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姚木兰。林语堂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姚木兰可以说是寄托了林语堂的道家理想。
书中，姚老先生曾对木兰说：“孩子，物各有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养。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
姚老先生对她的教导一直灌输着道家哲学里面最直接也是最深奥的人生道理，姚木兰是道家的女儿，她的一生也是道家思想的写照。从富家生长享用一切物质的安适，后变为村妇，过幽雅山居的生活，及最后变为普通农民，成为忍苦、勇敢、伟大的民众大海中的一滴水。
姚木兰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到抗日，她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代具有传统教养的女儿。她享有过富贵，有很高的心灵天分和很好的生活感觉，即使在后来人生情况很差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过这些，她保全了自己。
但是姚木兰毕竟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现实中有没有这样完美的女性？
有，那就是杨绛。
杨绛一生的经历、思想和作品，无一不是隐隐暗合道家的思想，她是一个现实版的姚木兰。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病逝，享年105岁，而她早就借瓦特·兰德的诗写下自己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 / 和谁争我都不屑 / 我爱大自然 / 其次就是艺术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 火萎了 / 我也准备走了。」
在现实生活中，钱钟书夫妇暗合道家是思想。钱钟书杨绛夫妇，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他们不做寿，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自甘淡薄。
到了晚年，钱钟书和他们的女儿离世后。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从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在2014年7月17日迎来一百零三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作“打扫现场”，每天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多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
道家哲学里面关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意，教导我们学会认清时势，顺势而为，以自己生存的最佳状态，做到自己对世间的价值最大化。
杨绛的文学作品也在为这样的道家思想做注脚。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这样写到：“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隐藏好自己、同时冷眼看世情，是杨绛十分重要的人生信条。
李健吾说过：“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杨绛的确很有沉默的、遁世的智慧。无论是隐身于苇帘后面，还是隐身于孤女（她的很多小说以孤女为主角）的卑微身份，本质上都是为了使自己免于暴露在别人的视线内，同时令对方充分暴露在自己视线里，“人在明、我在暗”，能更方便、更细致地观察别人，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曾记述了一个颇富象征意味的情节：杨绛等牛鬼蛇神们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上挂着两个破苇帘，有人提议撤掉，杨绛认为，有这个帘子在，里面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有利于看清对方、保护自己，后来实践证明果然如此。
隐身是道家法术，毫无疑问杨绛的“隐身”智慧，植根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并经过对生活、对人性的细致观察之后，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处世技术。这种智慧的核心在于，藏身暗处静观默察，永远不跟现实正面对抗，永远顺势而为，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这是一种自保的智慧，钱杨夫妇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相对很少，与这种智慧不无关系。
对比当时众多作家的遭遇，老舍投湖、傅雷自杀……只不过这样的杨绛，显得太过聪明而现实。学者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这样说：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
杨绛翻译过哲学著作《斐多》，她说“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但是杨绛思想上崇信的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行动上却遵循着孔子的务实原则，
学者王彬彬说：“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文学需要一定的天真，而杨绛这种过于务实的智慧，的确造成了作品的局限性，影响了其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
推荐：《我与先生王蒙》
[作者]方蕤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相伴近六十年
王蒙与妻子崔瑞芳（方蕤）
相遇、相恋、相随的那些难忘的青春
©内容简介：我和王蒙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五十多年来始终在一起，彼此不曾分开。我们曾有过一贫如洗的日子，蒙受过各种屈辱；我们也拥有过“荣华富贵”，受到过怀疑和误解。我和他从京华帝乡到遥远的边陲，从故乡到天涯海角，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五星级酒店到地窝子，飞过太平洋，漫游大西洋……一切的一切对我全然都不重要。我的生活信条是：只要我和王蒙在一起，即使前方有个悬崖，必要时我也情愿跳下去！
©作者简介：方蕤，本名崔瑞芳，女。作家王蒙之妻。1933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她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历任北京109中学、乌鲁木齐三中、七中、十四中与伊宁市二中教师，生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离休高级教师。陪伴丈夫王蒙将近六十年，于2012年3月去世，享年79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