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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菊与刀》刻画了一个日本人形象。

他出生在“等级制”的思想“监狱”里，既是囚犯又是狱卒。监狱规则：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他是历史的“负恩者”，是一切的负恩者，他有恩必报，报皇恩、亲恩、主恩、师恩。这是他对“忠孝”的义务，对“社会的义理”。

他把名誉视作生命，爱惜羽毛，有仇必报，这是他“对名誉的义理”。

他时刻隐忍，却信奉“人生得意须尽欢”，他爱洗澡、爱吃饭、爱睡觉、爱罗曼蒂克；爱沾花惹草、爱与艺伎玩乐、爱自慰、爱酗酒，他说这是“人情”。

他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因为有无数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他信奉“耻感文化”，以“耻”作为行为规范，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评价。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实现的，一旦他离开了约束的环境，就会变得畸形，再也回不去了。

文化的矛盾、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带来的“道德困境”，让他期望通过“自我修养”逃脱束缚，从此海阔天空任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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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的人喜欢泛读、速读；有的人喜欢精读、细读。

为了兼顾这两类人的读书习惯，全文分为两部分：

Part 1：3分钟带你读懂《菊与刀》

用最简短的语言概述整本书，以期满足读书时间紧迫之人。（850字，大约需要3分钟）

Part 2：精读《菊与刀》

详细和大家分享讨论书中的观点。（1.3万字，大约需要30分钟）

说是精读，也不尽然，全书共26万字，我用了1万字总结，必须要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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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3分钟带你读懂《菊与刀》

想读明白一本书，你得知道书的作者，成书的背景目的、结论、核心观点，书名含义以及世人对此书的看法。

1. 作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学者，《菊与刀》作者

鲁斯·本尼迪克特，女，哥伦比亚全职教授，文化人类学专家，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

1934年提出“文化模式”的理论，可总结为“文化是人格的放大”、“人格是文化的缩微”、“文化的可塑性”、“文化决定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应”。

1948年，因冠状动脉血栓病逝，享年61岁。

2. 背景及目的

二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政策。

对德国，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

对日本，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像对付德国那样进攻日本本土？

第二，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致保存天皇？

3.结论

日本政府会投降。

不需要攻击日本本土。

应极大限度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应保存天皇。

战争结束，美国政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意见一致，事实发展也如她所料。

4. 核心观点

• 等级制（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 负恩者（人生来受恩，终生负恩）
• 义务、对社会的义理（有恩必报）
• 对名誉的义理（爱惜羽毛，有仇必报）
• 人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 道德困境（道德冲突、耻感文化）
• 自我修养（打破矛盾，随心所欲不逾矩）
• 儿童教育（幼儿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矛盾的根源）
• 其他（明治维新、战争中的日本人，战败后的日本人）

5. 书名含义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作者以此命名的含义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6. 外界评论

有人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有人质疑：作者以偏概全，资料谬误、主观臆断，此书毫无学术价值。

有人否定：此书不过是美国人写给美国政府和国民看的政治论文。

据统计，此书日译本自1948年出版后至1996年，重印超过100次，印数超过230万册。

在美国，《领袖周刊》有文章把此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

这些都表明了，此书经久不衰。

是非对错，自留予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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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精读《菊与刀》

目录：

-01. 方法论
-02. 等级制
-03. 恩
-04. 人情
-05. 道德困境
-06. 自我修养
-07. 儿童教育
-08. 其他
-09. 社会反响
-10. 总结

1. 方法论

作者开篇先讲方法论，即如何研究，研究时应持何种态度。

1.1 如何研究？

当时正值二战后期，不可能允许作者深入日本，实证调查。所以作者采用的是“遥查”，这就说坐在美国调查日本。

通过读日本文学，看日本电影，访美国战时“日本人隔离收容所”中的美籍日本人。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手资料。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抨击这本书的原因。但能通过二手资料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也是难得。

美国 日本人隔离收容所 日本人隔离收容所 营地

1.2 研究应持何种态度？

1）求同存异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家。

我们在评价外国文化时，总不免带上有色眼镜，要不觉得别人的文化像玫瑰，要不就觉得像大便。总之，“月是故乡明”。

但是人类学家在研究民族文化时，应摆脱这种主观情绪，而人类学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被训练成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持中立态度。

也就是要“求同存异”。

2）共性是沙子，差异是蚌口中的珍珠

文化间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

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做分析时，喜欢通过调查资料、调查问卷等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找趋势、找共性。但探索民族文化时，这种方法就不合适了。

