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回 长沙决策：王洪文长沙告御状 周恩来抱病再组阁
一、批林批孔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不久，毛泽东又写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给江青看了这首诗，同时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批林批孔”在全国开展。似乎只有把死于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2年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文革初年，造反派曾横扫曲阜，六年后，孔子又受到林彪的株连，成为举国讨伐的对象。
另外，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布置在军队“放火烧荒”，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军队。直到１９７５年２月全国转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历时一年多的“批林批孔”运动才结束。
二、江青批“走后门”
文革高潮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国策。不分平民还是干部子弟，都要上山下乡。但“九一三”后，许多高干子弟纷纷以各种借口或当兵，或参加工作，实际上是走后门，致使广大知青不满，人心浮动。事实上，走后门是中国官场有规模腐败的开端。
1974年1月25日，迟群、谢静宜在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江青插话说：“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会上江青曾两次点了一位老帅的名。这样，他当时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的女儿，不得不中断学习，去福建的一个农场劳动。
1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点名批评了“走后门”。但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这样“三箭齐发”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此事到此为止。可江青因此触怒了一些元老们，后来江青被捉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二、兵马俑出土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为了缓解旱情，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园里挖井。当村民杨志发的镢头抡下又扬起来的瞬间，“泥人头”及一些“残身断肢”被挖了出来。
回临潼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后，匆匆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找到同学王永安，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的王永安，决定先发在内参上。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江青大搞儒法斗争，又不遗余力地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姚文元审阅。
内参被江青看到后，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姚文元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后，李先念将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
1974 年，考古队进驻西杨村。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发掘，在场所有人都被这恢宏的景象震惊了。数以千计的形态逼真的陶俑，让人们仿佛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埋藏两千多年的地下军团被唤醒。
兵马俑出土，成为继马王堆之后，中国考古学之又一重大发现。１９７８年，被德国总理希拉克称为”世界第八奇迹！”
三、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9日，联合国总部决定将于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由于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对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中央高度重视。
当时，周恩来总理重病不宜远行。外交部初步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让王海容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王海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时，毛泽东称呼他“九哥”。王海容的名字就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11月入外交部。主管礼宾事务。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当时，只要翻开报纸，就能看到王海容参加国事活动以及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的消息。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
唐闻生是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之女。早年侨居美国，所以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式英语。后随父母回到中国。她和王海容一样情感空缺，终身未婚，只身一人。
3月19日，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稍作深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在会上，江青认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因此，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结果。
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3月24日，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叫到她住的钓鱼台10号楼，希望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王海容于是在3月26日上午即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当天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周恩来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江青 “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收到此信后改变了态度。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
4月10日下午，邓小平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回国。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仪式，为他“接风洗尘”。
但一再推迟住院治疗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在1974年6月1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25周年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多次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6日晚上，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病中的周恩来这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
这时，在中央领导层，就形成了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然而，新布局很快产生了新的斗争。就在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上海帮”，与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前往湖南长沙。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回到北京。
四、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远航归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等内容。她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问：“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不讲话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
“我已经圈阅了。”
“圈阅了算什么态度？你要表态。”
“那我还要调查！”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强加于人嘛！”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邓小平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提出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抢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之前先到长沙。
第二天，王洪文飞往长沙。张玉凤向请示后，毛泽东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时，王洪文来到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滴水洞）毛泽东的会客室。王洪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他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往来，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邓小平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为风庆轮的事与江青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那一套。
听完王洪文的话后，毛泽东严肃地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就在王洪文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当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江青等一起约见王海容、唐闻生。江青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是搞在一起的。”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把这些情况都报告毛泽东。结果，第二天，王、唐二人到305医院，却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见完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指示王、唐二人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向周恩来传达后，周恩来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305医院门前车水马龙。周恩来的确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
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即回信，明确地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写完这些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五、抱病飞长沙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专家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则另机到达。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
王洪文自“十大”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王二人。毛泽东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但是，王洪文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另择他人。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然后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开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会上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进行全面整顿。然而，时过不久，邓小平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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