上个什么学校。
1992年，我家卖了几头大壮猪，晚上请帮忙捉猪的人吃饭。伯父对大家说：“佤巧兰（我母亲）在队上从来没有被人说过闲话。她是对得起佤老二的。”当时，母亲在锅上盛饭，听了这话，突然放下铲子，跑到锅门口，双手捂住了脸……
前不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我说：你辛辛苦苦把我们兄妹三个领大，也没有重新嫁人，可你当年为什么不肯为父亲穿孝？
“我当时一分钱没有，根本拿不出钱买布做孝衣。”母亲微笑着说。
望着微笑的母亲，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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