文化，尤其是在邻邦之间，相似性是比较大的，比如日本和中国。日本的很多文化是从中国引进的，尤其是中国明朝。比如官位制度、佛教、道德等等。日本的很多文字与中国汉字也相同。

共性那么多，日本也没能成为另一个中国。因为日本在文化引进时进行了大量的去中国化，加入更多的“日本特色”，以适应日本的政治、文化需求。

这就像中国古代统治者引进儒家、佛教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有利于统治的保留，不利于统治的，要舍弃。

所以，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的差异才是比较不同民族、文明的核心。

3）不能想当然

一般研究喜欢想当然，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们常常被教导：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如果是思想、观念相同的文化之间还可以。如果文化差异巨大时，这种自我代入分析是非常离谱的。

比如说：你想研究泰国人妖的生活。然后你把自己代入，假如自己是人妖，你会做什么，这怎么做？这不是研究人妖，而是在研究另一个你，一个正在意淫着的自己。

举这个例子很简单，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在做文化分析时，这是通病。

既然是病，就得治。

在对日本文化进行解构分析时，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入挖掘。

2. 等级制

日本等级制.jpg

等级制是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词汇。

等级制是日本人最重视的行为准则，它是信仰，就如同藏人信仰活佛一般。

等级制，就是各安其位，各守本分。

1）首先是忠孝

所谓忠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为弟纲”。

中国人的忠是忠于皇权，以家族为单位，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史书或者电视剧中“诛九族”的记载。
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中国人的孝也是以家族为载体的，而家族是以姓氏为前提的。

日本人也学了，但是规定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用姓氏。每一个姓氏是一个封建领主。所以，日本人是对领主尽忠的。
日本人也学“孝”，但孝不过三代。日本的家族联系系其实很淡薄，所谓的“孝道”只是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孝”，日本人也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有时只是表面功夫。
也许实际上，儿子支配父亲，妻子支配丈夫，弟弟支配哥哥，这都无所谓。凡事表面关系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典型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其实准确点说，是不是婊子大家不关心，是什么样的婊子大家也不关心，但是牌坊要立，而且要立得金碧辉煌。

特权之间的外观界限不会因为有某人在背后操纵而受到破坏。

2）其次是礼仪、辈分、年龄

日本人重礼仪。大家知道日本人爱鞠躬，爱下跪。这是一种表现。
日本人重辈分、年龄。晚辈要坚决服从长辈，弟弟要坚决服从哥哥。

中国皇权时代，父亲要给身为贵妃的女儿下跪，因为女儿代表皇权。
日本人学了个十足十。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
日本人喜欢鞠躬，鞠躬也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在何种场合，向谁鞠躬，鞠躬多少度，鞠躬的方式都有规矩。

日本人在礼仪上有个“表里如一”的优点，无论家里家外礼仪都一样不少，说起来，在家里礼仪更多。因为日本人的礼仪就是从家里学来的。

3）然后是阶层

通俗点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首先，你要认命。你是老鼠的儿子就只要打洞，不能干别的事，否则就是逾矩。
其次，你要自信。老鼠的儿子和龙凤的儿子没有什么不同。

要说有差异，也是只是阶层不同。
老鼠的儿子干不了龙的事，龙干不了凤的事，凤也干不了老鼠的事。要是干了，也是逾矩。

幕府时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阶层制度。
所谓阶层从上到下依次是：天皇、宫廷贵族、士（武士）、农、工、商、贱民（比如说入殓师）。

说说贱民，当时不把贱民当人，也不把贱民的聚集区当成“人”的住所。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当时的人也用微信统计步数，经过贱民区的路途是不算的。
贱民不是人，贱民的房子不是房子，贱民的路不是路。

幕府将军将各个阶层完全隔离，以便实现政局稳定，且便于统治。

士不能劳作，要从农民手中收贡，要靠“大名”赏赐。士要做的就是忠诚，战争年代要为主君打仗，和平年代无所事事，就附庸风雅。

农只能劳作。好处是，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且禁止买卖。坏处是，农民的税负很高，一般到40%，最高时期达到80%。

当然，农民被压迫到了极点，可以反抗。幕府也允许抗议请愿，而且50%的时候都会站在农民一边。但是，起义领袖要被处决。因为他侵犯了“等级制”，属于不忠。而农民们也认可这种处决。所以在处决刑场上，他们默默观看，然后回去建祠，奉为英雄。

