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有着十几亿信徒，随着二十世纪末来的“宗教复兴”，其数目还有扩大之势。作为一个全球性宗教的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历时两千余年，形成一个浩瀚复杂的系统，早已远远超越信仰层面。历史上基督教对政治及社会的影响妇孺皆知，自从313到392年狄奥西多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虽然历经教派纷争等诸多问题，但直到18世纪，基督教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强力性干预和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神权与政权的关系已被人说烂，无需再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也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源泉，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文化面貌和思想观念。

但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罗马时期无疑具有重要地位，甚至说是最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不仅是耶稣降生，基督教形成时期，还是基督教由弱到强、由被压制、边缘化到被册立、中心化的过程。只有这两个过程的完成，才使基督教后世直至今天两千巨大影响成为可能。

但随着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还原耶稣时代甚至使徒时代的原始基督教已是不可能，长期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代的还原采取众多迂回手段（如出版小说性质的畅销书而不是论文专著），但仍是阻力重重，这里面的原因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言明。也许保持现在这种被大规模改造后的基督教面貌的稳固性更为合适，这里亦不再涉及众多原始基督教（耶稣时代到保罗之前）的很多问题，集中于使徒保罗以后的罗马下的基督教。

一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发展及罗马统治者态度的变化

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中叶的巴勒斯坦地区，它是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群众运动幻灭的产物，先知约书亚关于“救世主”的预言终于在1世纪“兑现”，但显然约赛亚的预言是在犹太教系统下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耶稣是个犹太教徒。以耶稣为起始的“基督教”是公元出犹太教大分裂下的一个小派拿撒勒派。虽然此派为犹太当权者不容被逐出圣殿，但无疑他还是个犹太教派。由于处死耶稣的问题，我们一般都感觉犹太教和罗马是合作的关系，但从历史上说，犹太教是长期和罗马对抗的，即使其大分裂很大呈上也是由于出于反抗罗马的观点不同。

显然，罗马统治者没有把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进行根本性的区分，罗马总督彼拉多处死耶稣的罪名是“自称犹太王”，这显然是对犹太人抗罗马的惯常做法（实际上耶稣也多次如是宣称）。这样早期基督教显然处于被打击的位置。

但到使徒保罗那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长期反抗无望，加上保罗本身就是罗马人，一方面基督教开始真正向纯粹“宗教化”发展，另一方面抛弃了明显的反抗罗马的色彩，处死耶稣的脏水也被反泼到犹太人自己身上。保罗之后的基督教在成分、性质、组织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反抗罗马、建立犹太王国的成分消失，现实要求转化为天国幸福的幻想。罗马统治者最终意识到了基督教对自己威胁的减弱，并最终加以利用，公元313年到公元392年这个过程终于完成，基督教成为国教，地位无可撼动。

还有一个方面是思想教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众所周知，基督教全盘接受了犹太教的《旧约》，当然，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远不止这些。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上帝唯一的思想，继承了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但显然，以《旧约》为代表的犹太教思想在地位上难比《新约》，尤其是上帝与犹太人“契约说”地位更是迅速下降。以希腊化犹太人司提反和罗马人保罗等为代表的改革者，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进行了大规模变革。最终以《新约》的形式和组织的变化完成了被犹太教或犹太教色彩的变革。“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天国报应说”成了基督教的核心。

显然，这些教义绝对不是社会革命政治的宣传，而是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意志和内心信念，把现实社会的斗争与要求变为赎罪修行。现实社会变的无足轻重，“信不信耶稣”“悔不悔改”成为人于世的最大价值的斗争点。“一切成为上帝的”无疑让罗马统治者发现了基督教的特有价值，并加以控制、扶持和利用。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以异教徒的身份主持了尼西亚宗教会议，树立“三位一体”派为正统，制定了信仰准则《尼西亚信经》，确立教会法规、加强教会组织和主教权力，甚至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耶稣的神性”。

这样表面上看基督教看似对犹太教在教义上，尤其在上帝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当然我们只是从文字意义上来分析，涉及到信仰每个字的分析都有为复杂，“和子句”之争在非教徒普通人开来没多大意义，但在教徒那里呢完全是另一回事）。但“神”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如果说在犹太教那里，上帝更多的是“律法”意义上的，那么在基督教那里上帝更多的是“天国”意义上的为上帝“献祭”和“服务”成为世人“救赎”的唯一途径。自保罗潜性驱逐出彼得和耶稣家人（以故意忽略，造成“盲点”等形式）以来到《圣经》编纂完成的“神化”过程最终完成。“为神”的态度对于日渐衰落、理性减退、幻想辉煌重现的罗马帝国来说，无疑是诱惑满满又可以加以利用的。

二  罗马帝国皇权强化下的基层基督教传播

“上帝的意志”往往成为基督教发展史上唯一的动力解释，尤其在教徒那里。《圣经》里上帝允许撒旦测试约伯的忠心在普通人看来不见得光彩，即使最后允许约伯进入天堂也是过于残酷。一切不好解释的尤其矛盾百出的东西都被归为上帝的意志（这样说不是出于信徒的眼光，而是出于非信徒接受信徒说法的眼光），但显然，就像信徒所言，上帝的意志也要在现世实现，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哪怕是上帝到的意志，也要通过现世来实现。

