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墨学和当代新墨家，是开放式解经和原教旨墨学之争吗？
这个疑问起自8月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解启扬君的一篇文章，其原标题是《墨学研究的现代性转化 》。文章的内容是对墨学研究者孙中原主编的集数十年墨学专攻，全面概括、提升世界范围的墨学研究成果《墨学大辞典》一书的广而告之。
作为新墨家之一的当代墨者，我个人对孙中原先生致力于墨学研究，推广，表示诚心的感谢。解启扬君的这篇文章，迅速在搜狐网，凤凰资讯，中国台湾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网站迅速转发。然而该文在知乎和大同思想网原文标题则被改为《新墨家封闭保守贬斥他家的文化观跟全球化时代不符》。
此标题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解启扬君在对《墨学大辞典》进行广而告之时，的确对新墨家做出了批判：“新元墨学不等于新墨家。一字之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有别。新墨家对墨子情有独钟，视墨子为本位，认为墨子话语最适合现代中国发展和社会实践，凸显承续墨子，贬斥他家。这种倾向封闭保守的文化观，跟全球化地球村时代显有抵牾。”解启扬君批判新墨家保守封闭，贬斥他家，与全球化时代不符。
套用一句话：新墨家欢迎善意的批判，但反对对新墨家的“同情理解”。新墨家甚至不排斥恶意的批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朱熹）对于解启扬君对新墨家的批判，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对新墨家的不了解，而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即便如此，我认为解启扬君的批判是善意的。是希望新墨家能够更好的发展。这就类似于墨子批评耕柱子一样：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墨子批评耕柱子。耕柱子说：“我不是胜过别人吗？”墨子问道：“我将要上太行山去，可以用骏马驾车，可以用牛驾车，你将驱策哪一种呢？”耕柱子说：“我将驱策骏马。”墨子又问：“为什么驱策骏马呢？”耕柱子回答道：“骏马足以担当重任。”墨子说：“我也以为你能担当重任。”
在读过解启扬君的文章后，我写了个短评：“本文等于公开承认了他们仅仅是墨学研究者，而非新墨家。新墨家是对元墨学和古墨家学派的传承，是墨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墨学研究者，不等于新墨家。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确。新墨家承续墨学，对墨子情有独钟，却并非以墨子为本位，而是始终以人为本，以常识共识为理论基础。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对于符合常识共识的思想，不论是哪个学派，我们都予以认同和发扬，比如在对兵家思想中赞同正义诛罚与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新墨家都持肯定态度，而不存在所谓“贬斥”。比如在对道家思想，（以杨朱为例），新墨家对杨朱“不拔一毛”的自由主张予以认同。再比如，法家思想历来被曲解，恰恰是新墨家对法家思想中包含“刑不避大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予以认同，对法家“治吏不治民”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以法为社会政治准则，反对专制思想，充分认同。
所以墨学研究者认为，新墨家封闭保守，贬斥他家的说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尤其在全球化地球村时代的今天，新墨家构建大乘墨学，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都有充分的相互学习融合。新墨家是完全开放的学派，墨子贵兼，新墨家自然本着兼学，兼知兼爱的基本态度，融合于世界文明之中，而非自绝于人类文明之外。
新墨家之一的南方在野兄，在《杨朱与墨翟是先秦的自由派——兼回应白彤东先生》一文中说：真实的杨墨之道，是非常深刻的，都是中国最原生态的古典自由主义。所谓“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杨朱和墨翟，皆将自己的学说视为人们的可选择项，都提示人们要慎重选择，这在前秦思想史上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两者相遇，是怎样的情境？据《列子.杨朱》记载：墨子的弟子禽滑釐与杨子对话，双方各陈己见，几句话下来，杨子“弗应”而禽滑釐“默然有间”，都陷入沉思，禽滑釐最后说：“我没有什么话可回答你。但是拿你这番言论去问老聃、关尹，那么你的话是正确的；拿我的这番言论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是正确的。”在那个由于门户之见动辄谩骂的时代，杨墨相遇竟然连激烈的批评都没有，如此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究竟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墨子与杨子虽稍有分歧，但是皆体认自由，故此可以和平共处并行而不悖，杨墨之道也就齐驱并进皆成为先秦显学，以至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是中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先秦学术的总体格局。
同时，新墨家对于兵家慎战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孙子）。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禁暴诛不义，反对杀人略地，侵犯他人人权的思想，新墨家，都是非常认同的，哪里有解君所说的贬斥他家呢？
至于法家思想，通常被曲解为极权专制的愚民之术，对于法家思想的精要，从此也被无视：法是国家衡量是非的标准。法治的基本表现就是国家按法律处理一切事务，有了严格的以法治理的规则，就从人治变为法治，也就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官吏依法办事，不必听命于君主，老百姓遵法办事，不必听从官吏意志。（《商鞅法治精义及其时代意蕴》叶自成）对于法家思想中，法大于权，权不得干法，等思想，新墨家从来都是认同的。哪里有解君说的贬斥他家呢？
相反的是，讲常识，讲逻辑的墨家，从先秦时代就遭受到贬斥，孟子骂墨子是禽兽，骂墨家门徒是猪，荀子骂墨学是役夫之道。承续墨子墨学的新墨家的我们才是被贬斥的，被打击的受害者。墨家作为历史的受害者，解君不可能不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新墨家从来没有贬斥，更没有封闭保守，而是积极的参与到耶墨对话之中，黄蕉风君曾发表演讲《墨学的创转创发及其与基督教神学、国学的关系》。黄蕉风君对墨学和神学的观点，被当代著名神学家、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基督教学者曾庆豹所认同。在《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之“吴雷川著作集.墨翟与耶稣》中，肯定黄蕉风先生”贯通耶墨“学术成果，并在前言及全书主页中提出黄主席为汉语基督教学界”墨家基督教神学第一人“。试问这是封闭保守，还是贬斥他家了呢？
墨学研究者在研究墨学和新墨家的时候，应当要看到新墨家在做什么，而不是想当然的去认为新墨家在做什么。新墨家当然希望人们能了解墨学思想，理性研究墨学。更希望能对墨学和新墨家提出理性批判，因为理性的批判是墨学和新墨家进步完善的动力和方式之一。墨经讲，学之益，说在诽者。能够理性批判我们的不足，是有益于新墨家发展的。我们讲信仰，更讲理性，讲常识，讲逻辑。墨子说，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兼学，兼知，兼爱，正是新墨家对墨子兼道实践的基本原则。所以新墨家是完全开放的，而不是封闭保守的，更不存在贬斥他家的情况。相反，新墨家一直是处于被恶意打压的境况，却仍在忍辱前行。需要说明的是，新墨家所受到的恶意打压，不同于像解君这样善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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