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杭州佛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中国佛教讲经交流基地，连续六年的全国佛教交流会均在这里举办。它是一座软硬件设施齐备师资力量雄厚的省级佛学院，分为男众部（教理院、艺术院）和女众部（外语班），在国内外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说起杭州佛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得到太虚大师支持、由巨赞法师参与创办的武林佛学院。
美国佛教会会长妙峰法师重游母校
民国时期，佛教处于新旧转型的关键时期。世俗社会上，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形式上虽完成了统一，事实上却是军阀割据，各地政府与乡绅借口举办新式教育，驱僧占庙，强夺庙产。佛教内部，一大批有眼光的大德高僧开始呼吁佛教改革，以奋起自救，主要措施是兴办佛教教育，其作用表现在：一可以培养适应新时代的佛教人才，提高僧团素质；二可以改变当时世人心中的经忏佛教、死人佛教的负面印象；第三点是最关键的，可借此化解庙产兴学之风对佛教的摧逼。尤其是第三个作用，有利于保护寺庙财产，因此还得到了守旧的寺庙住持们的积极响应。于是各个寺庙争相开办佛学班、佛学院。今日港台与大陆的高僧大德，无不是那个时代的青涩僧中学子。
灵峰探梅（昔日武林佛学院所在）
其时在杭州，也有若瓢、巨赞等人联合各大寺庙，在今天西湖十景之一“灵峰探梅”的灵峰寺，兴办武林佛学院，由太虚大师亲派演培、妙钦、会觉等弟子主持日常教学事务，培养了妙峰法师（美国中华佛教会会长）、自立法师（菲律宾隐秀寺住持）、唯慈法师（菲律宾普贤学校校长）等一批佛教人才，使武林佛学院一时间几乎成为青年僧人向往的佛学殿堂。
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曾派弟子主持武林佛学院
巨赞法师曾担任武林佛学院院长
一、武林佛学院的创办
杭州武林佛学院的创办，有赖于著名兰竹画僧若瓢等杭州诸山长老和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的共同努力，它采用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学校教育系统的组成模式，由杭州佛教界各大寺庙住持组成一个董事会，然后由董会聘请佛学院院长开展日常的教学教务工作。
说到武林佛学院，必然先要提到它的创办时间，陈荣富《浙江佛教史》认为是1946年12月25日开学[1]，冷晓的《杭州佛教史》、《近代杭州佛教史》也采用这一说法，但笔者未在其他资料中看到有如此明确的记载，不知其依据何来。
演培法师任教务主任
演培法师（右三）与星云大师（右二）
我们还是先来看民国时代佛学院的通常办学体制，傅教石《民国年间的闽南佛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是年（1925）农历八月中秋开学，公推常惺、会泉为正副院长。常惺原办学于安徽佛教学校，适三年期满，遂应请前来主持闽南佛学院”[2]。再来看看与支那内学院齐名的武昌佛学院，“每班限额60名，3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正备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历7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观礼，并登台致辞”[3]。由此看来，当时的佛学院基本上实行的是秋季入学，学制三年，每半年为一学期。
杭州武林佛学院的开学时间，想必也沿袭了这个秋季入学的传统，而且当时抗战刚刚胜利，也没有足以影响其采用不同开学时间的其他外来因素。更重要的是，《巨赞法师全集》中的一篇文章足以证明武林佛学院的开学时间为秋季。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武林佛学院院董会副董事长巨赞法师应佛学院院长会觉法师之请，为佛学院的全体学僧讲话[4]，题目是《论自得》，结尾注明“三十五年（1946年）10月26日追记于灵隐寺”[5]。
看到这里，对于陈荣富和冷晓两位学者为什么会认为武林佛学院的开学时间是10月25日的问题，笔者猜想，他们可能以为巨赞法师的这篇讲话稿既然是10月26日追记的，那么讲话肯定发生在前一天（10月25日），所以武林佛学院的开学也必定是这一天。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这篇“论自得”的讲稿，还有一个作注释的副标题“重阳前五日讲于武林佛学院”[6]，查1946年的重阳节为10月3日，重阳前五日即9月28日。也就是说，武林佛学院至少在1946年9月28日就已经开学了。
