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西服的他，是语言专家安德森，穿上白大褂就是医学专家安德森，而戴上博士帽又成了物理专家安德森。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53个故事
一
安大爷不姓安，可他确实活到了可以被称作“大爷”的年纪。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都是人生的一道坎儿。我和他初次见面时，这个澳大利亚老头恰好卡在第一道坎儿上。
据说我是第一个管安德森先生叫“安大爷”的人，他虽然没有继承澳洲人高大的血统，但是挺拔的身板儿在深灰色西服套装的包裹下，也显得绅士范儿十足，和大爷毫不沾边。
那时我还在读大二，也正是处在为英语四六级崩溃的年纪。恰好有位师哥找我吃饭，说他因为考研，准备结束自己在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兼职，正在寻觅接替者。
据那位师哥讲，公司里有个话很多的外国老头，谈吐间流露出的文化水平，大抵和中国四六级考试的水平相当，如果不介意口音的话，很适合用来练习听力。
另外，岗位的名称虽是英语助教，却对英语能力的要求很低，不过需要较为过硬的形象和气质——我敢说，这两点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公司总部位于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一共三名员工：一个中国老师兼校长，一个澳大利亚老头，和一个死活不肯说出自己中文名，自称“索菲亚”的中国女孩。
面试现场，安德森用蓝色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从我身前走过，打理整齐的银色卷发刚好扫到我的下巴。
我用带着浓重京腔的英语，来了段自我介绍，当安德森刚一张嘴向我提问时，我高悬着的心一下放到了肚子里——他那澳式口音的英语，着实没有比我高明到哪去。
澳洲人喜欢把Day发成Die，“Monday就是Mon-die，Today就成了To die，当时他让我“To die”的时候，我还一脸纳闷，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以致于让我“去死”。
没办法，安德森不得不放慢速度，跟我前言不搭后语地瞎聊，好像小时候来自山东的保姆用纯正的家乡方言给我讲睡前故事。
就在我们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将这场驴唇不对马嘴的面试结束时，我忽然瞥见墙上的一尊孔子像。我问安德森知不知道墙上的人是谁，他耸耸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我灵机一动，决定要抓住这个话茬儿，把下面变成自己的主场。虽然自己对儒学一窍不通，但蒙蒙外国老头还是绰绰有余。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他这人叫Confucius。他把眼睛瞪得愣大，说听说过，可惜不了解。我说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距今大概三千多年，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亚里士多德。
安德森频频点头，我的表达欲瞬间上升一个level，把“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吾师”“温良恭俭让”……用连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蹩脚英语往外招呼。
面试变得流畅起来，我的目光一直躲避着那副孔子画像，生怕他老人家要气得跳出来拿拐棍戳我。
我们一唱一和地完成了这场颇具哲学高度的对话。我感到无比酣畅，并大胆估计，当年孔子跟颜回，庄子跟惠子以及苏格拉底跟柏拉图的对话也不过如此。
最后我顺利通过面试。不是因为我给安大爷讲通了《论语》，而是我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和英语无甚关系。
二
第一天上班，我和安德森最早到，他比我还提前两个多小时。
我俩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屋里，继续着高深莫测的哲学讨论。我跟他说，孔夫子是个大公无私的老师，教学生从来不收钱，但是要收腊肉，他老人家一辈子没少收腊肉，累计在一起，估计可以凑个养猪场。
安德森一听“养猪场”，眼睛放光。他骄傲地说他曾经拥有一个不小的动物庄园。
那个时候，安德森还是一个经济宽裕的农场主，和“老师”“中国”这些词压根扯不上关系。
他每天从家走到农场，要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在灌木丛中，他从来不用看太阳，就可以辨别东西南北——这一特长和北京的大爷们简直如出一辙。
