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城》公映第一天，影评人“亵渎电影” 在微博公开炮轰张艺谋，并配文称“张艺谋已死”来表示自己对电影的失望之情。乐视影业官微针对此事发布了一张警告函，要求该影评人删除微博、置顶道歉，否则将追求法律责任。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最开始对电影的讨论，上升到了电影和影评人的对峙。一众电影圈内人纷纷站出来骂影评人：“没有文化素养，诅咒人死。” “微博名就是对电影最大的亵渎。”
更有甚者，将这件事情上升到了国家高度：“好莱坞电影大肆在中国捞金，影评人一致对国外电影叫好，中国人自己导演的一部魔幻电影处女秀就恶语相加。崇洋媚外的那些人，自己心里极度自卑，就见不得中国人好，见不得中国自己强大起来！”
正常人都看得懂“张艺谋已死”这句话的意思，并非诅咒张艺谋的肉体生命，而是他的艺术生命。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乔布斯去世，苹果已死。 ”苹果真的死了吗？并没有。只是在乔布斯去世后，苹果手机再难续当年的辉煌。
同理，张艺谋也还活着，只不过对于大众来说，他也难再续当年“活着”的辉煌。至于上升到国家高度，这可能是稍微有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第二天新闻出现一篇关于张艺谋的访谈，从题目开始就很值得玩味，“张艺谋谈被双标：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
在访谈中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电影评判标准都是特别严苛的，但对人家的电影，我们又用的是另一套评判标准，好像都能理解了，都能换位思考了。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对外来的电影，我们全都理解，我们全在讲梦、讲童贞；对自己的东西，马上就亮出非常犀利的宝剑，让你体无完肤。说到底，我们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不爱惜自己的创作。我就开玩笑说，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就被骂死了。”
我能感觉到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对国内的电影环境存在着多大的偏见。
美国作家杰弗瑞·罗宾森说过一句话：“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就如同狗跟电线杆子的关系一样。”但在中国，狗和电线杆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只能抱着电线杆跪舔，而不能自然的撒尿。
电影与文学一样，都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相比之下，很多作家对文学评论的胸襟就宽广的多。文学的文化产业链形成的时间长，文学评论自然也非常成熟，环境相对宽容。而中国的电影文化产业链形成时间不过几十年时间，能促进电影良性发展的影评人也尚未成气候。
对于影评的定义，好莱坞业内只有六个词：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 movie，翻译过来的的意思大概就是“对电影的批判性审视。”
既然是批判性的审视，那批判必然是第一位的。但艺术批判从来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建立在作品水平不佳的基础上，提出的批判。
张导说的“典型双重标准”和“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被骂死的”，这两段话，都很主观的将导演与影评人毫无道理的置于对立面。仿佛对于同样一部电影，只要是中国导演拍摄就会被骂，只要是张艺谋拍的电影就会被骂。
中国人常被批判“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但在艺术创作领域并非如此，无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电影，都有着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和批判，对人性和揭露和关怀，甚至有些作品中传递的历史纵深感、儒释道文化的传承等，这些都是每个人中国人从小耳濡目染的。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中国独特文化在不断沉淀，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东方文化，让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
李安电影里常出现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张艺谋早期电影里对中国文化的控诉、贾樟柯电影中对小人物和现实生活的高度还原，这是只有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才能有的感同身受。
纵向的比较来看，张艺谋早期拍摄的《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其浓烈的人文关怀、对现实的映射，被影评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而张艺谋今天的《长城》却因不合理的情节、生硬的好莱坞套路等诸多硬伤为人所诟病。
横向的比较来看，李安同样也是华人导演，拍出的电影却几乎部部好评。无论是早期“父亲三部曲”的东方世故，还是后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西方哲学，都赢得了非常高的赞誉。
所以，影评人从来没有针对个人，也没有针对中国导演，所有的评论都是针对电影这项艺术本身。无论《长城》再怎么打上“东方文化输出”、“中国科幻巨作的崛起”、“对爆米花电影不要要求太高”的标签，公关稿的一再洗地也掩盖不了它的不足。
在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情况下，影评人的评价多半还是客观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好莱坞影评人一样进入电影主流圈子，左右不了电影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存在为了利益而全力黑某部电影。
在好莱坞，影评人的评价对电影来说可能是载舟覆舟的作用。
2004年，奥利弗·斯通耗资1.55亿美元执导的《亚历山大大帝》，阵容非常强大，但由于遭到美国影评界的一致嘲讽，该片在美国本土仅仅以3400万美元的票房而惨痛收摊。美国观众不管影片中的文化和商业，他们认可的影评家给出了差评，就不再浪费钱去电影院观看。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当下影评人的评价和豆瓣的评分，不太能影响电影票房，实际上影响最多的是看盗版的人。
这个观点，在当年的张艺谋的《英雄》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英雄》上映之后，诋毁谩骂声不绝于耳。但票房却非常高，年度票房占比27%，还是保持华语片内地票房纪录最长的电影，保持了4年以上。
正所谓没有地位就没有话语权，在资本逐利的今天，导演更多的是和发行商投资商进行利益捆绑。只能接受好的评价，对于影响稍大的负面评论必然进行打压。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冯小刚跳出来反驳王思聪；如今乐视对亵渎电影的警告和律师函，都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非常害怕票房不佳，拼命想要维护自己影片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借机将事情扩大化，让更多人借由事件关注电影。
王蒙曾说过：
“在今日中国，我以这个（文学评论家）称号为耻。文学评论当然应该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而要能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就免不了有对作家的挑剔、指责。挑剔、指责，本来是“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怎么倒成了大逆不道之举？”
王蒙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凭自己本事买的票，你凭什么不让我吐槽，这怎么就成了大逆不道之举？
作者：方芳
90后少女，段子手、影评人
热爱严肃文学，文章风格多变
热评 | 影评 | 生活 | 艺赏
网友评论
ps 张艺谋真说过：“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就被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