阶层无法转化，压力无法释放，就会引发动乱。

所以幕府默认了一种方式，阶层升级。只是默认，官方是不承认的。

商人虽然在阶层中位居底层（下面还有贱民），但是有钱。
有钱可以变相“买卖”农民土地，成为地主。
有钱可以与底层武士通婚。
有钱可以送儿子去武士家做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要舍弃以前的所有身份，姓氏。但是下一代转身一变，就成了武士。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幕府显然知晓这个道理，为农民、商人指明了一个方向，一个舒缓怨愤的渠道。情绪有出口，自然就政权稳固。

之所以花大篇幅讲阶层，讲等级制。因为等级制是日本文化的框架，是日本人诸多文化表象的根源。

等级制，说到底就是一个牢笼。一个让人心甘情愿接受并信仰的牢笼。

这是对日本文化构建的第一个标签。

3. 恩

八公义犬

3.1 负恩

1）人生来负恩

日本文化认为，人生来就是负恩者。恩即恩债。

负谁的恩债呢？历史的恩债，过去的恩债，现在的恩债，每天与别人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恩债。

能不能不负恩债呢？

不能。

恩是被动接受的。从你呱呱坠地开始你就承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你的一生就是在一张个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里。

2）恩的种类

1. 皇恩。受于天皇之恩。

2. 亲恩。受于父母之恩。
3. 主恩。受于主人之恩。
4. 师恩。受于师长之恩。

3.2 报恩

有恩又如何？受着不就是了。

不可以，有恩必报。

人们普遍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所以日本人不愿意多管闲事，招惹麻烦，因为那会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

比如别人给你递了一根烟，如果你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往，那就会感到很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

为什么过意不去，你有恩于我，我却无以报答，这让我背上了莫大的感情债，寝食难安。

那怎么办？

报恩。

必须报吗？非报不可。

好吧，怎么报恩？

报恩的方式分两种：

1. 义务。

2. 义理。

1） 先说义务。

义务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不情愿。义务是对骨肉至亲（直系亲属）、祖国、天皇应尽的责任。

而且义务无止境，报答不完。简单来说，你一辈子都还不完。有哪些呢？

（1） 皇恩

对天皇、法律、国家的责任。你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如意，就必须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所以，你要对天皇尽忠。

神风队员自杀式攻击是报答皇恩，战争中全体战死或自杀也是报答皇恩。他们用生命使“陛下安心”。

天皇一纸诏书，日军就放下武器。他们在用遵守和平的办法让“陛下安心”。

枪都抵住敌人的喉咙了，他们也能放弃。因为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
也就是说，即使是投降，最高的法律还是“忠”。

但是天皇也是人啊，是人就会犯错啊，为什么对天皇的要求就那么低？

其实不是，不是要求低，而是没有要求。这种无止境无条件的忠是有原因的。

除了皇权神授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

你看，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几十个朝代，日本则从来没有。

天皇是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和存在。

（2） 亲恩

对父母、祖先、子孙的责任。

对父母，要孝顺，要无条件服从。父母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父母让你休妻，你再不舍得也要写休书。

父母做了错事，儿女要承担责任。

日本电影中有个故事：

有一年，农村大灾，一户农民想把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女儿的老师不忍，向村民筹集了一笔钱，但是老师的母亲把钱偷走了（其实不差钱）。

儿子知道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儿子的妻子发觉了真相，写下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在自己，然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

事情宣扬出去后，母亲在这场悲剧中应负的责任无人过问。
儿子在尽了孝道以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后坚强地经受类似考验。

这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孝”。

多说一句，日本的孝道还有一个特点：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相当刻骨的相互怨恨。

2） 再说义理。

义理就复杂了，它渗透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义理是契约性的，受恩者报恩是不情愿的。可以说，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义理。

义理是情义债，无论多大代价，必须还，不还没面子，遭世人谴责。

但是义理是有止境的，可以还的清的。可以理解为借债还钱，当然只是这么理解，真正地义理可要复杂的多。

义理具体又分两种。

1. 对社会的义理

2. 对名誉的义理

（1）对社会的义理

可以理解为契约型的，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不是生来就有的。比如说：

• 对主君的责任

在幕府时期，将军以下是大名。武士对主君的忠就是义理。武士对主君的忠要远胜对将军的忠，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当然，这是古代的标准。

