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子道》）
以礼安志，以类使言，类与礼一样，是儒道的最重要部分，类，主管言语，讲道理。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大略》几乎相同的句子在《非十二子》中出现）
根据言可以区分圣人、君子和小人。言语不多，但是很有分寸，合乎规范，是君子。小人话语多又无节制，像水流汪汪漫延。圣人多言而类，既可以放松言谈，不必像君子那样拘泥节度，更不会像小人那样散漫无度。从中可见，类，进入了高于法度的自由之境，既有节制，又左右逢源。荀子笔下，作为圣人或大儒者，与类同时出现的特征，就是应变：
（大儒）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儒效》）
面向“险”，是未知的状态，大儒却可以“应变曲当”（杨倞 注：“曲当，谓委曲皆当。”）类，是否拥有面向未知而应变的功能？
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非相》）
成文而类，出口成章，合乎类的规范。类的应变性表现在，没有预谋却应变不穷。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制》）
用推类方法决断，明察秋毫，应变不穷，这就是能够推究事物的本原。
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臣道》）
在“遇变”“无方”的非常态下，“推类接誉”——依类相推，应接会通——显示其独特的作用，并且可以“曲成制象”（杨倞 注：委曲皆成制度法象。），推类具有在千变万化中确定规范、建立法式的作用。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
法和类，不是独自存立的铁律，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因人而存亡的。没了人，就无所谓法和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法和类，于是就有圣人、君子、小人之分。所以中国思想最讲究人的修养，荀子也不例外。
君子洁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不苟》）
君子整洁自己的身心，因而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聚拢来了；完善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来响应了。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
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富国》）
类具有同一性。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解蔽》）
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解蔽》）
在复杂的万象中，类可以达成统一。人类认识的差异性，会出现两意相害，所以要统一，这就是“壹”，壹是在两当中择一而壹。荀子提出“虚壹而静”的重要思想。
所以，类，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同时是一种人生态度：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正名》）
通过比较，可以认清类与不类的区别。首先是俛然而类与啧然而不类对比，啧，是大声争吵，那么，俛，就是府身恭敬了，不必再过度解释成为“贴近人情世故”，类与不类表现在言说态度的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呢？君子之言，精、类、齐。精是精深，像涉水过河一样；齐是整齐，把参差不齐弄成整齐划一；类就是富有条理，不必叽叽喳喳，有条不紊自然府身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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