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行吴讨伐陆浑之前，韩起还特意对郑国进行了一次超常规格的访问，《左传》耗费了大量的笔墨对这次的外事活动进行了长篇报道。韩起一行抵达郑国后，郑定公第一时间举办了盛大的享礼为其接风。对这次的享礼，郑国上下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向来以直言冒犯大国著称的执政子产，此刻也一改常态，特意叮嘱有资格参与享礼的人，在宴会上一定要谨言慎行，切莫鲁莽冲撞了客人。
但尽管有事前的嘱托，到了宴会的时候还是发生了意外，一个叫孔张的大夫因为迟到了，慌慌张张地在客人中间穿梭找自己的座位。负责仪礼的官员急忙制止他，让他从客人身后归位。但孔张或许是太过慌张，本来应该在东面就坐，结果慌乱之中跑到了西侧，又被司礼官给挡住了。当时在场的客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的身上，惶恐之下让他更是手足无措，悻悻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又退到放置乐器的地方。
他的这般慌张样貌，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也引得郑国的大夫都感觉很没面子，其中有一个叫富子的，就对子产说：“郑国本来就受大国的欺凌，若不是因为坚守礼仪，恐怕早就无法再列国中求存了，如今孔张的举动简直是丢尽了郑国的脸面，我不知道郑国还如何自处。”他同时还说道：“孔张在大国面前如此作为，丢的可是您的脸，您难道就不感到羞耻吗？”
子产很是不屑地反驳说：我作为国家执政，根本的职责是保证“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这样的错误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那是我的耻辱。可他孔张是谁啊？他是国君的堂侄，是子孔的孙子，是孔氏的掌门人，他是有自由意志和自由裁量权的大夫。孔氏家族分宗立祀已经有几代人了，他们世代值守自身的职责，就应该担负起属于他的责任。若是他因为职务原因，受命出使诸侯而不辱使命，为国人所敬重，为诸侯所知，那是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他忘掉了自己该处的地位，行事过分，也是他自己的耻辱，跟我这个做执政的又有什么关系？若是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我这个执政的身上，等于是说先王没有法度，这不是我一人可以承担的。
这件事情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接着跟随左传的视角了解韩起下一步的行程。韩起早先得到了一块特别精美的玉环，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玉环原本是一对，如今却只有一只在他的手里。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另一只玉环在一个郑国商人的手里，于是就趁这个机会向郑定公请求。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子产却很坚持原则，派人回禀韩起说：郑国的府库中并没有您所要的玉环，因此您的要求寡君实在无能为力。
游吉、子羽还是害怕晋国的威势，因此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子产：“韩起也没有过分的要求，他不过是要个玉环而已，您就给他算了。毕竟晋国和韩起都不是吃素的，我们紧邻晋国，若是有人从中挑唆，让他们觉得我们有了二心，到时候他们要打过来我们也招架不住不是？何必为了爱惜一个玉环惹他们生气呢？”
子产说：“正是因为对晋国没有二心，所以才不给他，因为这恰恰体现了我们郑国的忠实守信。治理国家所担心的不是怕不能侍奉大国、镇抚小国，而是担心不能用礼仪来使得两国彼此相安。若是大国对小国所有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只能增加他们的贪欲，以至于让他们变本加厉予取予求没有了限度，最后把我们的国本都挖空了。因此我们只有奉行礼仪，合乎礼的要求就满足他们，不合礼制的就不能放纵他们，这样国家才成个国家。否则的话，我们跟他们的一个边境城市还有什么区别？再说了，韩子到底也是位君子，他担心的不是怕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好的名声。他奉命出使若是冲着索取玉环来的，那他也就太贪婪太邪恶了。若是我们不问对错满足了他的欲望，就等于是我们的纵容让他成为一个贪婪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罪过吗？”
既然从国君这里要不到，韩起也不强求，就找到了那个商人，提出要收购他的玉环。韩起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也算是见惯了当时流行的珍宝，因此他所看重的东西，自然不会是什么凡俗之物。如此价值连城的宝物，商人自然也不愿意出让，可晋国上卿前来索求，这可是连游吉都害怕的人物，若是不给恐怕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只好就忍痛割爱了。但在成交之后，商人又增加了一条补充条款，要求韩起一定要把这件事跟郑国的君大夫们说一声。
