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在《水浒》里是个很关键的反面人物。
王伦是水泊梁山首任寨主，人称“白衣秀士”。他嫉贤妒能，却求贤若渴，但因害怕武艺高强的林冲在梁山获得势力而多方刁难，要林冲献投名状。当晁盖等上山入伙时，又托词推拒，林冲在吴用的智激之下，火并王伦。众人推举晁盖为山寨之主，这才开拓了梁山的局面。
所以，我们一听到“白衣秀士”几个字，立刻在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心胸阴暗、气量促狭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从字面推敲，本无贬义，就与柳永得罪皇帝的那首词里所说的“白衣卿相”，大抵一个意思。但是经施耐庵的生动描写，“白衣秀士”王伦就成了一个标签，就成了某类人的专属词汇。
施耐庵创作《水浒》，也并不完全是天马行空。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只是艺术嘛，总是来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对于王伦这个人，细细考究，他也是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身影的真实人物。
宋人蔡绦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就提到了王伦这个人。“当宝元、康定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蔡绦是谁？奸相蔡京的季子。蔡京很是信任这个儿子，在其年老昏聩时，基本事事都由蔡绦来裁决，所以蔡京的岗位，实质是蔡绦在履职尽责。因此，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是依据官方的红头文件而来的，可以肯定是具备权威性的。
宝元、康定是宋仁宗的年号，大概应是1040年左右。这可比宋江早了七八十年。艺术需要，打个时间差，搞搞穿越还可以理解。但王伦原本一英雄汉，施耐庵要给其标签化，就是老施的不对了！
《宋史》是这么记载宋江的：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届，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二人功绩马上见了高下。王伦“转斗千余里”，从山东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而且当时的宋仁宗时期，只是社会矛盾才刚刚凸显，并未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王伦能横扫官军，其本事可见一斑。而宋江就要小家子气多了，最远也就打到山东江苏交接的海州，而且正史的描述中，更像是被撵得四处逃窜的流寇，走投无路便投降了政府。
王伦能在宋朝的体制性矛盾即将爆发时，揭竿而起，应当说，他是有战略眼光的，立志再造乾坤，救济天下苍生，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使他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请问，这还是我们心目中那已经定型的“白衣秀士”吗？还是林冲口里那个“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王伦吗？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大师的本事！正如陈世美原本是一个刚正不阿、清廉爱民的好官，只因无意得罪了落魄文人胡梦蝶，此人顿生报复之心，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陈世美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便成功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抛妻弃子、忘恩负义的最成功的形象。
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你千秋万代也洗不干净。文学家的不朽，来自于他在世人的心中留下了其塑造的不朽人物形象。王伦当是豪杰一般的人物，自是不会和施老先生计较。但我们这些凡人就要注意了，见事看人不可偏激狭隘，以是否为我所用来取舍。海洋，之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我们能把挑剔他人毛病的严格，转移到自己身上，把原谅自己的宽容，换做与他人相处，这个世道就会少了很多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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