义经与牟庆

• 对姻亲的责任

儿媳对婆婆的责任，姑爷对岳父的责任。儿子侍奉亲生母亲是义务，可以打折扣。对姻亲的义务不能含糊，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履行，否则会被世人谴责。

• 对非近亲的责任

比如叔伯、外甥、侄子的责任。这不叫孝，孝仅指父母、祖父母。帮助这些近亲不是受过他们的恩，只因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要报祖先的恩。

• 对他人的责任

比如别人给你钱，工作上帮助你等等。

（2）对名誉的义理

• 要坚忍、自我克制

遇到任何事，都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哪怕是装的也行。

• 生活要与身份相符，否则就失去了自尊

比如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

类似这种规矩比比皆是，细思极恐。

我们认可的是，你有钱就可以买更好的。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

• 要守本分，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能做

《论语·为政》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责任。

比如说：教师不能承认自己无知，企业家不能承认经营失败，外交家不能承认外交方针失败。

• 受到侮辱，或遭受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

有必要的话，可以报复。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报复不被看做是侵犯。有点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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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类需要报复的义理冲突事实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日本人会竭力避免引起有关名誉的“义理”问题。

比如说：找中间人传话，这样就避免了直接遭受羞辱。
比如说：制定各种礼节来缓和冲突，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

日本人是尚礼的民族，跟避免“义理”冲突少不了关系，尚礼正好可以让人们极力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争端。

很多人认为日本对侮辱很敏感、热衷复仇，其实是有偏颇的。日本更愿意对名誉的义理添加种种特殊限制。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映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现在看来，义理也没那么难理解，但是听听下面这个故事。

德川家康一位家臣听说，德川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是对武士尊严的侮辱，决不能容忍。

于是，这位家臣趁着江户内乱未平，与敌人勾结，纵火烧毁江户。

日本人认为这也是符合义理的。

武士对主君忠是义理；向主君复仇也是义理，因为主君侮辱了他，这是对名誉的义理。

但是如果不能复仇怎么办？
尤其是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的经济难度，使复仇行为转入隐秘，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

最极端的针对自身的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

从对名誉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可以洗刷污名，还可以赢得身后好评，何乐不为？

切腹仪式

4. 人情

人情，即私欲。

按理说，日本的道德准则极其重视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似乎应该坚决抵制私欲。但其实不是，日本主张培养私欲。

但前提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你看，他们又把生活变得难以处理。

日本人喜欢的肉体享乐有：

• 热水澡。

热水澡讲究的是，出浴时浑身绯红，状如熟虾。而且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 冷水浴

以前，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或者，往身上泼冷水，睡前一次，凌晨一次，早上中午日落各一次。他们谓之“锻炼”。

• 睡觉

他们睡觉就是为了睡觉，不是为了明天积蓄精力。他们可以想睡就睡，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 吃饭

日本人在闲暇喜欢烹调各种美味来品尝。日本人也通过绝食锻炼意志。

• 浪漫主义的恋爱

虽然这跟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日本人认为，结婚就只是传宗接代。

上流阶级有钱畜养情妇，其他男人多数会去与艺妓或者妓女玩乐，而且是公开的。妻子会为出去玩乐的丈夫梳洗打扮。妓女也会给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即使不高兴，也只能忍着。

他们认为这是“人情世界”的事，对“孝的世界”是一种解脱。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

过去，日本人去妓院很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广东，妓女亲自坐在人前，任人挑选。后来，日本人注意到西方人的非议（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有关“名誉”），改为在妓院外面悬挂照片。

艺伎

• 同性恋

只是有限制，不能影响家庭关系。

而且，只能攻，不能受。否则，有损人格。（注：但是总归有受，何解？）

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界限（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不过他们的界限和我们的不同。

• 自慰

这个不用解释，包括现在也是，市面上、电商里的自慰工具，多来自日本。

• 酗酒

饮酒是一种乐趣，只是一种消遣，正常的人不会为它所困。而酒鬼，从来都少见。

西方人认为肉体与精神是冲突的，而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从来不是罪恶。日本人从未认为需要同恶进行斗争。

他们说这正证明了日本的优越性。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同自己性恶的一面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自己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

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对于私欲的态度并不会导致自我放纵。相反，他们把报恩，履行义务作为人生最高任务，适当时可以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