韩起不解其意，就如实将情况告诉了子产，未成想子产却说：“我们郑国以商立国，早年我们的先君桓公和商人们从周朝迁居而来，共同合作开辟了这片领土，并在此世代繁衍。商人有功于国，因此桓公曾与他们盟誓说：商人不得背叛国家，而国家也不能强买商人的东西，双方地位平等，不得强求或掠夺；不管商人们得到什么宝贵的货物，国家都不能过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盟约在，我们才能互相支持直到现在。如今您身负和平的使命前来造访，却告诉我您要去强夺商人的东西，破坏我们立国之初就定下的誓约，恐怕不合适吧？为了一块玉环而失去诸侯，恐怕您是不能接受的；但反过来，若是因为大国的要求，我们变得毫无原则，就好像成了你们治下的边境都邑，我们也同样无法接受。”
韩起听了这些才明白，那个商人为什么非要他跟君大夫们说一声，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太熟悉子产的脾气秉性了，知道执拗不过，只好派人把玉环送了回去，并道歉说：“我韩起虽然愚钝，但绝对不敢以此为两国招来祸患，因此特把玉环退还。”临走的时候，韩起还特地私下里赠给子产马匹和宝玉，以拜谢他让自己悬崖勒马的恩情。
韩起在郑国逗留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他启程回国时，郑国的六卿又特地在郊外设宴为其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以观其志——早先赵武也曾请郑六卿赋诗，可见这也算是郑国特有的待遇。罕婴齐（子齹）赋《野有蔓草》，公孙侨（子产）赋郑风之《羔裘》，游吉赋《褰裳》，驷偃（子游）赋《风雨》，丰施（子旗）赋《有女同车》，印癸（子柳）赋《蘀兮》。韩起都一一答谢，并赞叹说：“这几位大臣都是传了几代的大夫，他们赋郑风中表示友好的诗歌，以国君的名义赏赐于我，可见郑国在他们的治下终究会强盛起来的。”说罢韩起向六卿分别赠送了马匹，而且赋了一首《我将》，这首诗有“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的词句，表达了他顺从天意以靖乱的志向。众人在子产的带领下，纷纷拜谢韩起，说：“您能够平定四方，便是对我们的恩德，怎敢不拜谢呢？”
随着车队的启程，《左传》对韩起此次出行的专访也宣告结束，其中并未对韩起以及郑卿的行为做任何评价。如果说非要说有什么含义的话，无非是想说韩起从善如流，而郑国六卿对韩起也很是恭敬，如此而已。但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却从中看出了弦外之音，他以此为依据，推断出《左传》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所作，其目的是为了反击由齐国田氏主导编写《春秋》所树立的话语权，并对田氏色彩浓厚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反驳，并通过对过去史料的梳理，树立韩国占据郑国的合法性依据。如果这些说法确实的话，笔者对《左传》作为《春秋》猪队友的认知还真需要做些调整了。那么问题来了，平势隆郎又是如何推断出这个结论的呢？
他首先引用的一个章节是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生病的那一回，当时晋人曾为平公的病进行过占卜，据说是因为实沈、台骀两位大神作祟所致，众人皆不得其要领，于是就趁子产访晋的机会向他询问。子产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向晋国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说这个实沈啊，是早年高辛氏（也即五帝中的帝喾）的幼子。他有个哥哥，名叫阏伯，兄弟两人一向不和，经常互相攻击。帝尧看着兄弟两人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啊，就做主把老大迁到了商丘，而实沈则迁到了大夏，也就是后来唐国人居住的地方。晋国的先祖唐叔虞继承的，正是他原先居住的领地，因此也就沿袭了他的主星“参”宿（猎户座），因此实沈便是参宿的主神，也是晋国的保护神。
子产继续讲述了台骀的来历：话说早年金天氏（五帝中的少昊）有个曾做过水官的后代昧，生了两个儿子，其中的少子名叫台骀。台骀继承水官的职务，曾疏通汾水、洮水，修筑堤防，将百姓迁居到高地，也算是个治水的能人，后因治水被封到汾水流域，因此台骀是汾水之神。原先在汾水流域曾有四个国家，分别是沈、姒、蓐、黄，他们世代祭祀台骀，后来晋国人灭掉了这四个国家，也就顺带着把台骀请到自己家了。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估计晋国人的脸上早就挂不住了，实沈是晋国的主神，而台骀又是汾水之神，他们竟然毫无所知，跟别提还要祭祀这些神灵了。这么多年了，晋国人连自己国家的主神都不知道，还怎么有脸统领诸侯？主神因为常年得不到祭祀，因此降灾给晋侯，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吧？但是，子产却说了，山川日月之神，只会给国家降下诸如雨雪风霜、水旱瘟疫这样的天灾，而不会降下灾病给某个个人，因此祭祀禳灾并不能让国君的病有所好转。
