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吃，人们往往吃的不止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有食物背后的情感与慰藉。美食确实有这样的力量，不仅能给人留下深刻味觉记忆，还能让人心得到安抚。
我们先来讲讲跟思乡有关的「莼菜」，莼菜在清水中生长，口感细腻柔滑，莼菜做汤，不必用盐豉调味，味道极鲜美。陆游、杜甫、郑板桥都有诗句提到这种清新淡雅的小菜。
而它的成名，则跟西晋时期一位叫张翰的文人有关。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有才情，行事从心所欲，当时的人拿他和“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别名「阮步兵」）相比，世称「江东步兵」。
张翰在洛阳做官的时候，见秋风乍起，突然想起两道心心念念的家乡菜——莼羹、鲈脍。顿时感叹人生苦短，何必为物事所累，因此不惜以辞官为代价，坐着车子，回家乡烧菜吃酒去也。
于是，我们的辞典里多了一个叫“莼鲈之思“的成语，以此纪念张翰——这个为了一口家乡美食，连官都不当的家伙。
因为饮食差异的存在，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可以如此具体。
对于苏州人张翰来说，家乡就是莼菜汤、鲈鱼脍；对于生在桂北的我而言，家乡则是一锅醋血鸭、一瓯红薯酒；对于你，家乡还可以是另一番风味。
食物不分雅俗精粗，有一份乡情在里头，味道便不一样。
也是因为饮食差异的存在，我们对异乡的印象可以如此多元。
有人说：「人在异乡再久，也很难找到味觉上的归属感。」如果你了解苏轼，就不会太认同这句话。
乌台诗案，苏轼侥幸保命，此后一路贬谪流离，漂泊不定。他这一生总共在 14 个州县担任过职务，足迹遍布天南海北。
在广东惠州，刚吃完荔枝的苏轼，表示此生「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海南儋州，天天食野味的苏轼，临走前告诉乡亲父老：「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写下「休对故人思故国」、「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大学士，眼里始终没有「思乡」二字。
他一路被流放，一路入乡随俗。
苏轼晚年留下一首自嘲诗，来回顾漂泊的一生。
其中的「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他曾经流放的地方，在当时，这些大多是贫苦之地，苏轼却能通过研究「吃」来发现快乐和制造快乐。
被贬的无奈与心灵的逍遥，都落在苏轼一个人身上。在宋代，羊肉可以说是上流阶层的主要肉食，当时的羊肉价格比现在的澳洲龙虾还要贵出数倍。
苏轼流放惠州时提到，整个惠州府每天只杀一只羊，因为不敢跟达官贵人们争羊肉，于是嘱咐屠夫留下羊脊骨给他。做一盘炙烤羊蝎子，敲羊骨、吸汁髓，开开心心吃一天，好不自在。
他还在信中，与弟弟苏辙开玩笑：要是人人都把羊骨上的肉剔得这么干净，狗子们可就不开心了。
而平头老百姓，是连羊脊骨都买不起的。牛在宋代又是保护动物，私自杀牛属于违法。于是，猪肉成了百姓的首选肉食，但是古代阉割技术落后，导致猪肉有异味，所以这也是上流阶层最不待见的肉类。
猪肉在美食界的地位能够抬升，主要还是「宋代第一网红」苏轼的功劳。面对食材，苏轼总有无尽的想象力，千方百计地把它变成美食，然后想方设法推荐给大家。
被贬黄州时，他亲自为黄州猪肉写过一篇「广告软文」，详细描述了一种小火焖煮的猪肉作法，深受众人喜爱，自此中国人的菜谱上多了一道家常美食——东坡肉。
苏轼的「吃」已经不止是单纯地填饱肚子，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在苏轼的世界里，「吃」成为一种达观且诗意的生活美学，人生的每一道坎都可以用美食来填满。
即使在最穷苦的海南儋州，苏轼也能通过美食制造快乐。
儋州当地百姓以红薯、芋头作为主食，平常只能用蟆拐、蝙蝠、蜜唧（刚出生的粉红小老鼠）等野味打打牙祭。
在这里，吃饭都成问题，不过还是有一种海鲜成功引起苏轼的注意，它就是生蚝。苏轼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大赞生蚝的美味，顺便揶揄了一把京城的达官显贵，怕他们知道生蚝味美，纷纷跑来海南，跟自己争抢这美食。
苏轼留下的美食佳话不止于此，他简直是用后半生，活生生地演绎了一场宋代版《风味人间》。
难怪余光中先生自道，如果他要出去旅行，不会找李白一起，李白不负责任。也不会找杜甫，杜甫太苦。他会找苏东坡，他会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
图文：江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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