按他们的话说，享乐，只是消遣而已。

5. 道德困境

5.1 道德冲突

忠、孝、恩、义务、义理、人情等属性构成了日本人的道德地图。

它们各自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详细的特殊的行为准则，而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影响。

比如武士在没有被主君侮辱之前，遵循对“社会的义理”中的“对主君的义理”，要求尽最大的忠诚；一旦被侮辱，就可以背叛主君，因为这是“对名誉的义理”。

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军队死战；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后，“忠”要求放下武器，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丝毫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所以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时丝毫不会有心理上的苦痛。

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独立的世界并不独立，他们往往有交叉。有交叉，必然要有取舍。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

日本的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喜剧电影经常表现这种冲突和矛盾。比如：忠与孝，义理与人情、义理与义务等等。

日本有一部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在民众心中知名度很高，广为流传。

四十七士物语

大意是说：

幕府时期，各地大名需定期觐见幕府将军。有一次，有一大名（浅野侯）被任命主持仪式，但是他是地方出来的啊，不懂规矩，就像幕府中一位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但是他不懂规矩没有送礼，那位大名故意让他在仪式上穿错衣服。结果仪式上浅野侯发现受了侮辱，就刺伤了吉良侯。

从名誉的利益上说，他的复仇一种德行；但是在将军殿上拔刀就属于“不忠”，所以将军赐浅野侯切腹自杀。

浅野侯的家臣如果按照“对主君的义理”，有义务一起切腹自杀。但是有一位家臣（大石）觉得切腹不足以表现他们的义理，他们应该完成主君没完成的事（杀死吉良侯）。

按惯例，策划复仇的人必须实现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限期之前如不能完成复仇，就必须放弃。
但吉良侯是宠臣，幕府必然不会同意。而不经幕府批准就报复属于“不忠”。

但是，他们心有不甘，集结了42位家臣，卧薪尝胆，抛妻、弃子、弑父。最后，终于报了仇。

他们报答了义理。但是他们必须也要“尽忠”。

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是这样说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义理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

另一个例子是孝与爱情的冲突。

比如母亲不喜欢儿媳，让儿子离婚，即使有了孩子，即使他们再相爱，也必须离婚。在家庭里，妻子的地位处于最边缘。

近代以来，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和冲突，并尝试去改变。他们尝试把“忠”置于道德制高点，以简化义务体系。

后来又尝试把“诚”作为至高境界。但是到最后也变了味。诚更像是是忠2.0，孝2.0，义理2.0等等升级版本，可以理解为“热诚地遵循日本道德规范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

不管日本人怎么努力、改善，他们的道德体系一直是多层次分散状态。

5.2 耻感文化

与“罪感文化”相对。

罪感文化是指：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而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

作者没有对耻感文化直接定义，而是将其基本特征与“罪感文化”作了概括比较：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来行善。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耻感文化就是注重礼义廉耻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评价。

那怎样是耻辱呢？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

这样文化培养就像是是流水线作业，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道德标准。

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很多日本人离开日本到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能适应原先的生活了。

对他们来说，那种规矩烦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牢笼。

6. 自我修养

日本京都大德寺

日本人重视自我修养，事实上是希望通过自我修养提高驾驭生活的能力，进而达到“圆熟”境界，从而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主动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

自我修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日本人看来自我修养的代价，不是自我牺牲。在日本，为他人服务，其背后的义务的强制力也是相互的，这是义理的要求。这种传统的约束力使得他们不会白白付出，因此日本人从不认为存在自我牺牲。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培养能力。

如精神驾驭术，强调培养精神超越肉体极限的能力。占时日军军官通过不让士兵睡觉来训练他们的自控能力。

说到底，所谓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目的是为改善他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

修养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第二层次是圆熟，或者说练达。

圆熟的表现是“无我”。

无我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地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也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注：观我即正在观察着的我，观察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看到日本人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说，当这类心理负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

就像久不锻炼的人想要跑步，刚开始时迈出的腿像灌了铅一般，浑身酸疼。但是坚持过了这一段跑步疲劳期，身体开始适应，跑步开始变得轻松。

这其实是一种高压下的自我麻痹，实际上等你再次疲惫到无法行走时，你已经严重透支了体能。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有点类似印度瑜伽术。瑜伽派极端崇拜禁欲苦行，认为这可从轮回获得解脱。
日本也会禁欲苦行，但日本思想中没有“轮回”、“涅槃”这种设定，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不感兴趣。不求往生，只注重现世报。

