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凭借着武力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周朝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我为什么要在分裂割据之前加上引号？因为周朝正是以其依靠血缘与军功形成的分封制才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周王朝，周天子乃天下至高无上的“共主”。所谓“分裂割据”者，诸如三晋、齐、鲁、卫、宋、燕、楚，也包括秦国自己，其实本来就是在周朝中央政府注册的合法国家，而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靠武力非法割据的地盘，故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分裂割据”一说。

换言之，后来秦始皇建立的秦朝就是一个靠武力消灭了其它所有合法国家而建立的一个集权国家。

细数秦国的发家史，充满了残暴、血腥、诈伪以及愚民。老树分几个部分具体说说。

对内严控民众

纵观春秋至战国前期的历史，除秦穆公稍稍刷了下本国的存在感外，秦国基本就是被中原国家集体无视的一个近于戎狄的国家。秦国之所以强大起来，完全是靠了一个叫公孙鞅的卫国人进行的变法。

公孙鞅也叫卫鞅、商鞅，他本来在魏国当相邦的家臣，地位卑微而不得志。相邦死后他就在魏国呆不下去。此时恰好秦国的秦孝公向国内外发出人才招聘启事，他就来到秦国应聘。几次话语交锋下来，秦孝公为其才智深深打动，就拜他为地位很高的左庶长官职，后来又加封为更高级别的大良造，并裂地分封为商君。从此公孙鞅就在秦国开展了变法运动，后世称“商鞅变法”。

秦国人不知道，随着商鞅的到来，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商鞅变法”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方面均有涉及。但其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两条：一、奖励耕战；二、严控民众。而这两点我认为是密不可分的，原因下述。

按商鞅的说法，“战”即“农战”，所谓“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坚定地认为，国家要让老百姓无知无识，毕生从事农业生产，毕生为国家打仗卖命，而不去做生意，不去学技术，不去读书，不想着做官。换句话说，就是要让秦国百姓由国家任意控制。从商鞅变法的内容来看，他全部实践了他的治国理念。

举个例子。相对于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经商没有那么辛苦，而且利润还比较丰厚。但商鞅就是要让你消除这种在他看来“不劳而获”的思想，他规定，凡商人的妻子儿女一律充作官奴官婢。如此一来，商人经商所得换来的只是妻离子散，赚再多的钱又有何乐趣？商人们不得不重新做起了农民，秦国的商业活动被严重压制了。商鞅开了以行政手段强制扼杀市场经济的先河。

再举个例子。商鞅自己是法家人物，所以他极度痛恨儒家思想，他比秦始皇更早地焚烧儒家典籍，禁止民间教授儒家学说。他自己是靠游说秦孝公取得的官职，所以他严禁游说求官活动。也就是说，秦国民众想要通过读书、游说求取功名的愿望就落空了。

对秦国农民而言，在改变命运的路子全部堵死的情况下，只能努力种田织布勉强维持温饱，上交国家税收。就这还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得看老天爷高兴，要是它一发脾气让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不光完不成国家任务，还有饿死的危险；二是老天保佑不要在农忙时节发生战争，因为去打仗的可都是壮劳力，他们一走，田地谁来耕种？可是偏偏秦国总有打不完的仗，原因大家都清楚，那就是所谓统一六国。

不光如此，秦国人民还有服不完的徭役，这一点在秦始皇秦二世时代就更为突出。

秦国人民负担之沉重、身心之痛苦可想而知。陈胜吴广就是这么被逼反了的。

好在秦国人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稍稍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在战场上多砍敌军脑袋，运气好时或许还能农转非，混个低级军官。

就这样，国家通过奖励耕战、农战结合的方式把民众牢牢绑定在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绑定在了巨大的国家机器上，让他们除了种田织布和打仗，无暇顾及其它。

对秦国政府来说，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民众能且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虽发不了财，但也不会饿死。也就是说，国家提供的保障措施足以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二、农民不断的耕种和垦荒，以及国家对商业活动的课以重税，使国家税收在得到保证的同时做到稳步增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不劳而获的奸诈巧伪思想，民风变得淳朴。

三、通过焚烧儒家书籍等方式打击儒家思想传播，到秦始皇时更是焚书与坑儒同步进行，并推出了“以吏为师”的愚民政策，这样一来，民智就被成功堵塞，民众在思想上变得很容易控制。

