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许多革命思想及对未来政治制度设计的模板来源于美国,例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等。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应该支持与保护这一“追随者”。但翻开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画风:
辛亥革命冷落孙中山
孙中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恰在美国,他也是从美国媒体上知悉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孙中山当然比较兴奋,但并没有马上动身回国。他深知建立一个新政权的艰难,两件事比较重要:一是世界大国的认可与支持,二是财政与物力的援助。因此,孙中山想利用在美之机取得美国的支持,于是他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诺斯克写信,要求安排一次会见,但被无情的拒绝了,这已是孙中山在美国本年度的第二次被拒。随后孙中山又辗转于英美两国寻求货款支持,均无功而返。也难怪孙中山先生后来哀叹时局之艰,连他当时最抱有好感的美国都拒绝提供帮助,更不用说西欧及日俄了!
随波逐流的中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国内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美国在中国的政客及商人为代表,他们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革命打破了稳定秩序,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建议美国进行干涉。当时美国已有多艘战舰开至长江流域;第二种态度以美国在华传教士为代表,他们公开宣布同情中国革命,欢迎中国进入民主发达国家行列,呼吁对中国革命提供支持。
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选择了与列强一致的“严守中立”政策。当时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备忘录,具体完整地表述了这一政策: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争斗的两派中保持“严格的中立”,对中国与各国一致遵循共同的方针。
名义上严守中立,其实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骨子里是反对革命的,列强之所以没有采取武力干涉的手段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清政府的确已腐朽不堪了,烂泥已难以再扶成墙,再者,支持这样的政府在世界上会被谴责的;第二,如果个别国家因干涉而获取更多利益的话,就可能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平衡,会招致其他大国的共同反对;第三,辛亥革命后的军政府并没有强烈的反帝动作,相反它还承诺遵守原来各项条约,保护各国在华各项权益等,列强也没有合适的干涉借口。
袁世凯窃取总统大位支持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列强共同认可的行动方针为:支持袁世凯执掌政权。美国也不例外。这也充分暴露了“严守中立”政策的虚伪性。美国先后采取的拥袁举措有:第一,舆论上散布“只有袁世凯才能控制局面”的言论,认为只有袁世凯才具有足够实力,既能控制清政府,又能制服革命者;第二,从财政上援助袁世凯,一方面它们控制当时中国主要税源,不让清政府与革命党得到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又通过四国银行(后来是六国银行)货款给袁世凯,让其有足够财力对付革命党,虽然后来因列强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退出,但其并没有放弃支持袁世凯的立场;第三,第一个承认袁世凯政府。列强虽然支持袁世凯,但在袁掌权后却没有立即承认,每个国家都想借机向袁世凯政府索取更多权力。但美国威尔逊总统上台后,却不顾列强“一致行动”的原则,单独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这使得袁世凯及部分中国团体对美投去感激的目光。
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扩张美国在华势力
威尔逊承认袁世凯当然不是无偿的,他希望通过承认袁政府在中国建立道德优势,进而扩张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美国的主要动作有:与袁政府签订造船协议,企图把福建三都港建成美国军港;企图借治理淮河之由控制中国淮河流域;妄想在中国进行石油勘探和修筑铁路等,后来由于日本的反对,美国的企图大多流产,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美国在辛亥革命中的对华政策虽然与各国差别不大,但也有自己明显的特色,那就是更具道义色彩和虚伪的一面。无论怎样遮掩,其目的无非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利益。所以我们的观察应透过民主、朋友、同情等温情脉脉的面纱,直面赤裸的利益事实,才有可能更接近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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