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能打能骂能写能做事的文人傅斯年，评价自己为“无惭于前贤典

傅斯年：能打能骂能写能做事的文人傅斯年，评价自己为“无惭于前贤典型”

一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其先祖傅以渐曾是清顺治年间的状元，官至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掌宰相职，权倾一时，所以他在山东算是世家，是典型的书香门弟，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

1901年春，傅斯年尚未度过5周岁生日，祖父便迫不及待地将他送入私塾上学。在塾师与祖父的“内外夹击”下，傅斯年刚满10岁，便把“十三经”背了下来，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

傅斯年父亲早逝，他身为长子，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高墙大院之中，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

随着年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他在抨击此类家庭时，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恶痛绝，他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先是到伦敦大学，后转到柏林大学，在国外苦学了七年。傅斯年在外国读书时，所学甚杂，涉及到哲学、史学、语言文学、地质学，还有实验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及量子学等，可以说他是文理兼顾，全面开花。

在柏林大学时，后陈寅恪与俞大维也从哈佛转学而来，从而他们三人不仅成了好朋友，而且还发展成了亲戚关系，俞大维的妹妹、也是陈寅恪的表妹，后来成了傅斯年的妻子。

傅斯年国外留学回来，想要解除婚约，但是他母亲深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实在无法接受傅斯年从欧洲带来的新潮的思想。她认为两个人结婚了就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

傅斯年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她母亲眼里的儿媳妇，付出了一大笔‘青春损失费’给了自己所谓的儿时媳妇并在济南协议离婚。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母亲从济南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

傅斯年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为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

傅斯年：能打能骂能写能做事的文人傅斯年，评价自己为“无惭于前贤典型”

二

傅斯年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在体重和力量上绝不吃亏，更重要的是在勇气和气势上更是冠压群雄。他曾得意地总结出一套自己打架取胜的秘诀，自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足以压倒一切！”

岳南这样描述：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鼻孔朝天，头颅左右乱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他的好友罗家伦就曾反复劝他：“不要做一只好斗的蟋蟀，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说的风趣形象。

私下里大家称他为：“傅大炮”，但都服他、尊敬他。

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孔子的后裔孔庚就中医问题提了一个议案，傅斯年表示坚决反对。二人展开激烈争辩，孔庚争辩不过，就在座位上辱骂傅斯年。

傅斯年十分生气：“你侮辱我，散会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散会后，傅斯年果真在会场门口拦住孔庚要决斗。孔庚这时已年逾古稀，身单力薄，根本经不起厮打。傅斯年见状，只好将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

傅斯年的炮仗脾气和直爽性格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亦师亦友。当初，年轻的胡适到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任教授，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与老先生不同，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学生想联合起来赶走胡适。

后来本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听了几次胡适的课，觉得非常满意，于是他对反胡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颇具威信，他的这一席话，算是给胡适解了围，也将这场风波平息了下去，而机缘巧合，他也由此成了胡适的学生。

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经常一起切磋交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与傅斯年，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都在不同战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奋战。他们之间也经常互通信息，互相鼓励和支持。

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但苦于家眷无人照应，顿生后顾之忧，拟将她们送回老家绩溪。傅斯年当即表示，胡适可以把家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并向胡适承诺：“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结果胡适真的把太太和孩子交给傅斯年“托管”了。这段“托妻献子”的交情足见两个君子之间的坦荡与信任。

傅斯年对待自己认定的朋友从来都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遇到身处困境的朋友总要设法接济，颇具侠义风范。

抗战时期在昆明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天天要“跑警报”而陈寅恪住在史语所的宿舍里，由于眼疾，行动不便，每次警报响起众人逃避的时候，傅斯年都会逆人流而上，先气喘吁吁地跑到位于宿舍三楼陈寅恪的家里，把他小心翼翼地搀扶到防空洞中，这才算安下心来。

后来，陈寅恪的家道陷入困境，入不敷出，每次向傅斯年发信求助，都会得到圆满的资助。难怪陈寅恪对傅斯年那样服膺感佩，写诗称：“天下英雄独使君”。

傅斯年与梁氏兄弟并非深交，梁思永病重时，傅斯年刚好辞去了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从重庆返回李庄，得知梁思永的病情后，他亲自到梁思永所住的李庄镇羊街8号罗家探望，他详细地询问了梁思永的病况，仔细观察了梁思永的居住环境，认为屋子阴冷、少阳光，不利于梁思永的肺病，便决定为梁思永重新找住处。

经过反复考虑，傅斯年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院内专门为梁思永一家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并请木工钉上地板、顶棚，在窗子上安上玻璃，打造了凉台，以利于梁思永养病。

为了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他一次次地写信给上层，为他们寻求救命之钱款。倘若没有傅斯年，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生命或许早就结束了。

傅斯年：能打能骂能写能做事的文人傅斯年，评价自己为“无惭于前贤典型”

三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费尽心思，要把他请到政府里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他。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要怎样感激涕零，高呼委员长万岁。但傅斯年不肯就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

“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

“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

“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

“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复员，作为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一面派人去北平筹备。一面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他在声明中说：教师为人师表，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

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傅斯年：能打能骂能写能做事的文人傅斯年，评价自己为“无惭于前贤典型”

四

离开大陆去台湾，傅斯年心情很复杂，他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一首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这实在是很无奈的事。在时代潮流面前，个人往往真的很渺小。

1947年春季，他连续发表《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追问“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到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虽然整个台北大雨滂沱，仍有有5000余人冒雨参加追悼会，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

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

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

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有一口钟，称为“傅钟”，当上下课都会敲响，每次都响21声，这是台大的特点之一。究其来源，是因为校长傅斯年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