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长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过年对我而言便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它辞旧迎新，也让我老了一岁，更怕明年。
只不过儿时不知何为痛，也不识愁滋味，只知道过年要放爆竹、走亲戚、收压岁钱。
每年过年都在冬天，既不是寒冬，也不是暖春，处在冬和春的交织点，“春风送暖入屠苏” 说的便是此意。
每逢年前，一家人开始忙起来，久违的团聚，早已淡化了过去一年的劳累。母亲笑着，父亲乐着，一起备年货，一起腌腊八蒜。平日的忙碌，让他们聚少离多，好容易盼来的年，才让他们形影不离。
过年不打孩子，凡事年后算账，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当然这规矩只针对我，所以我过年时从来不敢造次，毕竟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我最喜欢抢着贴对联，每次贴之前还经常置父亲的叮嘱于不顾，倒福贴成正福，正财贴成倒财，更让他们哭笑不得的硬是把对联贴反：“万事如意步步高，一帆风顺年年好。” 他们也抓住了我的把柄，只要明年收入减少，就生搬硬套怪罪于我，让我百口莫辩，从此贴对联时更加小心翼翼。
那时候也喜欢放爆竹，往往一个人的时候胆子很小，一群人聚在一起时胆子很大。在爆竹里面最危险的当属“二踢脚”，正式名叫双响炮，地上一声响，天上一声响，响彻大地，震慑晴空。父母看着危险，不让我放，我便找机会和儿时伙伴一起溜出去，商量着如何筹钱、购买几只、谁来燃放。胆子大的女孩子也和我们一起，为了彰显男子气概，平日里胆小的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想博得女孩子的欢心。有些大点儿的孩子会手持二踢脚，引线点燃的那一刻我们都屏住呼吸，爆炸的那一刻吓得我们眼都直了，谁要是拥有这项绝技，便是孩子帮里面的老大，但我胆子小，从来不敢尝试。
儿时很喜欢走亲戚，每次去拜年不仅有压岁钱，还有各种我从未尝过的美食。收完钱，吃完饭，我乐不思蜀不想走。今年住在大姑家，明年住在二姑家，一张厚脸皮并不觉得这样会打扰别人，反而乐在其中。但人家也是招待客人时才做得丰盛，平时简简单单，味道普普通通，样式平平常常，都是寻常百姓家，万家灯火皆一样。可那是我执拗地像头倔驴，死死抓住别人家的饭碗不肯松手，每次都是快开学了，不得不回去，自己才不情不愿地被遣返家中。自家和别人家的氛围差距之大，那时感受不到，回头再看，原来是拥有的自由截然不同，还是自家悠闲自在。
那时的春晚，别有一番风味，赵本山还在演小品，崔永元还在主持节目，李咏依然笑口常开，潘长江还很活跃，赵忠祥是春晚的常青树，而今似往事随风。
跑不出的过年，跑散的童年。
名家笔下的过年不尽相同，鲁迅在过年时依然悲愤，梁实秋直言不喜欢过年，对于过年，回忆最完整的当属丰子恺和老舍，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老舍用地道的北京话，将春节写成一副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
儿时过年的场景，也像一副活脱脱的民风风情画卷，只不过年还是那个年，味道却没有那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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