在现世里，罗马皇权的强化就像人的堕落与拯救一样是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姑且不论，但皇权的强化不管是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都对基督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尼西亚会议上，如果没有确定耶稣的神性，那么至少现在的《圣经》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要说的是不管是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现世里某些变化之间的因果变化是实在的，罗马皇权强化对基督教的影响也是如此。

从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万神殿中就被当成神来信奉，不肯接受“偶像崇拜”的基督徒无疑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也是基督教最初与罗马冲突的原因之一。以“奥古斯都”为号的皇权神化在是不为基督教所接受的，他们只承认唯一的神“上帝”。

但是，事情发展来看，显然没这么简单。皇权的极度强化终于导致元老院的崩溃。从屋大维开始，帝国早期的皇帝们还或真或假地对元老院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屋大维的“奥古斯都”之号也是元老院“赋予”，元老院还演出了“劝进闹剧”。元老院名义上仍然代表罗马人民，享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元老院这一历史悠久却已行将就木的机构也在这虚假的荣耀中延残喘，康茂德在位期间，由其姐姐策划的偶然的暗杀事件，使得皇帝决心清洗元老院。当那些古老高贵的家族纷纷被康茂德诛灭，元老院已无可挽回的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甚至屋大维使其更甚，并再也没回恢复过来。更为实际的是，元老院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变，元老院的组成人员不再家族巨富，而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熟悉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元老院对罗马的重要性。元老院看是与平民对立，但虽然与平民有过几次著名冲突，但不像通常认为的腐朽不堪。在罗马取得自己的地位是与奉献国家挂钩的，就是当年屋大维也要靠举办大量慈善、表演并供养军队来赢得民众。参加元老院是要为国家尤其是为军队和公共事业奉献的，拿的钱越多，话语就越有力。元老院与平民不是简单地对立关系。元老院的崩溃同时也留下了公益事业的真空。罗马的公益事业向来是由那些富有的，出身高贵家族的公民来主持的(这也是他们取得自己政治地位的主要方式)，他们把这种事业看成是一种极光彩和体面的向整个罗马展示自己家族并愿意自掏腰包。凯撒在担任罗马市政官之后由自己出巨资进行公益事业，就欠下了巨额债务，几乎破产。当没有这些富有的家族支撑，政府又出于惯例对类事务不闻不问的时候，整个罗马城的公益事业不免陷入停滞状态，大浴场、角斗表演、慈善、交通、甚至安葬无不如此。而这种公共事业上的正好被基督教会所填补。

教会宣扬信教者皆兄弟姊妹，力所能及的信徒均应当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固定的比例赈济贫苦的弟兄（中世纪甚至还有了专门为教会交的“什一税”这是后话）。为了在主面前博取功绩已进入天堂，许多基督徒甚至将自己的财全数捐献给教会。当时各区的教会普遍从教会的财产中拿出资金，用于接济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还在真正实施耶稣的教诲，等基督教势力庞大后，尤其中世纪教会高高在上，这样的行为就少多了，更多的靠的是精神和“恐惧”来维护在民众中地位）。原来号称“出于民，代表民”的元老们既然都早已成了皇帝唯唯诺诺的奴才，基督教会几乎成了平民阶层唯一的代言人和救济帮助者，教会自然在中下层民众中迅速地成长起来，赢得拥护。尽管罗马帝国官方仍然怀着复杂心情看待着这一在民间日渐流行的新宗教活动，但基督教在民间茁壮成长的势头已然不可抑止。基督教在罗马深深扎下了根。

如果说宗教最初靠什么赢得了群众，很大程度上不是信仰，而是实在的帮助与利益，而后才使教义。就连《圣经》里，除了十二门徒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忠实信徒，耶稣最初的事业还是通过种种神迹还获得教众，这些神迹大家都知道是看病、给食等实在行为，而不是呈现光环。基督教在罗马皇权极端强化摧毁元老院而导致的公共事业真空时期，通过自己的实在行为，迅速赢得了民众。

另一个方面，在皇权强化的后期，由于皇权的日益孤立，自康茂德始，皇帝唯一值得信任的就只有军队了（这也是罗马帝国残喘多年的支柱），后来禁卫军首领权力之大让人咂舌，就像唐末宦官专权一样控制皇帝。

出于对罗马人的戒备，大量野蛮人被招入军队，这些人在帝国体制中长期居于边缘地位，对罗马人以朱庇特为父，自傲为神的后代颇为不屑，此时出现的基督教的信者就可以得救、宣扬人人皆兄弟的耶稣则轻而易举地成为这些被帝国压榨的子民们的精神支柱。康茂德在位期间基督徒已经充斥了整个本都全境。随着这些信仰基督教的野蛮人大规模的应召入伍，并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基督教也在罗马帝国的军队中广泛地传播，到公元286 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由于罗马的高级行政官员大都是由功勋卓著的军官担任，更何况军队在罗马帝国后期极其显赫的地位。这些基督徒士兵在爬上帝国高位的时候，也将基督带到了罗马的上层社会。基督教逐渐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流行。而当君士坦丁发布诏书，“劝谕”全国臣民信奉基督教，并以基督教会的最高保护者自居，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事实上的国教。基督教自下而上终于“攻占了”罗马。

