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颜渊问为国之道。孔子说：“推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戴周代的冕，乐舞则取法于舜时之韶。并该放弃郑声，远绝侫人。因郑声太淫，而侫人太危殆了。”
推而广这，孔子是说，时间问题，天文用夏的历法；空间问题，交通发展，要用殷商的车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乐则水准更高了，用虞舜时代的乐风最好了，对于当时郑国的音乐，靡靡之音要遏止，要远小人。用计谋、用手段的人多了，国家社会就很危险。
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于时代，而且包容万象，并不限制于某一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精神，后人并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因为文化是集人类文化发展之大在成的，必须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为邦的道理，就是这样，不是呆板的。孔子对颜渊说，对于为政，不能墨守成规，不能落伍保守，而是要注意文化历史的发展，采用每个时代的精华。
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许会说，用欧洲人民主精神，用中国人的人治制度，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等等。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的编排，把这两句摆在这里，作为本文的小结论。从事政治、个人做人，都要以这两句话作根据，随时随地要有深虑远见，不要眼光短视，否则很快就会有忧患到来。小而言之，个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国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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