四、在日常生活中因怕受刑而不敢打架的农民战士们在战场上却无比勇敢，他们很爱斩首，一场战争下来少则斩几千级，多则斩几十万级。因为商鞅规定军功以斩首来计，斩的敌首越多军功就越大。对国家而言，有了这样一群平时很听话的农民，就会很好管理；有了这样一群在战场上英勇无比的战士，秦国就会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在后来征服六国的许多场战斗中，秦国军队令人恐怖的作战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除了采用经济手段，商鞅还制定了不少近于变态的法律来保证达到严控民众的目的，因为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刑去刑，国治”，以严酷的刑罚使得民众害怕犯罪，从而最终消除刑罚。

他规定小罪重罚。比如：在道路上倒灰，重罚！量田亩时步子稍微跨大一点，占了国家的便宜，重罚！（古代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丈量土地靠走步，步子超过六尺，那么得到的实际田亩数就要大于上报的田亩数）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因小罪而判死刑的人很多，比如有一天处死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七百余人，死人的鲜血将渭河都染红了。

更狠的是，商鞅规定以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一家犯了法，其余九家不检举者，受连坐之罪。也就是说，秦国人民不但得管好自己不犯法，还得时刻瞄着邻居们有没有犯法，一犯法马上得检举控告，因为不这样做的话自己就要与犯法的邻居同罪，受腰斩之刑！

秦国对于普通民众的刑罚往往很严酷，判死刑是很平常的事，死刑种类有腰斩、弃市、车裂等，变着花样让你死，残酷而恐怖。

除了国君和商鞅，以及利益集团的少数人，秦国人民就这样生活在了无尽的劳苦与恐惧中。

更重要的是，秦国人民自此就从肉体和精神上被国家牢牢控制住了，他们只是秦国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个小螺丝，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权贵们的无尽欲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明白，长期贫弱的秦国之所以很快强大起来，一方面固然是紧紧抓住了农业这个命根子，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以牺牲了秦国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为代价而取得的。

商鞅最终被处死，但商鞅之法却被各代秦王延续了下来，对他们来说，商鞅之法确实是个能牢牢控制民众，维护他们统治的好东西！

秦始皇建政后，在李斯等人的推动下，商鞅之法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于全国，秦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就这样强加到了全中国人民身上。

好在这样的苦日子忍受了二十多年后，暴秦就灭亡了。

杀人如麻的历史

秦国因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靠近少数民族，所以历来民风彪悍，战斗能力较强。《诗经》中有首慷慨激昂的《无衣》，歌咏的就是秦国将士在战场上相互勉励奋勇杀敌的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应当指出的是，春秋时期，人们都还比较遵守“礼”的规范，打仗要避开农忙时期以免耽误农事，打仗规模小，时间短，点到即止，不在乎杀伤多少，得地多少，只要你服了，订立盟约了，战争也就结束了。连一贯被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也基本在遵守着这些规范。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春秋时代的战争还真有些艺术观赏性。比如著名的“城濮之战”开战前，楚方将军子玉向晋文公请战时就说了一句话：“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意思是说请让我的军队与你的军队戏耍一下，您就靠在马车前面的扶栏上好好地观赏吧！

至于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并非指春秋时杀人多，而是指春秋绝大部分战争都不是出自天子之征讨令，这在道义上讲就是不义的。

但春秋时期的人们又怎会想到，到了战国时代，不但战争次数远远增多，战争规模节节攀升，战争目的也从攻心、争霸变成了杀人、夺地。而这其中又以秦国的表现最为臭名昭著。

上文中我们讲到商鞅变法以斩首多少计算军功。也就是从此开始，秦国人逢战必杀，逢杀必多，因为这与他们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切切相关。观《史记》之《六国年表》，凡写某次战争斩首多少，那一定是秦国人干的。

粗略统计，从秦孝公即位开始到秦始皇建政的140年间，由秦国发动的大小战争至少在80次以上，平均2年不到就会发动一次战争。著名的战争就有：伐蜀之战、宜阳之战、丹阳之战、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以及灭六国之战。

这些战争全是不义之战，因为它们都是以抢占土地、灭绝人口为目的的歼灭战、屠城战。战争的规模之大、用兵之奇、杀人之多、占地之广，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长平之战，赵国军民45万保家卫国，而秦国为了争夺长平乃至围攻邯郸，出动的军队和民众数达到60万之多。为进一步围困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自赶到河内郡，把那里15岁以上的男性人口全部征发到长平战场，用人肉工事来截断赵军粮道。所谓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大概就是秦昭襄王开创的。此战赵国最终失利，40万降卒惨遭活埋。