还有另外一个佐证足以支持这个结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15日的《华藏世界》春季刊，刊登了武林佛学院院长会觉法师的《武林佛学院训辞》一文。根据文章发表的时间，此文应该是他在当年年初开学不久对全院学僧所作的一个院训类的讲话，开篇即有“各位同学来院快两年了”[7]之语，怎么才算“快两年”？一年零四个月都不行，顶多只算“快一年半了”。至少要超过一年半才算是“快两年了”。也就是说到1947年底为止，佛学院最多才办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往前追溯上去，正与1946年9月秋季开学的事实相符合。
武林佛学院倡办人、院董会董事长、灵峰寺住持若瓢法师
前不久，笔者因偶然的机会浏览民国时期《海潮音》月刊的“一月佛教记要”栏，在第二十七卷第九期上第39页上，发现了一条很重要的新闻，“杭州武林佛学院现已经筹设就绪，请会觉法师为院长，演培法师任教务主任，若瓢法师负经济责任，有学生三十名，于八月贴八日正开学”。此处的“贴”字，似乎比较难理解，究竟是“八月初八”还是“八月八日”，又或者是印刷错误，让笔者大伤脑筋。经过对“一月佛教记要”栏下其他新闻时间的比较，一般对于农历均在前加“旧历”二字表示，所以此处可以排除“八月初八”。根据“贴”的字义并请教多位历史学学者，均表示以“八月八日”为妥。《海潮音》这一期发行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1946年9月1日），因此可以肯定，武林佛学院的开学日期即在8月8日。
不过，武林佛学院的筹办时间还要早一些。因为它是由若瓢在抗战胜利后，联合杭州各大寺庙发起的，所以至少应该是在抗战胜利后恢复的杭州佛教会的支持下促成的。杭州佛教会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4日得以恢复，灵隐寺方丈却非为理事长，到5月改由三天竺方丈月涛担任[8]。据武林佛学院最早的教师演培回忆，
“（民国）三十五年清明节过后，演培师、印顺导师及妙钦法师，三人经西北公路结伴东下，到陕西宝鸡转陇海路火车抵达开封，驻锡铁塔寺，受到主持净严法师的接待。印顺法师因旅途劳顿，身体违和，留在铁塔寺休养，演师与妙钦法师先离开封到上海。是时，太虚大师驻锡上海玉佛寺，二人到玉佛寺向大师礼座，大师对二人说：‘现在有事要你们做，杭州现在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这样演培、妙钦二师就到了杭州。武林佛学院设于杭州灵峰寺，有学僧三十多名。开课之后，演师讲《俱舍论》，妙师教国文，另外两位法师讲佛学。”[9]
民国三十五年清明节是1946年4月5日，抗战胜利后，江浙一带逃难到西部的人们急切想要回家，最快的方式当然是走水路，但即便是有钱的人，也一票难求，更何况是僧人们，所以他们三人当时打听了很久，才找到这么一条能辗转到达上海的陆上线路，几位法师一路颠簸到上海，估计时间已经接近4月底。此时，太虚大师派二人去杭州负责武林佛学院，那说明院董会已经组建起来。教学教务方面只有两位教师，人手明显不够，导致佛学院的工作无法正式开展。演培、妙钦来杭州后，佛学院教学才算是正式进入了轨道。
由此，武林佛学院的创办时间大致在1946年4月，开学时间则在当年8月8日。初创时仅有4位教师，其中演培和妙钦是太虚大师的弟子，由大师派来主持教学，另外两位无法知道其身份。佛学院学僧有三十人，其中包括由巨赞法师从广州六榕寺带回来的妙峰法师，现在已经是美国中华佛教会会长。（未完待续）
[1]陈荣富《浙江佛教史》
[2]《内明》第229期
[3]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海潮音》第74卷第4期
[4]张加成《巨赞法师与武林佛学院》一文中认为“论自得”是巨赞在武林佛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稿，笔者并没找到资料明确表明其讲话是在开学典礼上
[5]《海潮音》28卷第1期
[6]朱哲，《巨赞法师全集》第八卷
[7]《民国佛教期刊集成（补编）》第31册
[8]冷晓《近代杭州佛教史》
[9]《演培上人自叙传》，载陈慧剑编《当代佛门人物》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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