后来安德森离了三次婚，按照当地法律，每次离婚都要赔给前妻一笔巨额费用。当他七十三岁时，他带着不到10元人民币的全部家当，来到了中国。
说到这里，安德森的蓝色眼珠爬满了红色的血丝，泪水开始在眼圈里打转。
我问他是不是回忆起刚来北京时，生活的艰难。他说不是，而是一提到自己的前妻，就十分怀念她们。
可惜他始终都想不通离婚的原因，每一个前妻都是突然一天，坚定地通知他：我们结束了，财产分一半。然后就真的结束了。
出于无奈或者慷慨，安德森总会留给她们多于一半的财产。
来到中国后，安德森住在公司为他租好的一间狭小单身公寓内——虽然年龄大了些，但是根据目前的状况，单身公寓却也符合他的状况。
“你第一天是不是被北京的地铁吓到了？”
“不，我那时还不会坐地铁，况且这要花费掉我一半的积蓄。”他打趣道。
“那你是怎么来上班的？”
“我记得那天我是早上四点起的，然后从住的地方走过来。”
“走过来？”我瞪大了眼睛。要知道，公司可是在国贸附近，离他住的常营，足足13公里。
“对，就像我从前穿过灌木丛一样，按照自己的感觉走。”
我打开地图，发现整条路要走上四个小时，来回八个小时，堪称最高考勤记录。
不过安德森说上班以后，情况就好多了，老板提前给他发了一个月工资，并给他定制一套西服，带他四处宣讲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
摇身一变，安德森从一个落魄农场主华丽变身，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国际语言学大师。
说着，安德森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英文著作，翻开书的扉页，赫然印着他在千人礼堂中演讲的照片。下面坐满了行将秃顶的欧洲白人，在顶灯的照耀下，仿佛围着一圈卤蛋。
“这是你？”我向安德森投去崇拜的目光。
安德森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哈哈，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我看了看照片下的注释，写的确实是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安德森。
“这是我的哥哥，他真的是一名语言学家。”
他们长得确实像，无论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还是被三个老婆卷走毕生财产的农场主，那副老学究的气派在西服的包装下都格外突出。
他的哥哥——安德森是这所培训学校老板的研究生导师，在老板的盛情邀请下，来中国做了几场学术演说。
后来，老板得知安德森有一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弟弟，就将他聘请过来，虽然没法在国际专家面前做学术演说，但在中国家长面前做课程宣讲绰绰有余。
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便宜——语言学家安德森要住五星级酒店，而农场主安德森只需要一套五环外的单身公寓，便可以打发。
就这样，安德森跟着校长跑遍了北京的郊区，他在舞台上作为捧哏兼学术背书，给当地的中小学生做了不少演讲，宣传公司享誉国际一流的英语学习方法。
宣讲的现场基本座无虚席，所谓的“讲师”会随机叫上来几个孩子，带领他们一边做古怪动作，一边朗读英文单词的谐音，以实践他口中的“身”“心”“脑”三位一体记忆法。
像“Pest（害虫）”，谐音就是“拍死它”。台上的十几号人做打苍蝇的动作，并大喊：“拍死它”。在这股激情的渲染下，台下的千八百人也会跟着一起“拍死它”。
整个礼堂里，除了苍蝇会有些意见，总体上充盈着快乐与祥和。
区别于一般的记忆法，安大爷自然要站出来，论证这苍蝇是怎样拍出的国际水准。
除了跟孩子们一起做滑稽的动作，以体现国际语言学大师的平易近人，还要从语言学上论证这一方法的先进性，譬如说“打苍蝇”时，身体的运动是如何刺激大脑皮层，让单词刻在孩子们的大脑里。
从这一点看，安德森的语言学和我的儒学异曲同工，都是自成一派——家长听不懂、孩子听不懂、我也听不懂。
当然，安德森自有他的独到之处。日后我做助教发现，他每次讲座时所论述的观点从来不会重复，这一点，我的儒学就做不到。
就这样，安德森作为哥哥的影子，顺利迈过人生七十三岁这一道坎儿。
三
公司的人员流动很大，但每一个来过公司工作的人，都能跟安德森攀上亲戚。譬如公司的老板是他的兄弟，同时，他管索菲亚叫女儿。
我来了后，他想管我叫兄弟，可是比我大两岁的索菲亚死活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管安德森叫“大爷”，这样一来，大家都高兴。
由于英语里没有一个词能把“大爷”这俩字形神兼备地诠释出来，我每天就直接用中文称呼安德森为“安大爷”。他对这个称号甚为欢喜，每天要学着我的发音，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绵软的“安大爷”。
在我的兼职期间，安大爷第一个到公司的记录没人打破过，而且总比第二个到公司的我要提前一个小时。这也给了我和安大爷独处的机会。
