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儿,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
影帝范伟演绎的这段“幸福说”,一定是让大家开心而幸福地笑了。
开心地笑过,幸福地乐过之后,让我们借此对“幸福”作一个沉静地思想吧!
范伟所说的“饿——肉包子”,证明了食品有幸福的效用。
范伟所言的“冷——厚棉袄”,确认了衣饰有幸福的效用。
范伟所指的“茅房——茅坑”,实证了人的生理有幸福的追求。
范伟的这个“幸福说”,更是充分表明:“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不能由他人根据一个道理去推论。”(郑也夫语)也就是说,幸福是一个非常“自我”的问题——范伟的“幸福说”就极具个性。
范伟的这个“幸福说”,是否也调动了我们的记忆与回忆?
在解决温饱、实现富裕之前的年代,我们不是经常生活在“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中吗?吃上一顿饱饭,是何等的幸福!穿上一件新衣,是何等的满足!能盖上三间瓦房,又是何等的牛逼!那时候的“过年”,不是幸福的极限吗?
温饱并富裕后的今天,我们的幸福感怎样?
“收入增长,幸福就增加。”
这是我们中国人“谈幸福”绝对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也是必说才有“幸福滋味”的一个“项目”。
那么,“收入增长与幸福增加”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收入——幸福”哲学了,不可简单化,也不能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家的“收入——效用”论可以接受,但还要认真汲取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著名社会学家、“异类”思想家郑也夫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颇具批判力,更具鉴赏性,可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宝典”。
郑也夫先生指出,收入与幸福,有“一般关系”,也有“特殊关系”。
“收入增长,幸福就增加。”是为二者的一般关系。
二者的特殊关系是:“在收入水平很低时,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以后随着收入增长,幸福感的增长趋于微弱;收入水平越高,幸福感增长越小。”这个表述,揭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于收入增长的不同幸福感。
“钱,几乎不能让人感到幸福。”美国人如此说。美国人实在是太有钱了。
“吃什么,几乎不能让人再感到幸福。”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这样讲的。当然,“在什么地方吃、和谁在一块吃”还是要例外的。
因此,郑也夫先生指出:“收入水平中有一条线。在线下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在线上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微弱。”这条线,就是“温饱线”。
我以为,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的“收入与幸福的辩证法”。
郑也夫先生强调:今天,“人类遭遇了百万年未有之巨变,即温饱的全面解决,它将导致一系列的变化,收入与幸福感的脱节便是这一温饱线的函数。”
幸运!我们身处在“百万年未有之巨变”中。
幸运!我们遇到了人类进化史与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最好的问题:温饱并富裕后,如何找到并建筑起真正科学的人生幸福观。这是对未来人类美好生活最具创造力和贡献力的奠基。
我以为,在“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深度地理解和广度地把握“收入”这个概念的“容量”——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非物质收入的结构容量。
在“收入结构容量”的概念下,幸福就是“存量”对“增量”的感知。
温饱了,富裕了,说明我们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上相当丰裕了——食物,多得吃不完;衣物,多得穿不烂;一万元存款,说出去是为“笑话”。如此“存量”在面对“渐变”的“增量”时还会有什么幸福感呢?
所以,一个“骤变”出现了——“收入与幸福感的脱节”;一种“异化”的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空虚和无聊。
我们该何以认识?又该如何作为?
我以为,“收入与幸福感的脱节”,特别是物质收入,不是“偶然”,而是“应然”,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生之路的必然——人若只是“物欲”的满足,还何以能够“高尚”于低等动物?何以称为“高级人物”?
又以为,温饱并富裕后的“空虚和无聊”,恰是“物质丰裕”退出了不该“占有”的真正幸福感所该在的“地位”,而回归于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基础位置,“虚位以待”的将是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幸福感——“非物质收入”——“精神收入”。这就是本质逻辑所在。
作为人,在温饱并富裕后,最为本质的幸福是什么?郑也夫先生使用了最具中国文化传统的两个字来表达:体面。
体面是什么?我以为,最在:不能物质丰裕而精神贫穷,不能物质富裕而文化贫困。至于如何作为,是人可想见的,无需赘言。
郑也夫先生特别指出,即便今天大多数人处在了温饱线以上,“生理需求的硬核”依然和必然存在——“收入增长,幸福就增加”这个“一般律”,还是要高度重视,努力不懈地做好,并不断再上层楼的。
与此同时,郑也夫先生特别强调的是,“温饱线却也披上了维护起码的体面的文化外衣。文化不会像生理需求一样整齐划一。”这个话语思想,是非常意味深长的。
我的理解,“温饱线披上文化外衣”,就是指满足温饱富裕后人之生活的“消费”,多是以“文化旗帜”“文化形态”呈现的。难道不是吗?“饮食文化”不是最为异彩纷呈吗?“汽车文化”不是驰骋大江南北吗?“电影文化”不是最讲究亿元票房吗?在如此种种“文化”的“魅惑”下,不是“导演”出了诸多“牛逼消费”“刺激消费”“身份和地位消费”吗?这是郑也夫先生最为批判的“文化”,也是我们在“以消费谋求幸福感”时最当警惕的。
“文化不会像生理需求一样整齐划一”,是一个别具内涵的重大价值命题。它启示我们:“人在本性上是追求区别,追求不平等的。”“宝马”与“宝时捷”这两个“牛逼消费”,不正是为了“追求区别”吗?其所承载的“幸福感”,不恰是为了“追求不平等”吗?
“对本性的追求,只能置换,不能消除。”郑也夫先生此言,一语中的,道破天机!
当以“牛逼消费”来消解“空虚和无聊”并充任“幸福”时,我们是无力挥天的,唯有其自身找到了“替代物”。
所以,真正的文化建设是非常艰苦卓绝的——为人们提供具有“区别性”“不平等性”幸福感的文化作品或文化产品何其难!
幸福,是幸福生活中的最大难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