在子产的这些话里，实际上透露出两个重要的信息。首先是关于国家合法性的问题，一个国家在建立之后，就会将原本在这片土地上的神祇继承过来，并获得这个神祇的认可。另一个讯息是，神灵不会因为一时的激愤，而给掌管这个国家的主君降下病患——但他的这层意思，很快就被自己打破了。
事情发生在六年后，晋平公再次生病，子产又恰如其分地赶来为晋人解惑。这次向其询问的是执政韩起，他问道：寡君卧病已有三月有余，应该祭祀的山川之神都祭祀过了，还是不见好转。如今又梦到黄熊进入寝门，这究竟是什么恶鬼？
子产对韩起很是客气，说道：“您贵为执政，怎么会有恶鬼呢？”他又介绍了黄熊的来历，说是以前尧帝在羽山杀死了鲧，他的精灵变成黄熊，进入羽渊，成为夏朝郊祭的神灵，夏商周三代对其都有祭祀。如今晋国统领天下，联想到你们之前连自己的主神都不知道，恐怕也是多年没有祭祀他吧？有了子产的这番解释，韩起便到夏郊进行了祭祀，平公的病果然就好了！
子产如今的态度与六年前显然是不同的，六年前他本着怀疑论的精神，认为神灵不会降灾给个人，可如今却又说晋平公的病的确是神灵所致，前后反差如此之大，显然不是毫无缘由的。按照平势隆郎的推论，子产的这番话，正是为韩起统治夏郊的合法性做注解。韩起是在夏商周三代之后，重新接管了对鲧的祭祀，从而祛除了晋平公身上的病患，便是得到了神灵的认可，允许他掌管夏朝的故地。晋国继承三代余烈统领天下，而韩起则是继承了晋国的衣钵，继续保持对夏朝故地的统治，其合法性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的。
《左传》将夏朝故地的合法性赋予了韩起，并为韩起树立了一个贤君的形象，自然少不了有良相的辅佐。可作者在选择这个良相的时候，并未将其限定在晋国的某一位大夫——比如叔向——的身上，而是选择了远在郑国的子产。子产对人很是严苛，特别是对晋国的态度向来都很强硬，多次在盟会上据理力争顶撞晋国，却唯独对韩起百般褒奖，其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很是耐人寻味。
我们知道，到战国时期，郑国为韩国所灭，且其都城新郑也成了韩国的首都，因此作为圣人的子产对韩起的恭敬，实际上是暗含着郑为韩臣的隐喻，以宣示韩国对郑国土地占有的合法性。这些隐喻在韩起的此次出访活动中多次出现，比如韩起买玉环的故事，就是借用了“双璧合一”的含义。子产之所以屡次劝阻韩起收购玉璧，其内在含义并非是说他不想顺从韩起，而是在表明将郑国并入韩国，现在还为时尚早。与此同时，子产还向韩起细细地梳理了郑国的立国之本，并借此向韩起传达治理郑国的方式。这些谆谆教诲，就好像是一个臣子在教导国君治国理念，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
随后的六卿赋诗，更是透露出了非同寻常的含义。罕婴齐所赋《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达了对韩起的盼望之情。子产所赋《羔裘》，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等词句，表达对韩起的景仰。其他人所赋词句大体都是这个套路，都是在赤裸裸地拍他的马屁，韩起都一概笑纳。而后来六卿拜谢韩起的场景，就有如是众臣拜见国君——这样盛大的场面，在整个《左传》的叙事中是独有的——如果这样的场景是真实发生的，让郑定公看到了，不知该作何感想。
如果事情真如平势隆郎所推断的那样的话，韩起访郑的这诸般细节就有可能是虚构的，或者说就算是确有发生，但是却被做了艺术化的渲染。那么韩起到郑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韩起访郑的时间的话，似乎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韩起访郑的时间是在晋昭公六年（526BC）——在这之前的一年，中行吴刚刚第一次灭掉了鼓国，而这之后的一年，则是中行吴灭陆浑的时间——此时正是韩起与中行吴争夺新得领土的关键时候。因此韩起访问郑国的举动，就需要同内政结合起来看，此时的韩起，正在为将来陆浑的归属做布局，他出访郑国显然也与此有所关联。
郑国彼时人才济济，特别是子产，对晋国的内政演变早已是谙熟于胸，他恐怕早已看透了韩起的心思。子产的做法更多反映出的，恐怕还是对于晋国——特别是韩起——的一种警觉态度。毕竟从常理上推断，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可能会心甘情愿地对韩起产生如此的认同感，也不可能在韩起已经显露出对郑国的觊觎态度时，对他毫无戒心。由此来看，后来子产在火灾时遣退晋国人的举动，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害怕火灾伤害到国际友人而引发国际争端，其中还真有对晋国的防范之心。结合这种种的迹象，《左传》对于韩起倍加推崇确有其事，但平势隆郎的推断却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对于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左传》究竟是不是后来的韩国人所做，我们还是得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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