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不通，需要懂外语的人翻译。
与那些民国时期出过国留过洋的文学大家相比，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是最粗糙的基本教育，可内心里还是向往美好与光明，想过精致美好的生活，毕竟人是有思想的，不是光靠吃粥活着。
绰空儿与浮海文兄笔谈木心——那是他极推崇的一位画家、艺术家兼作家。木心是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能把最平常甚至困苦的生活过得诗情画意。
可不知为什么，总不大喜欢他。
文兄大力推荐，某一时词拙，说木心《文学回忆录》中提到的英国诗人济慈，朱自清和徐志摩两位先生都曾写文大力推荐过，不过是第四手资料，要读还是读原著，比如直接读英文版的《夜莺颂》。“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
很遗憾，才看三行，本人表示读不懂。那个诗有八节，好长的。节选一段中文译本，
“这并非我对你的福气有所妒嫉，
而是你的欢乐使我过度欣喜——
你呀，羽翼翩翩的树精，
在山毛榉的绿叶与荫影之中，
在那歌声悠扬的地点，
你舒展了喉咙，歌唱着夏天。”
那一年，23岁的济慈结识了他的邻居可爱的芬妮·布朗妮小姐，他们恋爱了。这首《夜莺颂》是一个春天的早晨，诗人坐在布朗妮家中花园的梅树下，听到夜莺的啼声后，不禁心旷神怡，诗兴勃发，不到三个小时，一气呵成的。
二
别说外语，就是国内，也有许多民族语言，需要一个中间的译者。
比如仓央嘉措的情诗，最初接触到，看着那一列列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文字组合，一时沉迷其中，竟没想起他是藏族人，不会汉语。后来猛然醒悟过来，搜寻接触到不同版本的译文，同样的一首诗，有的译文呆板沉滞，有的却如行云流水，这才明白一个好翻译的重要。
据说现在有的翻译作者图省力气，桌上一溜摆开几个人的译作，这儿摘一句，那儿摘一句，拼拼凑就出来一段，再凑凑就是一本，现在大约更省力气，从网上搜搜，一条龙流水线作业，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贴到自己脸上装光。一年下来，英法德意各国作品能连着翻译好几本，既高效又省力，不需要背什么单词，读什么原著，更不需要了解写作背景与作者身份，甚至连外语都不用学，只要认识中国方块字，就能把工作办得光鲜利落，超额完成任务，还美其名曰借鉴。
这行为，正如嚼别人吃过的甘蔗，看着一样能吐出渣渣，却吸收不到里面的糖分用以营养自身，更体会不到读懂原文后与外国作者情感交融酣畅淋漓的那种快乐与宁心神交的默契。翻译是个寂寞艰苦的工作，需要精通外语，知识面广博，还得有相应的中国文学功底。有名的大翻译家，如傅雷和朱生豪文学功底都极其扎实。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中著名对白"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 。
朱生豪译文如下：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清扫，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三
翻译的门槛看似不高，可那其实是一种文学上的再创作。工作起来，那份孤独与寂寞，是寻常人难以忍受的。没有极高的文学修养与人文哲思，没有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译出的文字只能是一堆干巴巴的泡面，不可能如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这样将豪情与诗意巧妙地融会贯通在一起。
海宁查家是出文人的，是江南有名的文宦之家。清代科甲鼎盛，“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查良铮，爱国诗人，翻译家。笔名穆旦，作为诗人，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抒情又有强烈的现实感。作为翻译家，他译的普希金、雪莱、济慈和拜伦等人的作品一向为国人所推崇。国内的《夜莺颂》译本，最好的自然也是他的。
徐志摩曾写文赞扬，“诗中有济慈的《夜莺歌》，与禽中有夜莺一样的神奇……即使有哪一天大英帝国破裂成无可记认的断片时，《夜莺歌》依旧保有他无比的价值：万万里外的星亘古的亮着，树林里的夜莺到时候就来唱着，济慈的夜莺歌永远在人类的记忆里存着……”
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本可安稳度日，当自己的助教。可他是爱国的，青年人热血沸腾，不作林中闲散娇啼的夜莺，化身为抗日事业奋斗的啼血杜鹃，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扶病前行，穿过瘴疫肆虐的热带雨林，最后踏着堆堆白骨侥幸回国，后来还以亲身经历写下纪事诗篇。
无意中于网上搜到这个名字，看到查良铮豪侠与书香并行的人生轨迹，一时震惊，这样的铁血书生，正该为其写点儿文字，传扬其英名。何况，同时还搜到一张查良铮青年时的照片——精神抖擞，神态欢悦。