三    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反应

无论怎么说，必须得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取得自己的地位更多的还是自己努力地结果。但不管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怀柔、控制、压制或利用，还是事后的“追加”，统治者的政策对基督教的发展还是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般认为，基督教在罗马经历了从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予以默认,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 再到承认其合法性, 并且最终基督教提升为国教的过程，并且说这是出于政治考率的结果。但显然，在被视为犹太教一个分支时期，才是基督教与罗马对抗最激烈的时期。罗马先后处死了“施洗者”约翰、“救世主”耶稣，耶稣死后教会领导者耶稣的亲兄弟们。至于通常认为的迫害时期则复杂得多。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有人认为基督徒受了“十次大迫害”，他也认为基督徒受到的迫害不计其数，涉及面积极大。但现在看来没几件大迫害称得上规模（事实上“十次大迫害”没有任何一次赶得上基督教对所谓异教徒不计其数的规模化迫害，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左右烧死的所谓异教徒不亚于“大迫害”），罗马时期，实际上只有249——251狄西乌斯时期和257年几年瓦勒良时期算是比较纯粹的的宗教迫害。不管是暴君尼禄还是戴克里先等迫害基督教的原因都是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没有能长期坚持的，基督教在下层群众的广泛传播和在军队里的泛滥最终是迫害无以为继。

现在看来，从整个时期上看罗马，对基督教是怀柔与限制是主要方式，当基督教与犹太教完全剥离开来（图拉真大帝就不再不他们混为一谈），尤其是纯粹宗教化之后，控制与利用就成为主旋律。偶尔额某些皇帝出于重整罗马雄风的迷梦而对基督教加以强力镇压外，大多只能听之任之了。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徘徊，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取得了合法地位，基督教最终“攻陷了”罗马。

公元306年, 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君主,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未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他吸取戴克里先宗教政策失败的教训, 完全改变了其基督教政策,在其统治区域内, 使基督徒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此后, 伽勒里乌斯也意识到在罗马帝国气息奄奄情况下维持宗教宽容的重要性, 公元311年他（以伽勒里乌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的名义发布）在弥留之际颁布一个宽容敕令。而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米兰敕令”的详细指示，“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要知道庞大的罗马帝国算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放弃了以太阳教为代表的信仰，差不多二百多年完成这个过程已是不易）， 而基督教也开始与帝国的政权合流。从313年起, 基督教不仅取得合法的地位,而且基督教已经逐渐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

君士坦丁开始了还开始了基督教的官方化。他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君主, 其宗教政策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的内部事务也产生直接影响, 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对教会严加控制, 使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以异教徒身份主持召开“尼西亚会议”, 他掌握着会议的进程, 使持异议的主教达成一致的观点,通过了一个信经和二十条教规, 构成基督教正统信仰的主要内容。尼西亚会议最终制定了被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接受的信经, 后世称之为《尼西亚信经》，正式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 标志着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成熟，更为重要的事，这次会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圣经》编订计划彻底消除了“耶稣与使徒时代”早期基督教的痕迹，保罗以来的基督教自身变革完成了集大成，基督教真正成为一个“奉‘神为神”的宗教，完成了某种质变，并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宗教形式延续至今（即使后来的三大教派分裂，也很难说在这点上有根本性变化）。这次会显示出基督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最终联合。弥留之际的君士坦丁于迁都之后做出了有一个重大决定，接受洗礼，这不仅仅一个个人形式，也标志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四    回望罗马化基督教实际

毫无疑问，基督教是三大世界性宗教里，系统最为浩瀚和复杂的一个，单单是罗马时期的基督教就因素繁杂，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在笔者看来罗马下的基督教是和犹太教尤其是早期基督教密切相关的，基督教在罗马的发展基本上“自下而上”的，基层平民和军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统治者在对待基督教的问题上，政策历经了一个长期甚至反复的过程，但还最终还是以比较主动（说被动也未尝不可）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它，并在罗马帝国后期尤其君士坦丁及以后完成了基督教的定型。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史出于过分的“神化”出发点，片面突出基督教受迫害的程度和“上帝意志”，而回避一些实际状况之嫌，这里一并指出。

参考文献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剑桥插图本罗马史》，（英）沃尔夫   著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基督教简史》，陈庆庄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耶稣的真实王朝》，（美）詹姆斯·泰伯  著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耶稣传》，（法）欧内斯特·勒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版《圣血与圣杯》，（英)亨利·林肯 / (新)迈克尔·贝金特 / (美)理查德·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世界文化史》，裔昭印著

陈舒    《论罗马皇权强化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王亚平  《论基督教从罗马帝国至中世纪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