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责问。

事实正如我们所知，巴黎没有被摧毁。巴黎的历史遗迹和咖啡馆都在炸药与炮火中幸存了下来。

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Larry Collins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Dominique Lapierre在近三年时间采访了八百多人，采用其中536人的经历，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勾勒了巴黎解放前的图景。中文版由董乐山翻译。我在书店里曾无数次偶遇过这本书，终于在这次前往巴黎的飞机上开始了阅读，像是预习，也像是温习。

说是预习，是想逃过备选的另一本书《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中的法国以及巴黎，不知什么缘故，虽然作者雅克·巴尔赞93岁高龄完成此书，倾尽五十年写西方五百年文化生活，但是读来确是如同嚼蜡。同样是讲述巴黎，非虚构的《巴黎烧了吗》读来却有一种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虚构作品的体验。

说是温习，《巴黎烧了吗》中讲述的是二战中巴黎的解放过程，在充斥着枪炮声、兵临城下的巴黎，大巴黎司令冯·肖尔铁茨一再受命要摧毁巴黎。而此时的巴黎，也正沉浸在ISIS暴恐袭击的余波中。

巴黎烧了吗？1944年的8月，希特勒、艾森豪威尔、法国抵抗组织、所有的巴黎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在疑问。

巴黎安全吗？2015年的11月，在我出发参加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前，我的亲人、朋友、老师以及关注气候大会的全世界的人们也都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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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疑问同样也在我内心中潜藏，但只有一瞬。因为莎士比亚书店、花神咖啡馆、卢浮宫与凡尔赛宫的巴黎是从小的书页与纪录片，在近代外交发源地的法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对于国关学子来说是多么美妙的经典外交与现代的制度主义的融合。

融合的还有白天与黑夜。29日中午出发，十二个半小时的航程，到达巴黎却仍旧是29日下午6点多，让我有一种偷来了几个小时的感觉，虽然回国的话就又得还回去了。巴黎的2号航站楼有一种特别友好的氛围，友好到全程有中文指示牌，还有工作人员的“行李行李”指示。

按照引导，我很快便钻入了驶向市中心的火车，然后是市内的地铁与轻轨。困倦的脑袋直觉地感觉到巴黎的地铁和轻轨似乎要比国内方便地多，后来和同伴聊起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全程无安检。而且偌大的地铁站或轻轨站，除了入站口有一处问询台，站内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是的，不仅没有保安、巡警，也没有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上也是。市内的大部分列车还是有人驾驶，除了车头处穿着随意到以为列车被劫持的司机（一位巴政学姐语），便是完全属于乘客的列车车厢。

车厢里与站台上的人面迥异，非裔、东亚裔、南亚裔、中东裔……三色旗上的三原色的包容并蓄真是五彩缤纷。间或有醉汉在站台上骂骂咧咧，闻其慷慨激烈，观其意气风发，当是批评奥朗德无疑；也有年轻人高举横幅，指责万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当然，还有列车上不时出现的艺术家，演奏起音乐来也不问对于乘客来说是噪音还是音乐，当然，也不看乘客的脸色就来要钱。

这真的是暴恐袭击后的巴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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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晨的圣心大教堂除了圣父圣子圣灵，还有的便是与建筑上已经绿锈周身的武士雕塑相映成趣的一身绿色迷彩服的军警。三人当是一个小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但，慵懒的步伐与平和的神情便道出此处的安谧。

他们身旁是刚刚苏醒的巴黎和有着亮晶晶汗珠的晨跑者。对了，还有一个姑娘扶着栏杆跳起了芭蕾，虽然穿的是跑鞋。黑人兄弟们带着五颜六色的铁塔和其它纪念品慢慢聚拢开始向游客兜售。两个大爷慢慢打开包袱，拿出竖琴开始酝酿一曲晨安。旁边的行为艺术家，一身白衣、白帽、白妆，静静地与周遭融为一体，当你发现他时他才微笑起来与你问好。

安静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它与喧嚣并存。圣心大教堂所在的高地之下便是一个闹市。而在下山的过程中，你会知道，美好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与丑恶并存。一群黑人青年和言细语地一边说着No problem，一边伸手来为你绑彩绳。事实是，当你一旦接受了，那便意味着几十欧元的勒索和一群人的围堵。幸好跑得快！

而教堂门口，警察正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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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城市中的闲适与放松相对比的是气候大会会场的严密安保与严格安检。

