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
虽然我们同胞子妹有六人之多，但由于一个个都早早地离开了家乡，实际上我与哥哥姐姐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甚至有点生分。
听说母亲去世后，最初是二姐照顾我的吃喝拉撒，二姐去新疆后，三姐照顾一段时间。
大哥是在老家结的婚，可他自师范毕业后就在外县教学，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大嫂是大队干部，没时间顾家，也许是不屑于顾家。
后来又生了侄女、侄子，家里就更显得干活的人少了。
我记事的时候，三姐去姑姑那里了，原打算在那里也能落下脚。
当时父亲在木工厂当厂长，厂止设在西党南边一里多地的段庄，干活、吃住都在厂里。我跟随父亲，每天就在厂区里混达，好像还有其他叔叔家的小朋友。
木工厂一天三顿饭照常吃，也没怎么饿着；最艰苦的时候是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性缺少粮食，饿死不少人；木工厂的情况不算最坏，我吃过用棉籽壳熬的汤菜饭，嚼不烂，卡到嗓子眼咽不下去。
乡亲们看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天天带着孩子上班也不是事儿，就张罗着给说媒。
前面也曾介绍过几个，父亲担心家境贫困，会连累人家，都给拒绝了。最后碰到一个对方也有困难，同样需要组建个新家度日的，才应允下来。
继母来我们家时，我才五岁多；她还带过来一个女孩，名字叫小织，比我大四五岁，我叫她织姐。
家里总共就三间土墙草顶的房子，三辈人一大家子都在一起吃住。
估计是继母照顾那么多孩子忙不过来，又或许是大嫂本身就嫌弃继母，两人经常生气、吵架。
没办法，不得不分开过了。老房子留给了大哥大嫂他们一家子住，父亲、继母带着织姐和我基本上是扫地出门。
祖上信奉耶稣基督，爷爷那辈传下来一个礼拜堂，就在我们之前那栋住房的后面一点，也是三间麦草盖顶的普通房子，不过墙体是用碎砖砌成的。
这个礼拜堂应该属于大伯、二伯和父亲三兄弟的共有财产，当时对信教活动有限制，就闲置下来当磨方了。和大嫂她们分开后，我们就搬到这里面来住了。
尽管是拼凑起来的新家，毕竟是个家，我也过上了正常孩子的生活。
门前就是来往行人的通道，也垒不成小院，家里只散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一头猪喂一年可以卖四五十块钱，鸡下的蛋基本都换成油盐酱醋了。
父亲原先所在的段庄木工厂是公社办的，后来分解到各个大队，不知什么原因，没干多长时间就停业了。
父亲对庄稼活也了如指掌，木工厂解散后又被大伙推荐为生产小队的队长。
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交交公粮，集体再留点，分到个人手上已经所剩无几了。
为了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些，父亲既要安排好公家的活，还得抽空忙自家的自留地。
最后又把紧挨礼拜堂后面闲置的宅基地也开垦了出来，用土掺麦草打成一米来高的防畜矮墙，围起了一个小菜园，种了满满一园子各种各样的蔬菜。
起初继母也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她裹着小脚，走路、干活都慢，加上她是前夫死后改嫁过来的，时常遭人冷落、排挤。
后来继母和父亲一商量，索性不再干集体的活了；反正在家做做饭，喂喂猪和鸡，纺纺棉线，织织土布，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也闲不着。
农村的娘儿们喜欢嚼舌头，看继母还不到五十就不参加集体劳动了，由原来的瞧不起，反而羡慕、嫉妒开了。
主粮靠生产队分点和自留地里收些，副食品基本都来自饲养的猪、鸡和小菜园；加上继母勤俭操持家务，日子虽不算富裕，但也勉强够吃够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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