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母亲通话的时候,她一如既往地说起“别人家的孩子”,这次的这位似乎很了不得,学美术毕业,然后开了个工作室年入几百万。
我习惯性地想要开口怼回去,可张了张嘴,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一来,这把年纪依然一事无成的我的确没资格说别人什么;二来,是想到以前怼母亲那些话,似乎本身有些站不住脚。
在此之前,但凡和母亲讲到此类话题,我都会以人的“追求”不一样来反驳。这的确是实话,对于金钱,我的确没有那么热衷,或者可以说,我天生不喜欢从众,但凡大家都喜欢的,我就会反感。
然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子何其坚定,他生于乱世,一心想要世界回归到他所想象的上古治世,即便他参政失败,也依旧广收学生,从教育这个角度来实现理想。可见“道”的魅力,为了这样的“道”,夫子连生命都可以舍弃。
于是,我问自己,我有这样的“道”吗?我虽爱好广泛,却从没有“狂热”过。
于个人之“道”上,我自然也想要花不完的金钱,享誉世界的名声,乃至于有时候把“名”看得很重,常常会想,如果不能流芳千古,遗臭万年那也不错啊。然而,这又似乎太世俗了。况且,无数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提到过一种实现世俗理想之后的状态——某主角有了花不完的钱或者无限大的权利之后,突然感觉生活过于空虚无趣,继而选择归隐田园或者自我终结。这的确有夸张的成分,却也说得在理,人生在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过于迷恋金钱权利的人,往往下场没那么好。
刘慈欣在他的短篇《朝闻道》里,设想过一种情形——外星人来了,他们掌握了世界的“真理”,但想要了解这些“真理”,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来换取。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大刘这个设想似乎有些幼稚,毕竟外星人了解的,也不过是于他们而言的“真理”罢了,真理本身并不存在。可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科学家愿意用一死来换取自己所寻求的“真理”,大刘写道,“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走上真理祭坛,完成了生命和真理的交换,在强光中化为美丽的火球飘逝而去”。数学家们得到了猜想的证明,古生物学家了解了恐龙灭绝的原因,物理学家得到了宇宙的终极模型,他们都在幸福当中死去。
平心而论,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存在的,比如关羽,其对忠义的追求甚至感动了曹操(只说演义),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事实。人这种生物,物质上越是满足,精神上就会越贫瘠,就物理学来说,一战到二战这短短几十年间的进步,战后一百年也未必能达到。哪怕是比较个人,拒绝当以色列总统的爱因斯坦也比争着当财政大臣的艾萨克·牛顿爵士要专注些。你要让这两人也走上真理祭坛,牛顿怕是会先跳下来,看着爱因斯坦微笑着死去吧。
兴许这才是狄更斯那句名言的本意,物质富足了,人就多了牵挂,没法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而放弃一切,所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也曾想追求这样的状态,可终究还是做不到。
相比个人的“道”,家庭的“道”才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人。在中国,年轻人所有的理想主义都可以用一句话来终结——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人身处社会当中,家庭当中,不得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然而,在中国,这又不仅仅是责任而已。我们常常称赞,“这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似乎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才叫“好”。正因如此,我们还创造了许多鸡汤,“平平淡淡才是真”,“岁月静好”,一个为了家庭放弃梦想的人听到这些,想必心中会快慰许多吧。
我并非要去否认这样的“道”,孝顺父母,保护我们所爱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对。可相比真正的“道”,这似乎更像是社会本身自我调节的结果,人们需要安宁,社会需要稳定,如果人人为了追逐自我的“道”而陷入狂热,这个社会必不能久存。因此,在家庭的“道”之外,总要有些其他东西。
和家庭之“道”相矛盾的,不仅仅有个人之“道”,更有国家之“道”,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也。国家之“道”,更广义的说法应该叫集体之“道”,人类之“道”。陆秀夫跳海全了民族大义,这就是国家之“道”,金博士奔走一生,呼喊“我有一个梦想”,这就是集体之“道”。我们会给这样的人加上许多神异的标签,“伟大”、“高尚”等等,可他们就像符号一样,离普通人实在是太远了。
在和平时代,贸然追求这样的“大道”,一般还得冒着被查水表的风险。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大抵也是这么个道理。现在有很多成功人士,有了足够的资产之后,常常会投身慈善或者教育,也是想给世人一个印象,他们是在为人类做贡献,是在追求人类之“道”。当然,他们换了个更加高级的名词,叫“社会责任感”。可这样的做法未免虚伪,就好像开造纸厂起家,成为亿万富翁之后建立环保基金会一样。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想明白我自己的问题。我既没有可以为之狂热的个人追求,也不想被家庭的责任感所束缚,更因为生活在这太平盛世,没法高喊“为了xx而战!”这是多可悲的灵魂啊。
但我仍旧不想屈服,我倔强地想,或许,我的“道”就在这追寻“道”的路上吧。我坚信,总有一天,我能找到它,到那时,我才能真正理解夫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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