那是一张充满朝气的笑脸。以前网上盛传什么民国四大美男子，看到这张照片，觉得比四美男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看。再说，这笑容，似乎很熟悉，像是在哪里见过，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暗暗痛心，怎么会如此的孤陋寡闻？竟从没听说过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当然，他的本族叔伯兄弟查良镛（金庸）先生，本人是熟知的，读过他不少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等等。为什么那些通俗的下里巴人文学读物能盛行于世，而这么好的阳春白雪类文学却得不到大力宣扬？是出版社和各类媒体的错？还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一直在庸俗和势力化，有意引导着大众往低级下流里走？
一代名流，一声叹息。
我不忍心再往下看查良铮的惨淡人生——他的才华很快就淹没在一片蛮荒中。半生委屈，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期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一流的人物，却又不能护他们安稳，保他们平安，卫他们周全，使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能代代相传，种种优良品行得以彰显，引领社会先进潮流，促进民众的精神文化发展。犹如一件精美的宋代白瓷，价值连城，却被流氓抢过去，一把扔到墙上，跌成粉粉碎，还加以践踏，泼以污水，恶语咒骂。
国人习惯于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正如街头小摊上那些套个塑料袋就装食物的碗，若在提倡工匠精神的日本，那些碗需要洗七遍的，干净的很。日本出产饰以紫藤花的豆腐，连吃碗荞麦面，都能如魏晋时人曲觞流水那样，来个竹筒流面。
四
朱自清先生笔下，济慈是个多情病弱的青年，坐在树下，慵然靠着一把椅子，边听夜莺的啼叫，边看着心爱的姑娘，构思出一行行瑰丽的诗。而在徐志摩先生文中，诗人是多变的。或许，人与夜莺有相通的地方，都是寂寞却灵动的。”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间红紫树高低。”是人是鸟已无关紧要，在某一个层面上，人与自然的灵物已达到共鸣。人类的情感，穿越了语言的界线，达到一种万物大同境界，于是，有了查良铮对济慈诗作的翻译兼再创作。有的人生来，可能只为做一件重要的事。其他的，只是其走向人生辉煌顶峰的必要铺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有的艰难困苦，都是一些不得不做的练习题。
查良铮以他的青春与热血铸成写作的功底，不仅成就了自己的翻译事业，他的一些译作，如《青铜骑士》还影响到王小波，由他消化吸收，化洋诗为中用，写出许多不凡的文字。这几个人之间，如草蛇灰线，千里藏踪，一脉相通。有的人，虽然去了另一个世界，可他的精神、才学、见识和风骨，还完完整整保留在留下的文字里。读者见书如见其人，一颦一笑，一嗔一怒，宛在眼前。
通过书，读者能与作者对话。如两个从不同方向登山的人，历尽艰辛，终于在巅峰相逢。阳春白雪也罢，下里巴人也罢，相逢一笑，灵犀相通。
当然，前提是作者所写文字发自真诚的内心。如姚雪垠所写的胡编乱造的奉旨填文小说《李自成》，即便再洋洋洒洒写出几大本来，拿再多大奖，也是一堆臭肉，堆在那里，只会浪费纸张。
按说姚写小说时找到许多珍贵史料的，甚至还找在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先生借古代服饰的书看。可那些知识除了让他写出些绵甲还有铁甲之类，哦，还有因久不洗换，甲缝里长出的吸血致痒小生物，再就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立场，眼力，境界，决定了这本书的毁灭性结局。
没看过某作家写的《天平天国》，想必也是一路货色。本是些水浒类的天杀星，毁文明，绝人道，杀生无数，架大锅煮福王分食其肉，无助于人类进步，却被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作家给描述成人类大救星，这得有多铁石的心肠，多无耻的厚脸皮，才能写出类似的歌功颂德花样作品！
同类的小说，还有路遥参考着无数张《人民日报》写的《平凡的世界》，当然还有那些样板戏。路遥最真诚的文字，应该是记录他到矿上挂职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感谢他的兄弟，在那些日子闭门写作的日子帮他打理许多琐碎的家事，并给他提供财务支持。每天路遥中午起床，买几个馒头，吃过饭，开始写作到深夜。闷了，就给夜里常来串门的老鼠留一个馒头，看着那个小东西出来活动时两眼放光地吃。它不怕他，想是把他当同类。一个人，该有多寂寞，才会与老鼠作朋友夜谈？
同样是跟老鼠玩，美国人玩出《猫和老鼠》的动画片，玩出《米老鼠和唐老鸭》，捷克人玩出温情风趣的《鼹鼠的故事》，而我国的获奖大作家路遥却只写出一本苦哈哈的《平凡的世界》。再伟光正的主题，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也遮掩不住作者内心的悲苦与凄凉。
