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系列6：魏晋风度
文/杜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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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诗，是小学生必背，相信你也会。80年代课本里的版本与现在的不同，它是这样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七步诗》
这首诗就是三国曹植的《七步诗》。那时，他的哥哥曹丕皇帝都当上了，还怕才高八斗的弟弟曹植篡位，想出损招儿逼迫弟弟“以兄弟为题却又不能有兄弟二字”、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否则就以欺君之罪处死。
曹植没想到自己的哥哥如此凶残，含泪悲吟出这首流传千古的《七步诗》。曹丕不得不服，放了弟弟一马，但还是将弟弟一贬再贬，最后曹植在忧郁中，41岁就离开了人世。
这首诗曾经读得我泪流，心痛才华横溢的弟弟竟然被冷漠无情的哥哥如此对待。我也是从这首诗开始，认识了曹植的才华，进而才开始对魏晋时代的古诗有了兴趣的。
魏晋时代，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在文化史上，却是个引人入胜的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被魏晋玄学所替代。
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名、法、道诸家重新被探究，这些现象都表明，时代在进步，思维在开放。
何晏、王弼这样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三曹、嵇、阮文学以及钟、卫、二王书法这样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纯”哲学和“纯”文艺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之所以“纯”，是因为体现了最本质的一点——人的觉醒，这也是魏晋文艺思潮最基本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咏叹中，皆是对人生短促、世事无常的慨叹。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句句是沉重的感喟！
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植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都是同一种音调，同一种哀思。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但是，在这些表面看来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恰恰暗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留恋。人从迷信鬼神的状态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意义重新发现，对生的痛苦再度体验和思索，对自己命运渴望好好把握。
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所以，这种思索虽是痛苦的，但也是深刻而勇敢的。
人的觉醒，必然伴随着对旧传统旧习气的否定。新东西看似狂诞不经，却取代了旧事物中一本正经的虚伪。内在的人格胜过了外在的事物，“竹林七贤”成了一代风流名士，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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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的文章，追求的是内在的精神，而非世俗的功业和节操。
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柳”，“谡谡如劲松下风”，“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这些对外在风貌的描写，要表现的都是高超的内在人格。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竹林七贤他们“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是卓尔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所有那些药、酒、姿容、道玄谈论、山水景色，都不过是衬托这种风度的背景。
竹林七贤
在哲学上，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王弼。“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王弼认为，外在的功业事物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无限和不可穷尽的，有了后者才可能有前者。
反映在绘画上，魏晋风度体现出的是“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你看他的《女史箴图》，对镜梳妆的妇女，姿态各不相同，却都让人感觉到幽雅文静，姿态端庄。正是这种气韵的写照。
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便是“言不尽意”，就是表达出语言所不能表达出的意味来。
人的觉醒，带来了“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魏晋文艺风貌，也就从此成了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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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人的觉醒，也就有了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史上，曹丕的一大功劳就是他以帝王的身份，力倡了文章的重要性，让文学成为独立的一种文字形式。
鲁迅：“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曹丕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伟业。”在当时门阀士族等级森严的魏晋时代，无疑给这些无意于荣华富贵的贵族们另立了一种人生奋斗目标。
文学，从歌功颂德的汉赋，转变成了抒发个人情志的文章。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钟嵘《诗品》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刘勰《文心雕龙》说：”“日月垒壁，而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行；此盖道之文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从文体到文思，从诗人品评到诗文审美哲学，都体现出了对文体的自我觉醒和探索。
再看题材上，从玄言诗到山水诗，也体现出了这种自觉的取向。尤其是山水诗，在格律和修辞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经的四言，发展到魏晋的五言，虽只是一个字的差别，意味却大为不同。六朝骈体、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对汉字音韵、对仗的运用，都对文学发展影响至深。
在具体创作上，不得不说说曹植对“造词炼句”的讲究。钟嵘称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和周公、孔子有的一比，可见曹植在此方面的重要地位。“惊风飘百日”“朱华冒绿池”，一“飘”一“冒”，是精心炼字的妙处。“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是对仗工整的有意为之。“造词炼句”，呈现出的是“词采华茂”“华丽好看”。这“华丽好看”的文章，也是当时所追求的一种风度。
药、酒、姿容、神韵，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才构成了完整的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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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往往不是和社会发展同步的。
魏晋风度虽超凡脱俗，但国家却动荡无比。所以，表面看起来，各个贵族风采绝伦，超然世外，不求荣华富贵。但这超脱之下，隐藏的是对政治动荡的忧虑，对自身命运的哀叹。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阮籍的雄心壮志，因为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大肆屠杀政治异党，而不得不放弃。他整日饮酒作诗，不问世事，虽避免了杀身之祸，内心却极为痛苦。
阮籍
悲伤、忧虑、不舍，欲求解脱不可能，逆来顺受又不适应。政治迫害都被他写得如此深沉美丽，不能不让人折服。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反使其文章有了深刻之处。
陶潜是另一种人格的代表。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他也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捕鱼之网密织而鱼恐惧，捕乌之罗大张而鸟心惊。那通达明智之人善觉悟，于是逃避官禄隐居躬耕。）
正因为陶潜曾关心朝政，看清了官场种种，所以才毅然从中退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为此对人生产生空漠之感，将精神寄托于禅宗，而是，对人生和生命保持了极高的兴致。
陶潜
与阮籍相比，他真正做到了退避。他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不求外在的荣华名利，求得是内在人格和自在的生活。
所以只有他，实现了心灵在现实的安放，把自《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达到了一种更深沉的精神境界。从而，山水草木在他笔下，不再是哲理思辨或观赏之物，而是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反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真实、纯朴的自然之美，看似简单，却充满着对生活的坦然处之。
陶潜和阮籍，一个是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个是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他们两人正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
不过，我读完这段，一直在思索的是：狂放超脱的背后，人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妥协。
若能坦然，何必故作狂放？
若能坦然，何必故作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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