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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的温度》第十二章:有关冬的记忆

《左手的温度》第十二章:有关冬的记忆

作者: 那是在乎 | 来源:发表于2015-05-29 07:29 被阅读20612次

    下午三点,在学校主楼某个大教室,“中国当代文学”课,男青年老师在解析刘震云的《黄花土塬》。他和刘震云有点神似,尤其发型和穿着。我怀疑他那遮住耳朵、盖住后脖颈的黑长发以及身上穿的深色夹克,均是刻意模仿的结果。

    “刘震云是河南延津人,我的老乡,我们河南人的骄傲。为了更好地传递他小说里的故乡情节,今天这节课,我用河南话授课。我会说慢一点,保证大家能听懂。”男青年老师没征求听课同学的意见,就用河南话开讲。

    对于一个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广东学生,一个北京话说快一点都跟不上的广东学生,河南话简直是们外语。我听不明白,十句有九句听不明白。周围的同学很认真在听讲,好像没有听力障碍。我估计他们都不是来自南方,不能体会我的处境。势单力薄、爱惜面子,我连举手向老师反映情况的勇气都没有。

    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被密不透风的陌生所包围。我走神了,灵魂又飘走了,飘到教室外,嗤笑傻呵呵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自己。

    我突然产生了厌烦,不仅厌烦正口沫横飞的老师,还厌烦“中国当代文学”课,甚至厌烦刘震云和余华。虽然在前些日子,他们帮我杀死了很多无聊。我噌一声从座位上站起,嘴上说着“借过”,膝盖碰撞着临近座位同学的膝盖,越过他们走出教室。我想,身后的老师和同学一定在骂我神经病。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读书的目的,除了打发时间,还希望从书中人物的经历里找到可供借鉴的人生经验。可惜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时代背景很少放在当今。读着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一开始有点新鲜感,后来实在找不到代入感。逐渐地,故事看多以后,腻味心理的产生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课不上也罢了。

    我在主楼门口的草坪边找了个太阳光能够照射到的长椅坐下。

    坐了一会,我换成侧躺姿势,把书垫在脖子底下当枕头。草坪旁边是条红色转头铺就的小路,通往另一栋教学楼,每隔三五分钟就有人经过。我放空大脑,路人在眼前晃过的景象犹如电影。

    一个黑色长发的白衣姑娘骑着自行车停在我斜对面的长椅边,下车、停车、坐下,一个动作完成以后停顿一会再继续下一个动作,谨慎、优雅、不慌不忙。坐下后,白衣姑娘把背包放到大腿上,慢条斯理从包里拿出一本十六开大小的书和一部随身听。她把耳塞塞进两个耳朵里,翻看书本读了起来:“Unit 4:Gender and Roles。”

    发音真标准!我暗暗惊叹。她读的书是我们学校出版的教材《商务英语Into business with English》,每一名贸大新生都要在今后的四年里和它打交道。因为授课老师是位优雅美丽的女士,所以相关课程是我为数不多坚持听的课程之一。

    眼前的白衣姑娘,操着一口可以和商务英语老师媲美的英语口语,其声犹如广播里发出的钢琴弹奏曲,十足的磁力、低调的抑扬顿挫以及无比性感的尾音上扬。

    我想起了同样有着黑色长发、爱穿白色衣服、能讲一口漂亮英语的冬。

    冬的全名叫许以冬,有着一张和冬天一样冷白的脸庞。她的衣服多是配饰简单、无多余装饰的款式,材质以丝质衣服为主,偶尔有几件纯棉衣服,也是日本品牌的衣服。上身一般是浅色,下身则是蓝色或者黑色,有时会穿紫色,极少时候也会穿灰色,都是裙子,很少穿裤子。冬天时候也不例外,加一件呢子大衣,或黑或蓝或灰,露出白色领子,下半身则是裙子加上厚厚的袜裤。我很喜欢冬的穿着打扮。她在我眼里犹如日本偶像剧里的女主角,比如渡边博子。

    冬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广东省平远县有名的工程包工头。父亲没什么文化,对文化却有着崇敬的态度。他有意培养女儿的审美品位和高雅情趣,把钢琴、小提琴、国画教师、乒乓球教练、围棋高手请到家里,传授琴棋书画。冬有着一股不甘人后的劲头,从五岁开始,每天的空余时间均用来练习。

    在她十二岁那年,学艺略有小成。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在广东省梅州市区江南片区购置了房子,随后又把家迁到了梅州,冬因此转学到梅州江南小学读六年级。

