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句话说的清的，都是大而化之的产物。为着概括的方便，为着流传的方便，某位真正透彻了的先贤先有了某种说法，然后，便呼应起大批的追随者来，最后，便是后学者的莫名其妙地跟进。越是传到后来，越是不问出处到没来由的程度。于是，那原本概括性的一句话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孤零零的在平面上飘着，没有什么作用了。
就历史观而言，一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般，充斥着我们的认知世界的碎片化的历史结论不胜枚举，这样的结论，上至垂髫老人，下至蓬头稚子，没有不知道的，却也没有真知道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有句极为中肯的话：“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的，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做参考。”这或许才是先生所期望我们所具有的历史观吧。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实在来说，更像是一个梗概的小册子。秦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政治的历史被扼要的归在这本小册子里。其观点让读者深以为然者多，与理相悖者少。大概这就是大家之所以为大家了——先要有个普适的大家认同的不失偏颇、鄙陋的态度才好。
读历史第一位的要先生出敬意才好。
任何一段历史，都联通和导引了它的未来，以至于有了我们所处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读历史，恰在于想要明晰它是如何导引它的未来至今，从而帮助我们导引我们的未来至未来的。
古人的时空，我们是不可完全代入的。时间、空间，均已飘然而逝，背景、人事多不在册，制度、机制脱离了背景去理解，难免匪夷所思。可资研究的史料存精者不过万一，以我辈脱离时空背景的一知半解去评价厚重历史的万一，甚至自以为是的颐气使指从前种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
读史的所谓敬，首先要摆正指向的问题。读史之敬，不意在古人，而全钟意在我。钟意于我时，史料、古人，从前种种不过是我的借鉴。整个的是为着我的生活，为着我的前行的。如此一来，谁给我们至真至纯的借鉴时，不拘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我们应当敬爱的。
没有摆正指向的问题，便不可能有读史之敬。没有自发的因为某个方向去独立读过历史，便算不得真正懂得历史。现在的学校之中，都有历史课。但用得是同一本教科书，了解的是同一组史料，得到的自然是同一种结论，产生的也必是同一种历史观感。用在普及基本的历史观没有多少问题，用作研究历史，实在是不够的。这一读历史的方法虽并非全盘皆错，但还是有待斟酌的地方。好比是一个抄袭了别人答案的理科生，不去计较计算的过程，而得了一个正确的得数一般，是没有多少真学问加身的。
历史的真实要从史料中自己去概括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趋势要从文化的背景之中自己去️参悟。非自己概括，自己参悟而难得历史真理之精髓。
最为紧要的，还是敬的根本——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教育与生活的本质区别在于，教育面对的是预设或假想的用于演练生活的问题，这种预设与假想全是为着生活的。而生活面对的都是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真问题。研判、解决预设或假想的问题的教育实际是为了生活的准备。推而广之，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生活，只不过是为着人的成长的有设计的生活罢了。
钱穆先生例举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中国政治，渐次从中国文化中理出政治的脉络来，这是他研究的本事。
最妙的是他的“敬”的本事——全在于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寻一条像样的出路来。
正因为此，《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才有了学术和实际的价值。
纵观五个代表朝代的政治，其要有可借鉴者五：
第一，中国政治从一硕大国家的统治入手，尤其是受“求恰当”的中国文化影响，从一开始就是极为成熟的“求恰当”的设计，具体的表现为皇帝和宰相权利的平衡上。
第二，中国政治在上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没有跳出早期的基本政治思想和精神，也没有对其思想和精神做进一步的递进和发挥（特别是唐以后）。所以，整个的政治随着天然原因造成的皇帝的强势，而趋向于集权，直到清朝产生了专制的部族集权。
第三，今天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包括政治中的一些典型的被标榜为是积极的做法，在中国早期的政治实践中都可见到更早、更体现其本质精神的做法。
第四，设计初衷再好的政治，也扛不过时空的变幻，人事的变化。没有哪一条政治制度是可以历经几百年而仍然显现出本初优势的，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必须有一个渐次演进、迭代升级的过程。由此，亦可以反推，没有哪一条凭空产生或克隆来的制度可以很好的服务于一个地域的政治。
第五，政治制度的演进必然越来越复杂，也必然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但对于人才的网罗和激发才是它的根本，不能更好的网络和激发人才的政治，不是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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