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我在辽南的农村经常跟着家里大人去生产队大院参加批斗会。我从不在意主席台上批斗与被批斗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批斗那些人，我就是喜欢那个热闹的场面，有许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主席台上被批斗的人站一排，都低着头弯着腰，旁边的人举着拳头大吼大叫，台下的人也跟着举拳喊口号，我们小孩子在最后面踢键子、翻绳、打沙包、跳皮筋儿玩的可开心了，只是不让我们大声笑，玩伴中有个叫小琴子的女孩儿和我最好。
辽南是个出苹果的地方，苹果树漫山遍野。那时我住在姨娘家，姨娘家的南山北坡和西边的大地都是苹果树，夏秋季节苹果成熟时，家里的苹果都用大筐装着推满东墙根。我是吃苹果能手，除正常生着吃外，还会煮着吃、烧着吃、烤着吃、捣泥吃，最绝的的一种吃法是左手拿一个苹果，右手拿一个擀面杖，用擀面杖去敲打苹果，用点力但不能打破皮儿，一会苹果就会变软颜色变暗，轻轻咬一个小口吸干里面的汁，然后将没有了汁的苹果随手扔进猪圈或垃圾桶。一天下午，太阳刚刚向西偏了一点点，小琴子来找我玩，她说：＂西边有个园子里的苹果树上的苹果可红了，特好看，我们去摘几个吧。＂我说：＂好呀。＂于是我们俩个手牵着手就跑出去了。来到苹果树林，果然树上的苹果又大又红，可我发现我根本够不着树上的苹果，小琴子比我大两岁，个子比我高半头，她二话不说就爬上了树，一手揪一个，要往下扔让我接着，我不敢，怕被砸到，于是灵机一动，拉起我的尼龙衫的前襟，尼龙衫的弹性很大，能拉出胳膊那么长，很容易接住扔下的苹果，我高兴得哈哈大笑，一会儿我的衣襟就装了四五个大红苹果，正当我感觉快要兜不住了，突然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嗨！干嘛呢。＂吓我一哆嗦，怀里的苹果滚落到了地上，我转身抬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头戴军帽，身穿军绿色上衣，深蓝色裤子，脚穿军绿胶鞋，腰间系着宽皮带，手上拎一根木棍，站在我身后指着树上的小琴大喊。小琴子动作利落的像个猴子一样从树的另一边跳下，拔腿就向树林深处跑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这时我吓得两腿直抖，呆呆的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男人。
＂谁让你来这摘苹果的？你是谁家的？＂男人放轻了声音问我。
＂叔～叔～，是小琴子叫我来的。＂我怯生生地说。
＂你家住在哪儿？＂男人又说。
我抬起手指着东边，男人向东边看了看。
＂你家大人叫啥名字？＂男人问。
＂我就住那家，我不知道我姨娘和我姨夫的名字。＂我带着哭腔答着，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男人看见我己经吓得满头汗满脸泪了，于是蹲了下来，捡起一个苹果放进我手里。
＂是那边第一个门的老宋家吗？＂男人指着东边站起身来。
＂快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哈。＂说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又轻轻的往外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没敢哭出声，流着眼泪慢慢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刚一进家门，我就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手里的大苹果也落到地上不知滚到哪里去了，我趴在炕沿上委屈的哭着，姨妈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急忙过来搂着我：＂乖乖，这是怎么了？＂
我边哭边说：＂我不知道苹果是不可以随便摘的，我摘了外面的苹果。呜呜——。＂
姨妈不安起来，问： “有人看见了？打你了吗？”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姨妈又说：“傻孩儿呀！那是生产队的苹果，不是咱家的，咱不能摘呀，摘了要受罚的。”
⋯⋯
我第一次懂得公家的苹果是不能摘的。
傍晚十分，大表哥扛着锄头气哼哼回来了，他把锄头往门口一顿，站在门口用手指着正在炕上与小花猫玩耍的我，对着正在厨房做饭的姨娘大声喊道：＂谁让她去偷苹果了？＂
＂你喊什么呀！是道北老刘家的小琴子带她去的，孩子又不懂。＂姨娘对着大表哥提高了嗓门。
＂生产队让咱家明天出一个人去挨斗呢！反正我不去，丢人死了！＂大表哥气凶凶的扭头走了。
我在炕上听说要拉去批斗，立刻害怕起来，躲到墙角不敢吱声，低头不敢看人。这时二表哥担着扁担回来了，刚进院子就被大表哥叫住，他俩在院子里嘀咕几句，二表哥放下扁担走进屋来。
＂丫头，别害怕！二哥去挨批斗，没事哈＂二表哥伸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蛋说。
＂兆利，你不能去，你们年轻人还要进步呢，等你爹回来让他去吧。＂姨娘一边淘米一边对二表哥说。
＂妈，没事，城里孩子不懂咱这里，摘个苹果吃算什么，真是小题大做！到时候我和他们解释清楚，赔给他们就是了，实在不行我上台挨批去。＂二表哥走到厨房和姨娘说。
我内心的恐惧变成了自责和愧疚，这时我看到了那个偷回来的大红苹果静静卧在八仙桌旁边的木椅子边，我瞪大眼睛跳下炕愤怒地飞过去，一脚把那个大红苹果踢出了门外。
事隔多年，我己经记不得小琴子的模样了，也不记得是谁去开的批斗会，反正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生产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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