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1999），原名苏小梅，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笔名瑞奴、瑞庐、小妹、绿漪、灵芬、老梅等。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祖籍安徽徽州。
民国才女中，似乎只有“珞珈三杰”之一的苏雪林的婚姻是个大写的悲剧，从起初的旧式包办婚姻到后来的分居两地多年，这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被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的女作家，终其一生，她的爱情花园里一片荒凉，从来不曾绽放过一朵爱的红玫瑰。她自比为是以恋爱为全部的蝴蝶，可却从未尝过爱的滋味，不知爱为何物，因而她曾不无遗憾地说:
“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
1897年3月26日，苏雪林出生在浙江瑞安县一个叫岭下的乡村里，相传苏家是眉山苏辙的后裔。祖父给这个小孙女取名“瑞奴”，母亲唤她“小妹”，由此她就有了“苏小梅”这个本名。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孩子一样，苏雪林也被迫缠了足，从此踩着一双小脚行走人间。
苏雪林16岁时，家里给她定了亲，男方是在上海做五金生意的江西南昌张家的二少爷张宝龄，苏雪林从内心里抗拒这桩包办婚姻，却又无力反抗。
1921年，苏雪林远赴法国里昂留学，而她的未婚夫张宝龄则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两人隔着千山万水，只能通过书信传情。
尽管苏雪林从未见过张宝龄，但通过他写的那些文字流畅、字体漂亮的信，她便能看出来他的确如父母所言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可同时她也从他的信中读到了浓重的清冷与淡漠，这让她心中感到十分不安，甚至有了退婚的念头，然而她几次拒婚皆以失败告终。
1925年，苏雪林回国探望病重的母亲，慈母苦口婆心地劝说她尽快与未婚夫张宝龄完婚，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苏雪林只好将张宝龄叫来岭下老家，当着母亲的面举行了婚礼。
苏雪林婚后三个月，她的母亲便去世了。办完母亲的丧事后，她回到了上海夫家。
苏雪林的公公张余三虽是商贾出身，但却喜好文学，所以对学识渊博、满腹才情的儿媳妇颇知爱重，苏雪林所写的几本书，他也都读过，深以她为荣。而张宝龄却对这位才女妻子颇为冷漠，在他看来，“女子无才便是德”，他要的不是一个才女妻子，他只想要一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勤俭持家、生儿育女的普通女子，显然，苏雪林并不符合他的要求。
少女时代的苏雪林
1926年，苏雪林赴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张宝龄任职于上海江南造船厂，节假日偶尔来苏州看望她。
苏雪林感情丰富，生性浪漫，而张宝龄颇为薄情，生性孤冷，结婚后，因受她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才稍稍有所融化。所以他们在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虽然称不上浪漫满屋，但也算的上是甜蜜恩爱。在那段时间里，苏雪林写出了《绿天》等文章，锦上添花地写入自己的新婚燕尔，写得情意绵绵，只是后来想起来，她只觉得好笑。
张宝龄在苏州购地建屋，别人都觉得他此举是为了妻子和家庭。而苏雪林却觉得他不过是想有个自己的家，并不是为了她。
房子正在建造中时，张宝龄突然患了肠胃病，病势很重，卧床数月不起。因为病痛的折磨，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苏雪林奉茶奉药，殷勤伺候，可张宝龄一见到她近前便发怒。苏雪林暗自猜测丈夫的用意不过是想激怒自己，好让她因为忍受不了而主动提出离婚，从而免出赡养费。
苏雪林觉得丈夫性情冷酷、偏狭、还抱有大男子主义，张宝龄看不惯妻子的名士气派。导致夫妻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苏雪林经常把工资拿去贴补她的姐姐和嫂子，张宝龄对此难以容忍，两人经常为此吵架，感情的裂痕日益扩大。苏雪林这一团热情的火最终没能融化掉张宝龄那块冷漠的冰。
在爱情上挫败感十足的苏雪林遂将一腔热血都投入了她钟爱的文学事业里，全心全意著述修书，婚姻的失败反倒成全了她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她在文坛的盛名与地位。
既然婚姻如此痛苦，那为何苏雪林不愿意离婚呢？一方面，她信仰基督教，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不允许离婚；另一方面，她自幼受的教育和某种教条的约束使她不能提出离婚。还有，她认为离婚影响名声，她把名声看得比幸福更重要。所以两个不相爱的人只好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苏雪林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 她是现代文学史上享年最长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画家于一身，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述 65部，创作两千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
