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人在采集万物的本质。人是采集者。也就是存在的聆听者。人入于存在之中，在存在里，去发现物于世界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存在之音，恰恰被人聆听到了。存在迸发出语言，因为存在就是语言。人恰巧仅只是听到了语言，人不是语言的创造者，人只是语言的聆听者，是存在的守护者。
甚至，连人本身的命名，也只有在存在之中，在语言之中才得以命名而是其所是。因此，人不仅不是语言的创造者，人反而是寓居于语言之中。因此，语言恰恰不是人的表达工具，也不是对万物的事后胡乱贴上的一枚标签。
语言，就是存在。人聆听到语言，将语言道破，并安居于语言之内。因此语言是“母语”。
文言和东亚民族的关系就在于，东亚民族一直寓居于文言之内。文言，是东亚民族长期在存在的历史之中聆听的结果，通过对于东亚世界的感悟道破的一门。文言的废除代表了东亚民族的无根无历史状态。
不过，文言的废除也不能仅仅视作林纾的失败胡适鲁迅之流的侥幸获胜。文言的废除是因为文言背后的那个世界的首先逸散。世界不存在，语言必然无从存在。一个世界消失，一种语言势必会随之流逝，一个民族也会随之逝去。
当一个民族的本质遭到肢解，语言的本质随之变化——语言由人的寓居之所而沦落为人的工具，语言从一种聆听的学问被贬低为一种表达的手段，语言由之破碎，词与物由之脱节。
当人不再去聆听存在之音，却狂妄地将语言视为表达和标签工具，词与物必然失去其最为深层内在的关联。
在语言破碎、词与物脱节之际，诗，必将不复为诗。当语言不是工具，那么诗又是什么？诗，是聆听，聆听存在之音。诗，是命名，命名万物本质。
几多年前，我看到有一句话：“诗早就存在于某个位置，诗人只是偶尔发现了她（也是凭记忆引用，句意大体如此，文本稍有出入）。”起初，我是从柏拉图的洞穴假说理解这句话的：诗歌，是对理念的复制。
在这里，不仅仅是我，甚至包括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以降的多数哲人都误会了语言的本质，因为在这种理解之下，语言依旧是一种标签，理念的标签——不管你这个理念命名为上帝还是单子或者绝对理念乃至意志。
上面那句凭记忆引述的话应该理解为：人只是听到了诗，就像听到了存在之音，就像听到了语言。我们似乎发现了诗和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本质是诗，诗是本质的语言。
诗，就是一种命名的力量。在这力量同样藉由从世界，从万物，从存在于世界的人出发而得以获取。
因此，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茶花女》是荒谬的，反对白话也是荒谬的。但是，他的可敬之处，不在于他坚持传统，诚心卫道，而在于他发现了他无法言说的东西——语言和人的关系。
时至今日，尚有无数人喜欢低三下四地追求复古，整日拾人牙慧，摇头晃脑地拟古写什么唐诗宋词，并且以互捧臭脚为乐。今人之所以不能写唐诗，是因为唐朝的那个世界不复存在，所以，今日即使掉头苦吟，也仅得其皮。
西方一些大博物馆借得异域文物之后，为了还原文物价值，往往将文物周围环境大规模地按照文物出土地风格进行装修。这是因为西方专家明白，文物的价值唯有在其所本有的世界之中才能得以最大体现。国人不查，我去过几家大型博物馆，往往忽视这一点，或许因为穷。
同理，唐诗宋词元曲的流变，也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而是所处世界不同，所聆听到的存在之音、语言，也就是诗不同。
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所写出的东西都是诗意的，而非诗性的。诗意的，是表达，是抒情，是将语言将诗歌当作工具，因此是伪诗。而诗性的，则是聆听，是命名，是寓于语言之中。
诗是聆听，聆听存在。因此，诗歌往往有所显示而有所沉默。
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语言破碎之际，在无历史无根状态下，诗人该何为？诗人如何成为诗人？诗人是否还有聆听的勇气和寓居语言之中的权力？
诗人需要冒险。何为冒险？所谓的冒险，不是故作激进离经叛道，而是在语言日益符号化日益僵固之际，摆脱俗成用法来重新聆听重新认识语言，去大胆地汲取命名的权力。
——或许，就像杜尚那样，把男用小便器称为喷泉，这未尝不是一首诗。
诗性而非诗意、聆听而非表达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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