    在江南小学的一年里,冬熟悉了梅州,甩去了平远县口音。如果没有人问起,谁也不会觉得冬来自偏僻于广东东北隅的小县城。其谈吐举止使她更像是来自首都或者省城的大家闺秀。

    后来,冬考入了梅州市最好的东山中学(初中)。我在那时候,通过家里的关系,从平远县幸运转学到了同一所初中。就是在那里,我和她认识了,并在初一下学期的春天成为了好朋友。

    认识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去看电影。出门前,我刻意打扮了一番:头发用父亲的啫喱水定型成三七分,一身母亲为了弥补我而在春节购买的浅黄色西服,活脱脱香港电影里的黑帮小弟形象。在出门之前,把硬挤进去的属于父亲的皮鞋脱了,换上常穿的运动鞋。

    冬在电影院门口盯着我的脚咯咯直笑。我说,怎么啦?她努力收住笑说,没什么。我没什么不自在,只是觉得冬笑得很好看。我喜欢爱笑的女孩子,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更二逼的事情在后面:我忘记带钱了。

    养尊处优的冬掏出两百块钱,问我,够吗?

    我惊着了,说,两个人十块就够。然后顺便问了冬一句,你知道酱油多少钱一瓶吗?

    冬睁着大眼睛,一百块?

    我决定带这位大小姐体验一下小混混的生活。我先是骗她说票其实早买好了,然后领着她从清洁工通道进了电影院放映厅。走在黑暗的通道里,冬醒悟过来了,猫腰跟在我身后,一只手拽住我的西服下摆,直到找到位置坐下才轻吐了一口气。我记得当时放的是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我和冬乐了全场。

    电影结束后,灯亮了,整个放映厅稀稀拉拉坐着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的人。

    我和冬轻易就被秃顶的检票员发现逃票并被揪住。作为惩罚,秃顶检票员给了我俩一人一把笤帚,贴身监督两人把放映厅里里外外扫了一遍。

    扫完地获得自由后,我向冬表示了歉意。冬的反应异乎寻常,高呼真刺激!我哑然失笑,环绕在心里的不安瞬间随着两人的笑声不见了。

    自那以后,冬迷上了扫地。每逢周末早上七八点钟,我们在自行车后座椅上夹一笤帚,随意骑行寻找人少的街道。

    梅州是个干净的小城市,加上环卫工人在清晨清扫过街道,我们两人找不到可以扫的地方。

    冬不甘心,在她的强烈倡议下,我们把时间改到了傍晚。在家里吃过饭后,我到她家楼下汇合,骑行到东山大桥、嘉应大桥等梅州市区各座大桥底下扫桥洞。为了不耽误在天完全黑透前回家,一般一次扫一个桥洞。桥洞的地面确实有不少垃圾,破塑料袋、干枯了的水草等等。冬兴奋地像个五六岁的孩子,把垃圾扫成一堆,再装进大垃圾袋里带包带走。在回家路上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扫桥洞的次数多了,桥洞不够我们扫了。冬又提出到福利院扫地。

    第一次去福利院扫地时,我们见大门开着,径直冲进去扫了一通院子,又冲了出来。次数多了以后,福利院的一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叫住了我们,“喂,小伙子,小姑娘。做好事不用怕人说。被着急骑车,慢慢来,小心摔着。”

    后来我们知道了,她是福利院的院长。自那以后,每逢冬在学业上遇上压力,便拉我一起会去福利院。不过不光是扫地,而是帮着院长做一些活,逗逗孩子、演奏钢琴等等。

    太阳把光从我脸上的挪开,冷意在身上蔓延,我侧身坐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为什么记忆里没有秋?我和冬应该不会丢下秋单独行动才对。我站起身,跺了跺发冷的脚,扭了扭胯部,又甩了甩僵硬的脖子。

    眼睛余光里,主楼前的空地上,两根旗杆笔直冲向蓝天。矮的那根挂着白底蓝字的校旗,高的那根挂着红底黄星的国旗。两面旗帜自上个月的国庆以来一直飘着。天空干干净净,什么玩意都没有。要是再有战斗机飞过就好了。

    上个月的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岁生日,我和梁夏、老袁爬到宿舍楼顶层,守着天空看战斗机飞过。轰轰轰,蓝色画布上一组飞机呼啸而来,机身后部系着越变越长的白色尾巴。一股冲击波扑面而来,我耳膜像被针刺、鼻孔似有异物阻碍呼啸,浑身酥麻不能动弹。梁夏嗷嗷直叫唤:“歼七、歼七!喔!帅!来了轰炸机,真大,有气势!”飞机飞走后,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哦”一声。老袁表达感情直接干脆,从头“草”到尾。

    梁夏跑哪去了呢?我想起了老袁的托付。走,去北京服装学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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