安大爷对生活的追求不满足于现状，作为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有钱人，来到中国后，一下就意识到了自己这张脸的商机。
穿上西服的他，可以是语言专家安德森，而穿上白大褂就可以是医学专家安德森，戴上博士帽也不妨是物理专家安德森。
只需要花里胡哨地打扮一番，简单温习一下年轻时不纯熟的技艺，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驰名中外的架子鼓大师安德森，并以此身份出现在房地产商的线下活动上。
我不知道安大爷是否完全理解他的肖像被作何用途，但当他把带有自己形象的平面广告给我看时，脸上挂满得意与自豪。
也许某一时刻，他真的认为那个广告上面，穿着白大褂的自己可以治疗不孕不育。
除了作为“专家”到处演讲，安大爷还要给一群有一点英语基础的小孩子讲课。将澳式英语的真谛在华夏大地上发扬光大。
我上班一个月后，公司又来了三个国际大爷和一个来自伦敦的金发长腿美女。大爷们拗口的名字我已无从记起，只记得他们的家乡都完美避开了我所知道的西方国家城市。
安大爷又多了三个“兄弟”和一个“女儿”。他们每天吃完饭，便围成一圈闲聊。除了那个来自伦敦的美女，剩下的几位大爷所说的内容，即便我用尽全力，也无法领略其大意。
当然，听不懂的并非我一个，几个大爷也经常用手比划，有时会像我一样茫然。
就这样，公司的洋大爷们总算是凑齐了一桌麻将，可惜他们都不会打，平日里只能待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
到了周末，给孩子们上课时，他们才会穿上西装去撑撑场面，随机走进正在授课的教室，和孩子们进行深入友好的交流。
虽然经常由于语言的障碍导致双方“驴唇不对马嘴”，但是大爷们和蔼认真的样子，让学生们觉得激动又亲切。
家长自然不会介意课程被这样打断，在他们的想象中，比起让他们的孩子听中国老师讲课，由一个外国老头云山雾罩地侃上两句，反而是赚到了。
后来，我作为金牌打杂的助教，跟着几位大爷和金发美女上了几节课，教孩子们念了念ABC，做些算不上有趣的游戏。
至于我的工作，说到底也是“促进安定团结”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招聘条件里“过硬的形象和气质”就派上了用场——孩子们大多由妈妈领着来上课。她们跟安大爷说不通，只能把我当成聊天的对象。
她们大多来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希望孩子的英语能到达母语级别，但又无力把孩子送到每年十几万的双语学校。我们这样的培训学校里有外国人坐镇，又比纯粹的双语学校便宜不少，自然成了她们的不二选择。
这也让大爷们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又蹦又跳。安大爷还在某堂课上，一时兴起，撩开衣服跳了一段肚皮舞。
四
上班三个月，迫于考试的压力，我不得不辞职。安大爷执意要请我出去吃饭。一同去的还有索菲亚，她的英语发音是整个公司除了伦敦女孩最为标准的。
有几次去进行课程宣讲，台上主持人说到这套产品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学习，索菲亚就被叫上台，饰演一个完全不会说英语的人，然后现场教学，直到索菲亚开口飙上几句悦耳的伦敦音。
安大爷对于喝酒十分热情，可惜酒量不济，就着路边烧烤没喝上几杯，就开始胡言乱语。
我和索菲亚都听不懂安大爷的澳式俚语，只能注视着他两只手撑着桌子，脸红到脖子根儿自言自语。说累了，就自己续上一口羊肉串，完全不需要别人搭茬儿。
索菲亚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再喝了，安大爷一把抓住索菲亚的手，嘴里喃喃地念叨着“索菲亚，我的女儿”，接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着：“I love China！”
我刚想跟着感动一下，就看到索菲亚翻了个白眼。她说安大爷每次喝完酒都这样，这一套流程很是死板，她几乎可以完整地背诵。
最后我替安大爷结了账，跟索菲亚一起驾着他往地铁站走。安大爷像狗撒尿做标记一样，沿街在每个树坑都吐了一通。
我们确定安大爷控干了胃里最后一点汁水，跟他一起上了地铁，结果安大爷一上地铁就扒着扶手做起了引体向上，嘴里大声地数着“一、二、三……”
周围的乘客以中国人民特有的热情，注视着我们。我跟索菲亚红着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安大爷请下来。
安大爷以极快的语速又开始自言自语，难度一下从四六级变到了专业八级，我完全听不懂，也没法让他停下来。
过了很久，我趁他喘气的空当插了句话，问他这顿饭是平摊还是他请。
这时他突然安静下来，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对着我轻声说了句“No money”后，安然地睡去了。
作者碎大石，短视频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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