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突然发现，人其实注定是不信基督的。尽管自以为信着一个被叫做“基督”的神明人们实属不少。但人的存在特性决定了，对大多数人而言，选择真正意义上信基督之可能性几乎没有。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突然悟出，人之“不信”，恰恰是因为人之“信”。
听起来很荒谬，其实非常简单。当人自以为在“信”着“基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人因着一种莫名个感动，奉了“基督”为救主，有两个问题的必当追问的：
1我是什么？2基督是什么？
信仰是件关乎灵魂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当我们自认为信了基督却并未真的“得自由”，
出于面子上好看假装已经“罪得赦免”实无必要。既然我们并没有感到“罪得赦免”，我们就不能不重新审视一下，什么是“信基督”。
而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审视一下，什么是“我”。
佛教宣扬“我空”。不是说“我”不存在，而是说这个被叫做“我”的东西是“依他起相”的产物。也就是说，一个与现象世界的关系的产物。脱离的关系，“我”就坍塌了。《圣经》中，上帝说：“我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包含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如果上帝的样式是“我们”，则被造的人的形象也必然是“我们”。也就是在一个关系中才能被定义的“我”，而不是一个脱离了关系的形而上的自在的“我”。
既然，“我”是被一个关系所决定着的，那么，一个被“信”着的“基督”也必将因着这关系而有意义。那么，“我”是被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所决定着呢？
既然“我”并非生活在天上，那么，决定着“我”的那个关系也就是决定着整个20世纪的人的存在状态的关系，也就是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的在我们所处的世纪中极其流行的“我与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那么深刻地决定着我们，以至于就象夜行人无所逃于黑夜的掌控。
我们先就人与他的身体讲起吧。因为这是人所遭遇的第一个“我与它”的关系。
身体是“我”的吗？好象这点毫无疑问。其实不然，对于现代人而言，身体首先是个它者。比如：人好象都知道努力工作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而钱是用来满足自己以及相关的人的生存意志之需要的。而人之生存，又必然以趋乐避苦为其特性。人倘若趋苦避乐，则当属不合逻辑。然而，当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贪腐的酒桌与欢床上，前赴后继地直奔医院与坟墓，问其快乐与否，皆曰谈不上，当此时也，身体还是“我”的吗？不是，“我”的身体真简直就是我的仇敌，是我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它”。这个“它”仿佛有它自己独立的生命似的，象头被蒙住眼睛的西班牙公牛般东冲西撞，直到与它的毁灭热切拥抱而后已。这是为什么？弗洛依德说这是无意识的死亡冲动使然。但此事对于人的理性而言，还是那么地神秘不可解。
第二个“我与它”的关系就是现代人与他/她的家人了。人活在世上，还有比家庭更值得信赖的吗？然而纵观许多的家庭，好象自家人之间相互的憎恨，比之外人，还甚十倍。问其原因，又皆是鸡毛蒜皮，不足计较者。问其爱家人否，则又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什么比家人更让自己投入了更多的爱了。然则何以爱反生恨？其实细一推究，无非还是个“我与它”的问题。父母望子成龙，说是为孩子好，其实不然。孩子不过是自己的面子。让孩子“成龙”，不过是为了自己脸上有光。而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人格价值，以及其独特的潜能与需要，不过是为自己在人前争点面子的筹码，是可以牺牲的。而孩子，就这样在自己“爱”的名义下，变成了一个“它”。当然，孩子倘因此顺利地放弃了他们的自我，而充当家长的面子，则家庭尚可维持表面的和睦。倘孩子不肯做自我的牺牲，而“我”又不肯放弃我的面子，祸起萧墙，将势不可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的孩子最终走向了父母所期望于他们的反面。
第三个“我与它”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当传统的四合院式的人际生态随着所谓“光彩工程”而纷纷涣然冰解之后，仿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变得如钢筋水泥般冰冷和生硬起来。更加光鲜、便捷、高档的人居环境就象一道诅咒般在人们的心里筑起了道道高墙。城市的现代化就象刀一样地把人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地切割成两个极端———高收入的人群与失去收入的人群。那曾经是生气勃勃的杂乱却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生物多样性”的“旧城”生态被欧式绿地与广场取代后，城市变成了一个只容得下“食肉动物”的角逐场。而“食草动物”们在“城管”的绞杀下渐渐失去了他们最后的活路。倘若他们再让某辆蛮横的宝马车给撞上那么一下，并且还被告知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大局，最好忍气吞声，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愉快，我真是很难想象，这样唯“食肉动物”的生态，还能让自己维持多久！当占尽风光的有钱人把穷途末路上的穷人当作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时，又如何能指望心怀怨恨的穷人不把自己的未来，寄希望于前者毁灭呢？