在修行方面，日本人重视冥想、自我催眠、入定的神秘修行方法。精神训练方面则讲究“当头棒喝”，一语惊醒梦中人。

圆熟的顶端是“就当死去而活着”。意思是：虽然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既然死了，就无须再为行为是否恰当而忧虑，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死者也不必再报恩，总之，他们自由了。

日本人认为：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7. 儿童教育

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日本人文化、道德层面的枷锁、矛盾，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从小教育的结果。

其实完全不对，事实全然相反。

日本人从少年到青壮年到老年，思想、行动自由呈现出U型抛物线。

少年时期（<9岁）和老年时期（>60岁）最自由，青壮年时期必须在等级制、恩和义理下生活。

9岁之前，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原谅（这段时间是“不知耻的自我”），家长倾向用嘲笑和讽刺来促使孩子听话、成长。日本人也爱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9岁以后，孩子就会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打击。

在大多数社会中，一般家是避风港。得到家族认可的人，就能得到家族的充分支持，也敢于与家族之外的人对抗。

但日本社会不是，只有得到家族之外的人认可，才能得到家族内的支持。

别人不赞成、不认可你，你就“侮辱了家庭名声”，在家里就没有你的地位。这可以看作是耻感文化的一种表现。

这种经历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

正是这种儿童教育与成人社会的双标准让人难以适从，给孩子的心灵蒙上极大阴影。

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儿童教育差异的另一方面是男女教育。

男女教育差异更大。

女孩从小只接受一种教育：男尊女卑。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优先，女孩是没有份的。

在成为妻子之后，女人的义务只有：无条件服从丈夫，对丈夫忠贞。

但婚姻往往是父母做主，那就不能指望男人对妻子有感情。所以有些男人会转而迷恋上其他女人，情人、艺伎、妓女。

所以，妻子只能求助于日本人通认的手淫习惯。自农村到高贵家庭，妇女都会秘藏有用于这种事的传统器具。有时，也会偷偷寻求婚外情，但都是极其小心的。

8. 其他

8.1 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 伊藤博文

1）本质：

• 不改变等级制本质的社会大变革。

• 让日本有能力、有野心去征服世界，输出自认为优越的等级制，完成其“大东亚”的梦想。

2）改革特点

（1）政治上，建立以等级制为原则的新框架

• 原则：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

• 共识：权利大小无所谓，但是不能僭越，无论高低。

• 普选的众议院有质询批评政府的权利；非普选的贵族院有任命、决策、预算等实权。

• 高层职位被垄断，基层（市町村）享有充分自治（除任命法官、警察、教员外）。

（2）宗教上，完全的强制和完全的自由

• 完全强制：国家神道（神社），宗教性质的非宗教，更像政府机关，全民必须信仰。

• 完全自由：除此之外，宗教自由。

（3）军事上，能力至上，相对独立

• 全民皆兵。

• 士兵以能力决定升迁去留。

• 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直接向天皇汇报。

• 军部对内阁有一票否决权。

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所以如果军部对内阁不满，撤回委派的军队将领，即可让内阁解体。

军队的无限制权力为战争输出提供了巨大便利。

日军侵略中国时，尽管当时的外务省做了保证，关东军仍然武装占领了满洲，这只是军部首脑趁内阁意见不一致、决策未定之际，支持当地司令官的一个例子。

（4）工业上，两极分化

• 政府制定计划，创办并用财政补助企业，待企业壮大后，贱卖给财阀，如三井、三菱财团。

• 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只能选择家庭小作坊。

8.2 战争中的日本人

战争中的日本人

1）“等级制”输出

日本人认为：
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日本人认为：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位置，进而形成统一的世界。首先，“大东亚”国家是统一人种，英美俄应该滚出去，然后由日本建立大东亚的秩序。怎么建呢，日本做的最好，必须要帮助自己的“难兄难弟”-中国。而可笑的是，他们的帮助方式是占领。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依赖，就像现在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无论是否认可战争，大东亚的等级秩序必须建立的信念深入每一个日本人心中。

2）精神力量高于一切

日本《每日新闻》：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日本高层：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

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不可缺少，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

所以，战争的失败不仅不能让日本人清醒，反正更加变本加厉，极端偏执地认为是对自己的磨炼。

3）一切如我所料

城市被空袭，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塞班岛溃败，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菲律宾失守，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这就是日本人用来麻痹自己的武器。

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使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身边来的。