再有灭楚之战，因李信和蒙武攻打失利，秦始皇派老将王翦再次攻楚。王翦向秦始皇要来了60万军队——这是秦国正规军队的数字总和，此军一出，咸阳尽空。在60万虎狼之师的铁蹄辗压下，泱泱大国楚国最终惨遭覆灭。

秦国军队宛如一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威震华夏。

叹曰：

铁蹄过处，国破民残，满目疮痍，江山为之失色；

屠刀挥时，人头滚滚，怨魂更添，人间竟成地狱。

秦将白起就是秦国视生命为草芥的最典型代表。白起是个用兵如神，军事才能绝不在孙武之下的名将。《千字文》中的“起翦颇牧，用军最精”一句指的是战国用兵最为精妙的四大名将，排在第一的“起”指的就是白起（其余三人分别为王翦、廉颇和李牧）。

但白起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屠夫。

在宣太后的兄弟穰侯尚未执政时，白起已靠军功混到了下级军官的位置。穰侯执政后慧眼识才，将他提拔为左庶长（秦国十等爵位，已进入卿大夫行列），从此白起就开始了南征北战生涯，开启了疯狂杀人模式，也从而博得了“人屠”的外号。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用在白起身上再贴切不过了。白起靠着战功先后被封为大良造、武安君，可在他屡屡春风得意之时又还有谁会在意，白起的功名正是踩在成千上万将士的累累白骨之上而取得的，白骨垒得越高，白起的功名也就越大。白起的政敌范雎就曾用“流血漂橹”四字来形容白起的战功之大，意思是白起杀得敌人血流成河，甚至都能在血河上漂起盾牌了。由此可见白起的凶残成性。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白起的杀人史。

秦昭襄王14年，白起在伊阙之战中利用韩魏两国军队谁都不肯打前阵的矛盾，避实击虚，歼灭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

秦昭襄王28年，白起攻打楚国，采用引水灌城的办法攻克鄢城，城内军民数十万被淹死。

秦昭襄王34年，白起在华阳之战中攻打赵魏联军，斩首13万，又将2万赵军沉入黄河，共计杀人15万。

秦昭襄王47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战胜赵括，40万赵军向白起投降，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老树现在都想不通，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这40万降卒都是木头人，等着白起的人一个个将他们推入坑中？）连同此前的阵亡将士，赵国此战共被白起杀45万。长平之战是名将白起一生最后一战，也是他最为“辉煌”之战。

上述事关白起的战争只是几次比较大的战争，至于小的那就不计其数了。据不完全统计，白起一生，通过斩首、淹死、坑死等方式杀死的敌国军队人数高达100万！当时全中国人口大约2000万，也就是说，平均2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白起之手！人屠之号实至名归。

因为秦史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本方失利与死人向来讳莫如深，所以上述数字还不包括秦国自己的阵亡将士。同时上述数字也未统计死于秦国其他将领的数字，要是加上去的话，死的人数就更多。

与其说白起是战神，不如说白起是战争机器和战场屠夫。他杀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于他此后夜夜恶梦，被秦昭襄王赐死时终于天良发现，感叹道：“唉，赵国40万人被我残忍活埋了，我死得一点不冤啊！”

大量杀伤敌国人口，歼灭敌国有生力量，这不光是白起一个人的恶，更是商鞅法律之恶，秦国之恶。

深层次而言，这折射出的更是秦国人的人性之恶。

悠悠华夏数千年，向以仁义为本，慈悲为怀。仁义为何物？孟子说：仁者爱人。

爱人，就是对万事万物有着深切的慈悲心和博爱心，何况作为万物灵长的人？

爱人，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爱人，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会蔑视自己的生命，又有哪个人会允许别人剥夺自己的生命？秦国人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父亲、兄弟、儿子，设若自己的父亲兄弟儿子被人杀了，自己感觉又会如何？

不幸的是，秦国人恰恰以剥夺他人生命为乐，在他们眼里，所有人都是敌人，至少是假想敌人。或许就是这种莫名恐惧感形成的变态心理导致了秦国人的嗜血本能，由此而引领他们的行动准则就是：你死，我活。

所谓一念之善即有善行，一念之恶即有恶行。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秦国高层对民众犯个小罪都可以随意逮捕杀害，他们眼里又怎会把人当人，又怎会善待俘虏，展现人道关怀？不，这些在秦国君臣心中是根本没有的。