新屋建成后，他们在苏州住了两年。后来，张宝龄回了造船厂，苏雪林一个人在苏州百无聊赖，便去了安徽大学教书，一年后，她又转到武汉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她随学校南迁，与留在上海的张宝龄也断了联系。
1944年，张宝龄也赴武汉大学任职，一对夫妻终于相聚，数年不见，苏雪林觉得丈夫似乎略通人情世故，对自己也比以前温柔了许多。只是不到一年，张宝龄便辞职返回了上海。
1949年夏，苏雪林远赴香港，而张宝龄选择留在了大陆，夫妻俩就此诀别。
1950年春，苏雪林再度赴法，与老友潘玉良重逢。
1953年，苏雪林到台北师范学院任教，1956年又转到台南成功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61年秋天，苏雪林收到她的六叔从香港辗转递过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夫婿张宝龄已经于当年2月份在北京病逝。张宝龄自幼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肠胃病折磨了他一辈子，他最终死于此病。
结婚虽36年之久，但同居不到4年。如今张宝龄走了，苏雪林才猛然间想起他的好来。张宝龄很聪明，到太平岭下不过一个月的婚假，他竟学会了岭下方言，与她说话时他便用她的家乡话。苏雪林对此很是感动，因为她记起五四运动后，有一位男子以同乡为择偶的首要条件，他说如果夫妻间说话不能用乡谈，那么有何情趣可言呢？她与张宝龄的感情虽然格格不入，但他能为了她而学习她的家乡话，她也倍感幸福。她的母亲卧病在床时，张宝龄端茶递水，关怀备至，尽显孝心。张宝龄当年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在美国留学多年，英文极好，中文也颇通，还写得一笔好字。他为人处世很正派，做事很负责，在江南造船厂工作那么多年，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拥戴。他教书也很好，在东吴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时，都很受学生欢迎。
后来大陆与台湾可以通邮了，张家的子侄经常与苏雪林通信。张宝龄的侄子在信中告诉她:
张宝龄在北京病重时，有一位侄媳妇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毛线不够了，忽然看见他的箱子里有一条羊毛围巾，恰巧与毛衣的颜色相同，她便想拆开围巾，张宝龄见状连忙摇手阻止，他指着围巾对侄媳妇说:“这是你们二婶（指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毛线不够了可以到街上去买。”他说这话时流下了眼泪，末了，他又倍感遗憾地说:“我过去对你们二婶实在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他说过这几句话后，没有几天便去世了。
苏雪林读了侄子的信后十分感伤，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我也很后悔，叫他孤栖一世，不能去享受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在觉得对不住他。”
张宝龄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婚姻与家庭，如果婚姻不幸福，那人生便是不完满的。晚年的苏雪林无儿无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心境寂寞又无奈，虽然要强的她从来不曾承认以及寂寞，但实际上她内心深处孤独而荒凉。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省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苏雪林走完了她103岁的传奇人生，一个无爱的苦命女子，带着遗憾与悲凉远去了。
张宝龄是个好人，苏雪林也是，可是为什么两个好人却没有好的婚姻呢？
事实上，结果多年，张宝龄从未对苏雪林提出过“离婚”二字，他是想要个贤妻良母，但并非一定要把妻子换掉另娶，他也希望苏雪林能慢慢成长为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好伴侣，他给了她一辈子时间，与她分居两地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未与任何人传过绯闻艳事，在婚姻里一直很忠诚。只是苏大才女孤芳自赏，始终不肯为了不解风情的丈夫而放低身姿在婚姻里低眉顺眼，委曲求全。当然，张宝龄也有错，他从未试着了解过才女妻子的内心，他读不懂她的爱与痛。
再看苏雪林，婚后多年，她仍然学不会做家务，她只会写文章，她甚至不能进厨房为丈夫煎一份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她不会洗衣服，她不会清扫房间……从这些角度看来，苏雪林并不是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
一段好的婚姻，当然需要双方精心的经营，可惜苏雪林在一段无爱的婚姻里耗费了一生时间，耽误了自己，也为难了张宝龄。
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请放手还彼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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