换句话说，败得越惨，事态就越顺利。

即使敌人来了，我们会死。但是这是决然不同的。因为这是我们主动去死。

你看，连死都是我计划好的。（此处，可脑补日本军人的临死表情：轻蔑再加上一点傲慢）

4）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美军在瓦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部队下的命令是：我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

日海军有一条诫令：被鱼雷攻击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

这关系到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对这种精神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5）天皇的影响

裕仁天皇

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天皇永远不会错。

好战者认为自己在“尊奉圣意”。
厌战者认为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只是被东条被军部骗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天皇永远都是对的。
天皇不对的时候，请参照上条执行。

所以，许多日军战俘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去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即使长枪已经抵住敌人的喉咙，也会立即停止战斗。

如果天皇下诏，日本人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6）日军的不人道

二战 日军

日本人认为：伤病员是废物。死亡才是影响的归宿，精神的胜利。所以，请你去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医疗服务匮乏的原因。）

日军撤退时，军医会在临走前，枪杀所有的伤病员，或者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军奉行“不投降主义”。即使自杀，也不会投降。俘虏说，投降了被俘虏了，以后回国再也抬不起头了。

对自己的同胞尚且如此，对待占领国更是变本加厉。

7）战俘们的180度大转变

有些战俘要求处决自己被拒，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俘虏。”

然后，他们指出军火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配置、与盟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

仿佛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确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既然选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失败了，就在选一条路全力以赴。

当然，开头说了，“有些战俘”，还有少数顽梗不化。

8.3 战败后的日本人

重光葵代表日本签字投降

日本战败后，美国决定占领政策：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盟军司令部的职责是向日本政府下达指令。

很多人认为，这是纵虎归山，终会养虎为患。

实际上并没有。

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屈辱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而且坚定不移地执行，正是因为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日本人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

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抛弃这种方针。

他们接受了战略所包括的一切。

但是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这些结论未必正确。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解放日报》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隐藏的更加隐蔽，时刻注视着，等待着。

从我们的角度看：战后，日本领导人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原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曾发表文章：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绝不是“草木皆兵”。文中称：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国人须丢掉幻想。

9. 社会反响（评论）

1）支持者

• 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

• 异地考察日本文化，材料翔实、描绘生动，令人叹服。

• 有些结论能刺到日本人的“痛点”。

2）反对者

• 以偏概全。

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做“日本人”的普遍心理。

如：
以日本军人推断日本民众。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虐待俘虏，军部一直粉饰隐瞒，就是因为怕国人知道非难。
以部分日本人推断全部日本人。
以古人推断今人。

• 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

• 论据不足。书中的论据并不足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

10. 总结

1） 《菊与刀》在说什么？

《菊与刀》向我们刻画了一个在等级制的牢笼里挣扎、矛盾、期望自我救赎的日本人形象。

他生来就是负恩者，时刻想着的就是报恩。他的一生要承担对天皇、对父母的义务、承担对社会的、对名誉的义理。

他们也不甘时刻隐忍，所以他们不吝于纵情享受，这是他们道德概念里的“人情”。

他们面临着文化带来的道德困境，期望能通过自我修养突破矛盾，从而逃出各种规则的束缚，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幼儿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

2）关于本书

本书的第3、5、6、10章花了非常大的心思，写的非常好。

第3章提出“等级制”，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基础。作者指明：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终规定人们行动和思维形式的则是等级制。这个观点在全书中屡屡引用，论据也最充分。

第5-6章写负恩与报恩。逻辑性、可读性都最好。这两章重点说负恩和报恩，刻画的形象非常鲜明。

第10掌“道德困境”提到一个概念：耻感文化，作为罪感文化的对立面出现。

其实，耻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举足轻重的。
儒家把“礼义廉耻”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
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

而“人情”、“自我修养”、“儿童学习”、“明治维新”、“战争中的日本人”等等章节，更多的是在向读者灌输之前的结论并试图解释一些现象。但作者明显在这方面搜集的资料有限，有时候得到的结论不是那么有理有据。

而且在这些章节的行文上，颇有些“形散意不散”的散文做派，一会说东一会说西，虽说彼此都有些关联，但总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3） 结束

经典只是反映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剖面。

历史在前进，文化在进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

今日人们眼中的日本与1946年作者的眼中的日本在某些地方的变化已是翻天覆地。

但经典就是经典。

它能让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中，去感悟、体会过去的日本。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