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是突然走的，她是在惊喜之后突发了心梗，那段日子，姥姥成功地切除了肝囊肿，出院回家后，她见到自己最喜欢的孙子，喊了一声：“我的宝贝！”就驾鹤西去了。
那一年姥姥七十岁。
儿时的某些细节像是未来生命的隐含征兆。命运这东西玄机很深，多年以后，母亲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也是七十岁。
姥姥是在苍茫炎热的夏季走的，母亲到家时已是黄昏，不祥感像黄昏时分的萤火虫，在夕阳的余晖中吃力地跳跃闪烁。
母亲看到电报时没有哭号，她欲哭无泪的样子反而令人心疼。
母亲教给我，痛苦是要埋在心底的，悲伤是要一个人独品的。失去姥姥后，母亲终日恍惚，她的目光像煮熟的鱼，茫然盯着一处，眼神已经没有意义。
深秋的一天，我妈用高压锅做西红柿酱，恍惚中，她将过多的西红柿放入锅中，半小时后，我妈打开了锅盖，那个瞬间，气浪冲天，西红柿喷了我妈一脸，她被紧急送往医院。
意外发生时，我爸正在远郊扶贫，当天，村里的大喇叭用当地土话喊道：“某某同志，请赶紧回家，你家的锅炉爆炸了。”
消息吓坏了我爸，他想，老婆爱折腾，但也不至于在家里装个锅炉啊！
我爸急赤白咧地赶到医院，只见我妈脸上涂着褐色药水，活脱一头花斑奶牛，我爸呆若木鸡。奶牛含泪望着木鸡，木鸡安慰道：“没事，火烧十年旺”。
我妈出院后，整日穿一身黑衣，就差骑一个扫把了，她面部的结痂仍未褪去，模样古怪，黯然神伤，我们噤若寒蝉。
母亲哭不出，也不会笑了。原来，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掐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母亲经历着伤痛的思念，如烈日下的芭蕉吃力地成长，却错过了花季，日复一日地枯萎而不能表达，我担心母亲从此将呆傻下去。
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坐在床边发呆，我叫她一声，她大梦初醒，又像恍若隔世。
我问，“换钢丝面吗？”母亲还是茫然无知。
母亲的眼神告诉我，她开始周期性地回忆过去。
母亲出生后，姥姥从一个高人那里得知母亲命硬，需要找个干爹压着，姥爷性格软弱，不仅软弱，而且没主意。
但没过几年，那个名不符实的干爹就消失了，于是，姥姥变得日渐强势起来，自己扮演起两个角色，一半是干爹，一半是严厉的母亲。
1942年夏天，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姥姥把最好看的女儿，我妈的大妹送给别人家做了童养媳，换了两袋粮食救了全家，后来几次寻找，都杳无音信，成为姥姥一生的痛。
自此，姥姥的一日三餐绝不将就，她的口头禅是“吃了就捞着了。”偶尔想起那可怜的女儿，姥姥的心情随即跌入谷底，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对姥爷发火。
有时，还没到月底，姥姥就把钱花光了，一家人等着吃饭，姥姥只好翻出一两件棉猴拿到当铺，用那钱去买食物。
她以为有钱了可以把衣服再赎回来，但那些衣服就像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有时，姥姥换回个猪蹄子，有时是几两酱肘子。我弄不清为什么姥姥要买那些食物，好像明天要地震似的，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是过年才吃的。姥姥花钱时，有种说不出的痛。
回家之后，姥姥把花掉的金额认真地记在本子上。肉末两毛，白菜八分，炸酱面三毛，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姥爷喜欢拄着拐杖立在铁楼梯上，一双老眼茫然空洞地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人们大多漠然地走过，偶尔有熟人问，“吃了您呐？” 这声音传到姥爷耳朵里的时候，已成了似有所无的噪音，他点点头，嘴里说，“吃了！您遛弯去啊！”
童年时，每年暑假到姥姥家，都是姥爷领我们去月坛公园玩，姥爷脾气很好，虽然半身不遂了，但是很和蔼。
玩到夕阳掉到树林后面了，我们就该回家吃饭了，那时，楼里没有电梯，姥爷上楼梯很费劲，我跟在他身后，恐怕他摔了。
母亲回忆完姥姥，想到自己的心结，她的心又开始抽搐。母亲一直以为自己退伍后，就可以回到姥姥身边尽孝了，哪知结婚后，她的五个孩子成了五条木桩，把她更深地砌入了内蒙古高原。
最终，母亲也没回到北京的父母身边，她被埋在了万里以外的内蒙古，她的墓碑和父亲的紧密相连，但是面朝北京，朝向她的故乡，就像她一生都梦想着回去，最后仍旧选择了和父亲埋在一起，只能祈求来生了。
墓碑上有张母亲的照片，她的眼神意味深长，她孤独的意志，决绝的一生从未结束，不得不在死了之后开始新的一场漫长的跋涉。
姥姥曾经热爱写诗，但她去世时，只留下两个账本。母亲捧着那两个账本，心里十分难受，“姥姥曾是一个浪漫的人。” 母亲喃喃地说。
我于是想到，母亲也曾浪漫过，但她七十岁时，也失去了乐观和浪漫。这是遗传密码？还是命运更迭？人类总是与生活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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