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柴静说，只能忍受。
书的后半截，柴静提到了很多关于死的事情和看法。与其说看法，不如说是总结。死，无法讨论，或迟或早，它总是会来。遭遇死亡，是记者的寻常事。
时代的良心，真理的守门员，与柴静亦师亦友的陈虻，说，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无以伦比的心酸，谁能躲过死亡的毒钩和权势？他因胃癌死，死时才47岁。真应验了一位知名媒体人说的：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我听说，癌症是最疼痛的死亡。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白岩松对他的形容是“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不少人对他评价甚高：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有人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在所剩无几的日子里，陈虻鼓励柴静，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能快乐吗？我觉得柴静的心挺硬的，污浊恶世，妖魔遍地，坚硬似壳的心房，正如小时候大人捏搓她的小脸蛋，来，笑一个，僵硬的脸，不笑，不笑，我就不笑，毫不妥协，绝不动摇，连笑都不愿意给。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看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pg:437）
连死都不怕的小姑娘，得多气愤。
写到亲情，柴静的心显得柔软多了。
对奶奶的描述，让我鼻子一酸，豆大般的眼泪就落下：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pg:295)
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
汶川地震这一年，柴静无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奶奶享年九十四岁。柴静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在她去世快六年里，柴静不愿提起她，梦里的奶奶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柴静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后，奶奶总在她怀里死了，她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
奶奶靠在门边上，看着柴静，不认识了，说：“谁呢？”
她心里凄凉……（pg:292）
那年，有69227死于那场地震，17923人失踪。
人死法各有不同，记得药家鑫案吗？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依法执行注射死刑。
很久以前，一位法官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在自传中，他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王开岭说，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我突然想起了那段熟悉的经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时代有病的人，不尽其数，很大程度是心理疾病，犯案时差不多都已病入膏肓。
一只猫被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过程，成了2006年度的网上热搜。
视频里，女人脸上带着笑，照着它的眼睛踩下去。那只猫的爪子微微举起，无力地抓挠，直到被踩死。她踩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摄像机，录下的视频被拿来在网上收费观看。踩踏的人是一名护士，拍摄者是一名记者，女人解恨，男人为钱。这位记者辩护说，其实对动物不好的人不一定对人不好，对动物好的人也不一定对人好。”
人心畸形是怎么造成的？
16年前，一名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别人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pg:230)
德国人到偏远的广西与一群留守儿童共同生活，从事教学；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偷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读了孩子的作品《骑猪》，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卢安克“不要着急”的教育方式，更应该看重孩子的天然创造力。
生活本身矛盾密布，有时候是他人给的，有时是自己酿成的。如果说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如此而已，那我觉得活着是无望的，我们只不过复制生活，前人如何，后人也必这样。我的存在又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呢？
柴静倒是说对了，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例如好友，老范、老郝，她们仨没有失散的感情让人羡慕，还有小宏、六哥、李季、史努比……
亚瑟·史密斯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得多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才能笑出眼泪来，柴静作为记者也许会常常拿这句话为自己加油鼓劲的吧。
陈虻劝诫媒体后生：“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我认为，柴静没有堕落，甚至没有放弃，这也正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注：引文中的页码为电子书中的页码
书名： 看见
作 者： 柴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页 数：405
出版时间：2012年1月第一版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