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并立与周之兴亡

二王并立与周之兴亡——清华简《系年》两周之际史事解读

“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长久以来，王国兴衰似乎总归于妇人。兴亡系一人，无疑是统治者推卸责任之举。褒姒，也是这样的政治牺牲品。长期以来，司马迁《史记》中“烽火戏诸侯”广为人知，不知掩盖了多少历史真相和隐晦。中国历史因为较为早熟的史官制度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然而微言大义、曲笔回护却亦是屡见不鲜。对于今人，则不能轻信一家之言，将王朝之兴亡系于一妇人，需借助一二手史料以求复原历史，担追求历史真相之重任。

司马氏之言之所以不足信，在于其前后之矛盾。“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申侯既与戎联盟，申国应在西方，又容许平王东迁以避西戎。西戎既与平王之立有功焉，因何避之？烽火乃汉朝时出现的军事信号则又是一条佐证。欲求历史之真相还需另寻他据。

据《清华简》所载：“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可见此时伯盘应该已经成年，不然不能与幽王并逐平王。平王生卒年并无确证，但其在位五十一年确属事实。此时其尚未继王位，据此推断亦不过二十岁左右。伯盘乃褒姒子之字，“伯”字尤为值得推敲，或有伯盘长于宜臼之可能，或至少是年龄相当。幽王既有逐宜臼之举，伯盘立为继承人已是无疑。

《郑语· 太史伯东迁之谋章》中载：“当成周者, 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申、增、西戎方强, 王室方城, 将以纵欲, 不亦难乎?”前有南申，后有西申，实为两国。能与西戎联合的应是西戎无疑，此可排除申与西戎相距甚远之矛盾。

综合多种史料，西周灭亡远非红颜祸水那么简单，与褒姒的关系也并不大，倒似幽王偏爱宠溺、伯盘意欲上位共同之结果。天子与太子之间的矛盾掀起不同政治派系的人的一场纷争，西周，实亡于废嫡立爱所引发的政治斗争。周幽王废宜臼之后仍觉不足，欲赶尽而杀绝。但虎毒尚不食子，由此可见，当时的诸侯或许已产生一定的势力划分，贰于幽王而拥护宜臼，幽王或许感受到这一势力不仅为王嗣之争，更有威胁自己王位之势而不得不为之。周幽王杀宜臼乃是为消除政治隐患，力求在自己在位之时为伯盘扫清异己。

这一猜想或许过于大胆。因为依据目前所知史料来看，《史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周王室衰弱应始于平王东迁。但是，平王时诸侯并起亦可从侧面为幽王时诸侯培养自身势力、伺机而起提供佐证。诸侯势力或许早已扩大，只是缺少一个天下大乱的契机。

而史家研究较少之处是平王继位与骊山之难的先后顺序。“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竹书纪年》载, 在周幽王生前宜臼已被申侯、鲁孝侯(公)、许文公(男)等拥立为‘天王’。”即拥立宜臼的诸侯在幽王在位之时就拥立平王，这在帝制时期乃是“谋逆”的十恶不赦之罪，所以这时诸侯敢冒君王之不韪，已证王政已衰，诸侯四起。但这些诸侯也并毫王无理由。幽王立伯盘，已是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习惯传统，可以说伯盘继位的政治合法性基本否定。而天子逆天行事，私立储君，其自身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质疑。周立之初，政治合法性由“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上自于天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下自于民的转变，则为拥护平王提供政治合理性的依据。至于后世所言子逆父，臣叛君，实将幽王自取灭亡罪加于平王。况且平王亦有可能受申侯之要挟。

由此，平王在此时应以被申侯拥立，但只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影响，其中又未必不隐含申、西戎等之胁迫，所以，幽王天子的合法性并没有撼动，只是幽王“出师未捷身先死”，“曾人乃降西戎，以六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幽王死后，各政治派系各自拥王而立，“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幽王一派靠山已无，之所以不拥立平王，是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原幽王一派在平王正继大统之后必遭疏远乃至压制。平王此时偏安一隅，尚未得到中原诸国公认，中原诸国尚可借此机会与之周旋，另立携王若成，便是开国之功臣，不成，亦可为与平王一派做交换的筹码。

与此同时，“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周幽王太子宜臼, 是为平王, 以奉周祀。”“即”字可解为顺从，申侯一直以平王为正统，幽王死平王乃是名义上的天子，申侯也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持。至此，二王并立局面正式形成。也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二周之乱达到了两大派系针锋相对的顶峰。但是，“申侯的本意是保护宜臼，但事情的发展脱离了预想轨道。申、吕、许国因与王师作战而遭重创，申侯无法掌控戎人。戎人之祸自幽王十一年到平王二十一年，持续22年，周人、秦人致力于伐戎，过程艰辛。”所以，拥护平王一派与幽王兵戈相向，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制于戎人而情非得已。

之后，“幽携一派”内部出现了分化，“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此处关于“周亡王九年”的解读则牵涉到周代更迭以及平王元年的时间确认。按照叙述顺序，似乎可以简单理解为携王被晋文侯所杀后九年迎立平王。此解最为直接而清晰。然而，苏建洲等在综述各家观点后也指出：“携王死后，周有九年无王”之说的瑕疵是无法与“定天子”的晋文侯在位年数相合……。各家观点都建立在“亡”通于“无”的解释基础之上，“亡王”可解为幽王死后九年，毕竟携王本就不是合法继承人，又在政治斗争中身死，其被称为王本身就值得怀疑。所以，此处清华简的句读应为：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若诸侯不朝于周，则平王在申则并无周王之实。因而不朝于周成为晋逆王之因，晋文侯迎立天子使各邦来朝。所以平王实际上是借助晋文侯的威望才真正成为周王的。

携王毕竟只是幽王之弟，于情于理（平王尚在）都不应承继王位，或者是携王不易于文侯控制，文侯一方面借助自己强大的实力控制并消灭携王，另一方面，借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迎立平王并成东迁之首功。平王政治合法性得到诸侯公认之后，对有功于自己东迁继王位的诸侯进行了封赏。“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从周王室管控之下脱离出来的诸侯，借平王东迁获得地位的提高，可以说已经不再受制于周王了。

以上，两周之间的史事已经基本梳理清晰。这段历史之所以扑朔迷离，一方面有平王作为正统，掩盖“携王”存在的历史史实，后世史家因时代相隔甚远，其间错综复杂难以言明，采取了从简的记述方式。另一方面，两周之间王朝更迭牵涉王储之争、诸侯派系之争、与戎人合作引发的戎人之乱、晋文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秦诸国等抗击异民族入侵的正当战争等诸多因素，成为周王朝八百年历史兴衰的一个缩影。

今人皆以西周亡于褒姒祸国，一个妇人，不知隐藏了多少私情、内斗、外乱。清华简不仅为我们解读两周之际史事提供依据，犹对解读史家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以一朝之兴亡系于一人的秘辛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