气候大会的会场在布尔歇会展中心，巴黎北郊，要通过火车前往。市区内的车站内照例是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安保的。第一天的火车上，我们竟以外邂逅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是那个在媒体上应该算是首倡气候变化的戈尔。戈尔略微发福，带着助理，一个小型摄制组很自然地从一个火车站上车。没有保镖，车站内也似乎没有安保。就这么上车了！难道卸任的副总统没有攻击价值？在通往会场的必经车站外，几个骑警长期驻守。至于骑警的作用我一直存疑。不过，查了资料说，骑警的高度带来的大范围视野以及冲击时的威慑力对于犯罪分子有着明显的镇压效果。车站到会场是由直达的摆渡车相连，会场外围首先是一圈警车，军警们在各个入口都有驻守。进入围栏后，首先是一圈土堆组成的外围，土堆上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还有炮。再往里是持枪巡逻的军人和驻点的特警，间或有骑警巡逻。

要进入会场首先要过安检，安检依据时段不同，严格程度不一。早上人流较多，可能为了追求效率，相对较松。但也是得液体要亲口喝一口，外套要脱掉，所有物品过安检。而中午和下午，则愈发严格，我个人是遭遇了要解开皮带的待遇，就连眼睛上的金属也要报警而不得不摘下。同行的姑娘更是因为鞋子上的金属拉链而不得不脱了鞋子过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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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警察局受到暴恐袭击怎么办？

巴黎警察早就想到了前头。

在最后的自由一日，与同伴相约出去逛逛。刚从面包店买完早餐出来，我偶然发现姑娘的背包拉链开了。姑娘扭头一查发现，一个卡包已经不翼而飞。姑娘立刻就急了，面包店里问三遍，门口大街走一遍。看到街口的警察赶紧问了派出所的地址去报案。

寻找派出所的一路算是最深入接近巴黎的一路。路边的咖啡馆里三两成群的人们享受着最后一小时的上午，餐馆里已经高朋满座。整个城市的氛围都是惬意的。大约没走过一个街区，都有两个警察站岗。我们一路问着警察来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门口首先是一男一女俩荷枪实弹的特警。一个负责拦人排队，一个负责搜身。先问清楚事由，然后搜包搜身，才进得派出所。派出所里俩警察倒是轻装简从。有时候我想繁冗的程序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警察明知道他们无能为力，但是让你填完一个长长的表哥，让你意识到你对谁偷了你卡包的一无所知之后，你也其实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当然，警察的官方答复是，要么坐等3小时，等他们处理，至于怎么处理，我表示很好奇。要么先回中国去，他们和中国警方有合作，如果有消息，会通过中国警方联系你。当然，双方都有清楚的是，这一次错过便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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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处对面是红磨坊，地铁的前一站是Pigalle，也就是著名的红灯区。第一天早上6点多起来溜达的时候，粗略数了一下，就红磨坊这条大街两边，Sex Toy之类的店铺就得二十多家，有大有小，小则方寸斗室，大则连锁大厦。夜总会之类的也有好几家。当然，我纳闷的是，开这么密集，真的有生意么？！

不知道是特殊区位的原因还是巴黎本来如是。我住在酒店一楼，给网易气候变化专题熬夜写稿到凌晨近2点时，窗外仍旧一篇喧嚣繁华。11点多出去觅食的时候，大街上也仍旧是酒吧里、咖啡馆里三五成群的人们喝着酒聊着天。巴政的学姐说，巴黎的生活很慢，普通白领十点上班，吃一个Brelunch，下午喝个下午茶，5点多也就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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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里提到，当法国抵抗组织和盟军不断在巴黎推进的时候，每到一处，巴黎人们都热情地涌出来，都挂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色旗，或是用床单缝制，或是用旧衣服缝制，满城的三色旗飘扬，那是巴黎从几年的德意志占领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同样，在来巴黎之前，当奥朗德提议大家为死难者进行哀悼时，巴黎同样是全程悬挂三色旗。三色旗供不应求，人们就挂出了三色的T恤、床单。在哀悼仪式上，不同族裔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暴力。

在现场，法国电视台采访了一对父子，儿子尚幼，父亲理性。

记者问儿子：“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懂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

儿子：“嗯，我知道，他们非常坏，坏人不好。还有，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要搬家了。”

父亲：“不，别担心，我们不需要搬家。法国就是我们的家。”

儿子：“但这里有坏人，爸爸。”

父亲：“是的，但哪里都有坏人。”

儿子：“他们有枪，他们会打我们，因为他们很坏，爸爸。”

父亲：“没关系，他们可能有枪，但我们有鲜花。”

儿子：“但鲜花没有用啊，它们是用来……”

父亲：“鲜花有用的，你看，每个人都在地上摆放一束鲜花，可以挡住抢。”

儿子：“是保护我们的吗？”

父亲：“没错。”

儿子：“蜡烛也是吗？”

父亲：“那是用来纪念昨天离开的人们。”

儿子：“哦，这里的鲜花和蜡烛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父亲：“是的。”

记者：“你感觉好些了吗？”

儿子：“感觉好多了。”

我想，正如所有紧张的、极端的、暴力的主义和举措都抵不过人类内心深处本能追求的闲适、美好与散淡吧。巴黎因为这闲适、美好和散淡而美丽，也终将继续美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