正如国师老谋子和获外国奖的莫言，总喜欢展现中国文化低俗落后的一面，那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经历的就是那些，穷怕了，饿怕了，苦怕了。少年时的印象与教养，会跟人一辈子。
比如木心，少年时家庭的富足温暖与良好的生活习惯陪伴他一生，虽无妻子儿女，在苦难中却有心灵停泊的港湾，情感有所寄托，不至于堕落到无穷深渊。在真正有教养的人眼里，看到的是黑暗，心里却始终存着一点温暖的小火苗儿。查良铮也一样，这点儿温情的小火苗，通过他们的文字，借助陈丹青和王小波的继承及发展，终于形成燎原之势。现在，如我这样的寻常人，也可以读到这么美的作品，在无助的奔波与探寻前路时，从内心升腾出小小的希望与五彩的光华。
有人评论：“一直觉得王小波的唐人故事系列很棒，直到看了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才感叹原来是这里出来的啊！杂文和小说里一本正经的开玩笑的逻辑部分，是学罗素的。稀奇古怪的想象力，是学卡尔维诺的。查良铮和王道乾的影响，就是文章的节奏。”
王小波如是说，“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这两首的好坏，其实就是韵律和节奏的分别。他之后又说：
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
五
荷兰人的语言能力向来为世人称道。去过荷兰的人，无不惊讶于他们在荷兰语和英语之间切换的迅速，简直像个翻译机，一按按钮，啪，立刻转换为另一种语言频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是会太多种语言，母语之外，还有英德法意等等。
细思量，距离那么近，电视广播加报纸等媒体都是各国语言混着来，抬抬脚就能出趟国。这语言能力，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会说苏州和杭州话的上海人，连福建与广东人的语言差别之大都未必能达到，想来其国民兼会三种以上语言，难度不算太大。
荷兰汉学家外交官高罗佩更是其中的翘楚，精通中、英、日等十几国文字，写的一手好书法，琴棋书画样样行。不知怎么迷上侦探小说，翻译《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书时，嫌写的不过瘾，索性自己用西方元素写了一本英文小说《狄仁杰断狱大观》。
这部书共有16个长篇8个短篇，描述了狄公在各地的断案经历。他的断案方式，不同于包公的清官逸事，不同于宋慈的法医勘查，不同于海公大红袍的愚忠死板，更不同于当代那些靠刑讯逼供的，把东西方文化结合，将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加以改造，有着扣人心弦的悬念，丝丝入扣的推理和恍然大悟的结局。
书中，狄仁杰风流儒雅，文武兼备，观察入微，语言风趣。有三位夫人，还有乔泰马荣两个护卫，一个机灵的侦查员陶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连衣服都设计为两面穿，一面是寻常绸缎，翻过来就可以直接当乞丐服。还有个吏道精纯的老书办洪亮，在一起亲如家人，闲来喝酒打牌聊天逛街探访名胜，捎带手破破在身边发生的案子。作案的与破案的几乎同步进行，不时还谈笑风生，携手同游，最后元凶伏法。有人评其断案方式，“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自然，与历史上真实的狄公也不一样。狄公在大理寺期间，一年断案一万七千余起，平均一天40多起，判完，居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连福尔摩斯也没这效率。这个工作大约是对案宗进行复审，然后指出其中的疑点。真实的狄公，那时干的应该是法官或检察官的活儿，而非侦探。后来官做大，既得到武则天的信任，又帮着李唐天下，可称官场老手。最有名的，莫过于针对女皇要立侄子作太子的事，说了句，“您见过谁家供着姑母牌位的？”女皇一想，是这个道理，于是改主意，还选自家儿子当太子。
这部书，经中国外交官陈来元和当时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胡明翻译为拟明清话本的小说，据说陈来元是主笔。于上世纪80年代介绍给国人，还曾改编成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
“阴霾紧凑，烟雨朦胧。江面上隐隐约约停泊着十来艘帆船，水雾浓处只见着黑簇簇的轮廓。远眺拾翠洲，白鹅潭，藏匿在烟波深密处，仿佛与云天连接一片。陶甘与乔泰依着石头栏杆望了半日，默默无语。江中心涟沦圈圈，老鱼吹浪。岸堤下怪石嶙峋，浊浪击拍。离他们不远处一条大食的商船正在卸货，一群苦力肩着货物从船舷边下来码头趸库。”
这是其中《广州案》里的一小段，从中可以看出译者深厚的古典文字功底。陈来元当时在国外大使馆工作，日常有许多工作要做，译书得利用业余时间。天又热，作者自述当时条件艰苦，一个人光着膀子在屋里关着闷头译书，全书140万字，书中许多军官和官员的官职用的是西方的官名，得一一查出改为中文相应的官衔。
多年辛苦，译稿所得却很少，所以说作家都是活雷锋，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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