对生命的态度如何，正是法家与儒家格格不入之处。在法家眼里，生命算得了什么，国君与自己的权势才是最为重要的。

从此我们也看出，所谓法家，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以法治国”。以法治国的目的是人人自律，抑恶扬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内生活。可是法家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人，恰恰相反，天下人只不过是为他们这一小撮人服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就要被最优化，亦即榨取他们身上所有的血汗，等到榨完了，工具失效了，就可以随时丢弃，毫不痛惜。而那些为别人所用的工具，要么巧取豪夺过来，夺不过来的则毫不留情地坚决予以消灭。

综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法家就是反人类的学说，秦国杀人如麻的发家史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破坏中华文明的元凶首恶

中国，这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因为它意味着中华文明，意味着“礼仪之邦”，意味着天朝大国。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儒道思想，它是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是对天下苍生的爱护，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谦虚，是平和，是恬淡，是从容；它是自强不息，是厚德载物，是敬天法祖，是慎终追远；它是金木水火土，是仁义礼智信，是天地君亲师。

从三皇五帝到成汤文武，中华文明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来，绝无中断，一直传到了春秋战国。

可是以秦孝公与秦始皇为代表的秦帝国硬生生地割断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让华夏人民陷入了无尽的苦难。

一、颠倒了君民关系

从三皇五帝到诸侯国君，中国历代的领导人们无不谦虚地把自己称为“孤”“寡人”“不谷”，意谓我虽然领导着这么大一个国家，然而我品德不善，乃是寡德之人，且孤立无助，德不配位，不足以治天下，现在勉强当上了，就要努力修身正己，让德能配得上位，以不负天下众生，这就是“孤家寡人”的最初含义。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用荀子和唐太宗的话说就是：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万岁！

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要是哪个君王真把自己当成了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蔑视人民，虐待人民，那么他绝不会有好下场。

秦始皇赵政（亦称嬴政）继承其父祖基业，在各诸侯国已如待宰羔羊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最终以暴力消灭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

然而可笑的是，赵政竟然为这拣来的便宜而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德配天地，功绩直追三皇五帝。他嫌“王”和“帝”的名号都不足以显示功德，乃取“三皇五帝”中的“皇帝”二字来命名自己。不但如此，赵政还狂妄地说：以前都由儿子和臣下给国君起谥号，这叫做子议父，臣议君，还不反了天了！从我开始废除谥法，我叫始皇帝，我的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四世，五世，以至无穷。他也不称自己为“寡人”了，而改称为“朕”，并且规定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称这个字。须知先秦时期，人人可称“朕”的。

大家知道，谥号是古代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人们根据其身前德行事迹给予其一个字或两个字的评价，谥号有好有坏，好的如文、武、孝、庄等，坏的如灵、厉之类。谥号一方面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另一方面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教育，因为你生前是个好人，死后就有个美谥让大家永远怀念你；生前作恶，死了还有个恶谥要永远跟着你的，事实上这也是对为君者的一种约束。秦始皇就不要这种约束，意味着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是还有谥号，他不知该谥什么呢？个人觉得“秦灵帝”“秦厉帝”都太便宜他了。

在强化君权的同时，秦始皇赵政极力打压民众。他把民众称作“黔首”。“黔首”就是“黑头”之意，这不就是对民众赤裸裸的侮辱吗？

天下是“朕”的天下，所有“黔首”都是为朕服务的。秦始皇的这一理念完全颠倒了君与民的关系，从此皇帝就成为凌驾于百官万民之上的独裁者。后世的官本位思想或许来源于此。

二、把人民当作了对立面和敌人

古时的帝王们对于民众是非常尊重热爱的，就如孔子所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使民以时”的意思是，要爱惜民力，不得已要使用民力时也要在农事间隙才使用。

秦始皇就对此说“不”。他把民众都改称侮辱性极强的“黔首”了，还会对他们客气吗？可以确定地说，秦始皇赵政和丞相李斯的内心深处极度蔑视百姓，他们将百姓当牲畜一样使唤，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民无节役民无度还算小的了，如果百姓稍有反抗就立即成了他们政权的敌人，就要动用专政工具进行严惩直至杀害。

秦始皇秦二世都非常爱好大兴土木，不是造路造桥造宫殿就是造陵墓造长城。比如秦始皇时期全国人口2000万左右，被征发建造宫殿和陵墓的共150万人，戍守五岭的50万人，防御匈奴和修筑长城又用了几十万人，超过总人口十分之一的人就这样成年累月地从事着无偿服役，根本回不了家，有很多就在服役过程中悲惨地死去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故事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数字资料来自杨宽《战国史》）

别忘了，秦国百姓在从事根本服不完的兵役徭役的同时，还要承担苛捐杂税，因为秦皇穷奢极欲的生活、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都要用百姓的血汗来供养。