第四个“我与它”的关系就是现代人与他/她所从事的事业了。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揭示了工人是如何越是超额地工作就越是超额地“生产”着自己的失业。马克思把这叫做“异化”。干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到头来发现异化象万能胶似的仍然粘在我们每个人的屁股上，越来越甩不掉。我们越建房子就越住不起房子；学校越多子女就越上不起学校；大学升学率越高学生就越没有文化；医疗技术越是进步，我们就越是被疾病所恐吓。似乎我们每一个重大的进步与胜利，都恰恰是最终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挫折和失败的东西。每一个我们熟练地驾驭之物，都最终反过来驾驭着我们。这仅仅如某些人所说是个制度的问题吗？不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绝对地自外于这人类所扛负的普遍的异化的命运。从英美“自由世界”的越反恐越恐，到我们的越反腐越腐，异化就象一道诅咒，仿佛只要生活于现代，则无所逃其魔掌。
“我与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普遍关系，这个关系从“伊甸园”时代起就普遍地给定着每一个“我”。也就是说，人类从混沌而步入生存的世界，异化就不可避免地抓住了“我”。这是怎样的一个“我”啊，它在一个异化的关系中自我分裂着。“我”不再是我的肉体的参与者，相反，“我”把“我”溺毙在了我的肉体中；“我”不再是“我”的家人的一部分，相反，家人在被“我”降解成“我”的需要的过程中变成了“我”的敌对者；“我”不再是人群的一部分，相反，分裂的人群成了“我”可以投以轻蔑或是仇恨的对象；“我”不再是干着一种事业，相反，“我”被事业给干了，就象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那个被机器给劫持了的可怜虫。既然，“我”与“我”所相关的每一件事情成了敌人，则“我”不可避免地分裂出一个个虚伪的“我”来对付这些“敌人”，以避免“我”被这“敌人”给“吃掉”。于是，每天出场的，是这虚伪的“我”，一来二去，“我”逐渐把这个虚伪的“我”给“转正”成本来的“我”，而原来的“我”，则被不知不觉地给“开除”了。
现代人这个虚伪的“我”因着其形成的原因，它必然喜欢虚假的东西，仇视真实的东西；喜欢空洞的东西，仇视丰满的东西。因为异化了的“我与它”的关系决定了“我”不能真诚地、实质性地去和与“我”作对的存在打交道。在普遍的异化了的关系中，“假、大、空”是唯一的自我保全之道。
当现代人除了虚伪的“我”再也拿不出任何别的“我”时，这个“我”在自以为“信”着一个什么时，那个被“信”着的什么除了不过是虚伪的“我”的一个假、大、空的倒影，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倘若这个被“信”着的角色恰好被“我”分派给了“基督”，那么，怎么知道所谓“基督”不过是虚假的“我”为自己找到的又一个假、大、空的倒影？所以，对于除了这个虚伪的“我”就什么都不是了的现代人而言，“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虚伪的“我”不自欺欺人已不可能。一个自欺的“我”不可能“信”着一个不欺人的“基督。
分析了现代人的“我”是什么，那么基督又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14.6）。“真理”一词的希腊原文是去蔽的意思，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破除无明”。无明不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而是人的一种内在特性，是人进入生存的世界所不能不担负的二元处境，也就是所谓“原罪”。对人心的这一特性的认识的前提，乃是人对其在“罪”中的生存困境的感受。困境给出了人脱离困境的要求，这种要求促使人获得了一个反观自己生命状态的新的视角。人由此得以知“蔽”。如果说生存困境给出了生存态度的取舍（也就是所谓“道路”。用刘小枫的话说，就是“生存论的转向”），那么，由知蔽而去蔽的过程则将人引入了本真的生存的可能性。本着去蔽的行动，人本真的“生命”才获得了出场的权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被耶稣所宣称的“基督”与其说是一个特殊存在，还不如说是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得以存在的过程。由此对基督的“信”与其说是对一个我们搞不懂的神明的信仰，还不如说是对人所应有的本真的生存的承担。
因此，能够承担基督的人只能是痛切地不满于在普遍的“我与它”的关系中饱受异化之苦而力求断然做“生存论之转向”（也就是走基督的道路）的人；只能是在“生存论之转向”中勇于去蔽（也就是活出基督的真理）的人；只能是勇敢地去“存在”而让自己本真的生命得以出场（也就是因基督而得生命）的人。
对于一个异化了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些真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抉择，绝非如某些乐观而简单的“福音宣传队队员”们所说的那么只需点击一下“确定”键就可以“下载”的。人只要与他/她的异化相安无事，只要那个“我”仍然是“我与它”的普遍关系的治下顺民，无论自以为信个什么，只能是为自己找了个躲避存在的“神经症城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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