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归去来
169 裱糊匠
在很多人眼里，大臣都有忠奸之分。忠臣的形象一般都很高大，往往“一脸正气、怒目金刚，路见不平一声吼，看到邪恶势力就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片面的认识。
政治斗争是纷繁复杂的，不可能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像寇准这样的人反而属于珍惜品种。更多时候，即便你有治国安邦之心，也必须学会妥协，学会左右逢源，学会耍心眼、斗心计，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自己想办的事情给办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在险象环生的官场里生存下来，并实践自己的理想。
要想成为这样的牛人，必须把自己的棱角磨得一干二净。你甭管心里有多么厌恶皇上办的那些挫事，也绝不能明着反对，不但不反对，还要面带笑容，兴致盎然地带头参与，给足皇上面子。真碰上皇上胡闹了，要尽量找过得去的理由，偷偷地单独上奏，找好台阶，想好退路。期间，还要平衡各方利益，防止树敌过多，防着政敌放冷箭、打小报告。
总之，你必须把自己炼成一个人格分裂、通体圆润、深不见底、领导认可、同事支持、群众拥护、敌人抓不住把柄的人，才能算修炼到家。
王旦就属于这种人。
大中祥符年间的王旦，已经成了大宋朝的裱糊匠，哪里有破洞，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王旦操心最多的是财政问题。
赵恒大搞东封西祀，花钱肯定少不了，钱不够花，只能伸手向百姓要，增加税收在所难免。朝廷一开始琢磨着增加农业税，王旦立马就站出来表示反对，因为农业税的最终承担者还是底层穷苦农民。
既然农业税不能增加，赵恒就又打起了增加禁榷和商业税收的主意。所谓“禁榷”，是一种政府专卖制度，就是把盐、酒、茶等利润较大的商品由政府垄断经营，也是朝廷的一大收入来源。提高禁榷和商业税收，表面上是向商人要钱，比向农民伸手要钱温和一点，但本质上也是盘剥百姓。王旦还是觉得不妥，他更怕下面的官员为了取悦皇帝，竞相盘剥百姓来增加收入。
最后，经过王旦一番据理力争，迫使赵恒下诏，收取禁榷和商税，以各地中等年份收入为定额上缴，不准随意增加。而且，每当新任转运使向王旦辞行时，王旦都要告诫一番，要爱惜民力，别指望着通过增加收入来营造政绩。
按照王旦的态度，赵恒装神弄鬼所需要花费的钱，不能想着“开源”，主要还得靠“节流”。
总之一句话，您就省着点花吧。
作为大总管，王旦不但要管家里的事，“邻里纠纷”也得操心。
辽国已经成了盟友，战争是不会有了，可外交摩擦还是少不了。签订澶渊之盟后不久，辽国趁着赵恒去封禅的时机，希望宋朝在原来约定的数目上，再额外多给点好处。
要说契丹人也太没有契约精神，盟约墨迹未干，就耍起了无赖，让赵恒很头痛。撕毁盟约吧，不情愿，也不敢；答应契丹人的无理请求吧，又咽不下这口气。
王旦接到这件棘手的事情后，知道辽国这是政治讹诈，不会有什么实质威胁，所以采取了淡化处理。他只是派人轻描淡写地回复辽国：答应先给六万（银绢各三万），下次交割的时候从三十万岁币中扣除。
王旦的回复搞得辽国很没面子，人家是奔着修改合同条款的意思去的，到了王旦这里变成了一个穷邻居向富人讨钱花，收下那六万银绢后，也没再嘀咕什么。此后，在当年的岁币交割中，王旦还是授意地方官府仍然按照约定三十万给，但明确表示：下不为例。
宋朝的不友好邻居不止辽国一个。大中祥符三年，党项人也曾以遭遇饥荒为借口，向宋朝讨点东西。当时的党项首领是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
李德明不像他的老爸李继迁那么彪悍，但是生存思路是一致的，就是一会儿在边境抢钱，一会儿腆着脸要钱。反正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无穷匮也。
这回，他张口就要一百万斛粮食。