不但如此，服役需要自带干粮，要在规定日期内报到，迟到就要斩首。秦二世时期，陈胜和吴广率领900戍卒去守卫渔阳，因中途天下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不能按时赶到，这900人依法都得处死。陈胜吴广认为不反也是死，反也是死，于是就造反起义了。

广大“黔首”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秦始皇他们却骑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试问这样的政权能长久吗？

三、焚书坑儒，独尊法家，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大儒荀子绝对想不到，他收的两个弟子——李斯与韩非最后竟然都成了法家人物，时任丞相李斯出于嫉妒将前来秦国的同学韩非害死。李斯并向秦始皇上书，要求“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焚书”，焚的重点是儒家经典与各国史书。中华文化经历一大浩劫。

秦始皇35年，侯生、卢生等儒家“博士”不齿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决定离开咸阳。秦始皇得知大怒，将所有涉事儒生共460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震惊古今的“坑儒”。

焚书坑儒后，秦朝就完全成了法家的天下。秦始皇十分欣赏商鞅提出的轻罪重罚理论，从此“乐以刑杀为威”，民众稍有小罪即被逮捕杀害，秦朝天下竟成了一个大监狱。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臣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自保，从此对秦始皇离心离德，“莫敢尽忠”。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父亲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意思是现在天下刚定，民心未附，儒生们都在诵读着孔子的儒家学说，但父皇用重法来惩罚他们，恐怕天下会不安的。就这么几句良心话竟也遭到始皇忌恨，将扶苏远远流放，跟着蒙恬修长城去了。

四、背信弃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这是中国人历来为人处世的准则。可是以秦国人为主的一群叛逆者却将五常思想从人的头脑中轻易抹去，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重义守信变成了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

比如大良造商鞅为攻打魏国，不惜以书信欺骗好友魏公子昂前来赴宴，当公子昂满怀热情前来时，商鞅毫不留情地将他拘留，趁机大败魏军。

张仪成为秦国相后，为了达到秦国和自己的目的，更是极尽无耻，背信弃义之事做了不少。比如为破坏齐楚两国关系，对楚怀王说，只要他与齐国绝交，秦国愿将六百里地献给楚国。楚怀王相信了，真的与齐国绝了交，然后派人去收地。张仪假装吃惊地说：“我答应过六百里吗？我答应的是六里啊！”小丑嘴脸跃然纸上。

秦昭襄王作为国君更是赤膊上阵，公然欺骗诸侯国君。比如他为了要得到楚国土地，就要楚怀王到武关相会结盟。楚怀王到了武关后，见到的却是一个假秦王。假秦王押着怀王到了咸阳见到了真的秦王，秦昭襄王开口就要怀王割地，怀王不同意，秦昭襄王竟然就将一国之君关押在了秦国，一关就是三年，最后楚怀王悲惨地死在了秦国。

秦王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以背信弃义手段威逼着天下人时，他们的臣子们却也在背地里对秦王们使坏。比如秦臣甘茂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竟然派人在秦宫墙壁中凿洞，偷听秦王机密。好比是现在领导办公室某一隐蔽角落或许隐藏着窃听器一样。

君与君、君与臣、臣与臣、君与民，在战国秦朝时期早就失去了原有的诚信关系，“仁义礼智信”早就不是那时的主流思想，背信弃义才是当时的新常态。

这种常态演变成极致，就成了秦二世宠臣赵高的“指鹿为马”。

秦二世三年八月，密谋已久的赵高打算废了二世这个草包自立为皇帝，于是牵了一头鹿献给二世，说：“为臣将这匹马献给皇上！”二世虽愚，然鹿和马还是分得清的，笑着说：“这明明是鹿，爱卿怎指鹿为马？”但赵高坚称这是马。于是二世就向朝堂上的大臣们求证，大臣们畏于赵高淫威，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说是鹿，但更多的大臣说是马。说是鹿的大臣事后都被赵高杀了。

可惜赵高精心策划的指鹿为马闹剧不久就破了产，被秦三世子婴灭了全家。而秦三世又被项羽诛杀，秦朝就此灭亡。

作个对比吧：

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周朝享国791年；

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享国15年。

事实证明，放着儒家传统文化不用，偏要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理政，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恶一时爽，作恶又岂能长久？

春秋首任霸主郑庄公早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多行不义必自毙。

时光已推进到了21世纪，今天再读那个时候的历史却仍然让人唏嘘万分。真心希望秦国的黑暗不再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从此让恶远离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