面对这个无赖，很多大臣主张，李德明刚刚归顺不久（李德明于景德三年上表归顺，被宋朝封为西平王、定难节度使），现在又来讹诈，毫无信用，应该下诏书责斥他一顿。
赵恒拿不定主意，转头问王旦。王旦心里很清楚，党项人的游击战术难对付，那群叫嚷着要下诏斥责的人纯属看热闹不嫌事多，真惹出了乱子，他们连吭都不会吭一声。李德明明知宋朝不会答应，还狮子大开口，无非是想利用宋朝的诏书来激怒党项人，也好找个借口挑起边境冲突。如果这样，下诏斥责正好上了他的套。
于是，王旦又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外交“太极拳”。他下令官署，立刻在京师备好粮食一百万斛，并给李德明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诏书，告诉他：您要的东西准备好了，请赶快来开封领取吧。
赵德明得到诏书，才发现自己的法律意识不够强，忘了把交货地说清楚。去开封领粮食，那不是天方夜谭吗？结果，手里的这封诏书，既不能用来当激将法，也不能当粮票，自己被老狐狸王旦白白耍了一次。
李德明觉得自讨没趣，只能摇头作罢。
以上处理内政外交的方法，属于四两拨千斤，属于你有百炼钢，我有绕指柔。这些方法，非常和稀泥，非常具有王旦特色，但是有些破事，就连王旦也圆不了，只能硬着头皮顶。
给王旦带来大麻烦的是蝗虫。
大中祥符四年，宋朝境内闹起了蝗灾，很多地方的蝗虫遮天蔽日，到处啃食庄稼，连京城开封附近也不可避免。但那个时候，正是赵恒玩得最嗨的时候。人家每天都在收到老天爷的表扬信，兴头正高着，突然出现灾情，太煞风情。
于是，许多官员开始谎报灾情，企图大事化小，反正灾情再严重也饿不死他们。受当时的氛围影响，一些无良的官员甚至拿蝗虫做起了文章，有的说蝗虫不吃庄稼，改吃其他东西了；有的说蝗虫飞着飞着就自己掉下来摔死了；有的说蝗虫抱着庄稼集体绝食死了；有的甚至说蝗虫因为害怕皇帝，选择跳河自杀了……谎话越编越离谱，生生把一件坏事吹成了一件喜事。
更有缺德的官员还特地捡回了几只死蝗虫给赵恒看，还上奏道：“蝗虫真的死了，请拿到朝堂上供大家观看，率百官庆贺一下（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
蝗虫一夜之间由害虫变成了善解人意的小宠物，赵恒听了后非常高兴，还真想搞一次大型庆典，来显摆他的盛世成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王旦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次他直接站出叫停了赵恒的荒唐想法。赵恒见王旦坚决反对，就把宠物庆典暂时搁置了起来。
说来也巧，赵恒有一次和几位大臣正商量事情，忽然看见天上飞来一大群蝗虫，有的还直接飞进了宫殿。赵恒长在深宫之中，哪里见过如此情景，这回亲眼所见，脑子转过弯来了，讪讪说道:“如果我在举行灭蝗庆典时这批蝗虫飞过来，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还好，总算没有傻到不可救药。
王旦是赵恒在位期间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人，从景德三年当上宰相开始，宰执班子里的人员轮流转，只有王旦一直岿然不动。
王旦之所以深受赵恒信任，除了他自身的政务能力外，最大的优势是公正无私。
按照宋朝的制度，高级官员拥有推荐人才的权力，所以，底层官员想要快点爬上来，必须得“上面有人”。宰相王旦在拔擢人才的问题上，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甚至是其他宰执人员的确定，他也有重要的建议权。但是，王旦奖拔人才，从不兜售私人恩情，很多人甚至受了他的推荐还不知情。
大中祥符六年，王旦又向赵恒提出了一份重要的人事任免建议——召回寇准，任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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