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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三)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三)

作者: 慧小田哲思学 | 来源:发表于2018-12-30 10:39 被阅读7次

    或许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先到者”?它的历史感是如此之强,又表现得如此的宽广无边,未来时代就是仅仅看这一点,也会将它推为“先到者”——如果就未来文化的意义而言,还有什么未来时代的话。但这里却有一个重大的疑问,与现代人的骄傲并肩而立的,是他对自己的嘲讽,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生活在一种历史的气氛——或者说——昏暗的气氛之中,是他害怕不能保留自己年轻的希望和力量。到处都有人走向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解释历史进程,不,是整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认为这个进程只是为现代人做铺垫:“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大势所趋,人类就得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违反这种必然性。”无法继续保持调侃心态的人跑向犬儒主义以求庇护。过去的十年将自己最辉煌的发明之一赠送给他了,这就是为这种犬儒主义准备的一个完美周全的说法:他按照他这个时代的时尚,不加思考地称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个性彻底屈服于世界进程”。个性和世界进程!蛆虫的世界进程和个性!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听到“世界、世界、世界”这个词,这个一切夸张的夸张,我们只应该用一种得体的语气谈到“人、人、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继承者?是基督教的继承者?所有这些对犬儒主义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是“世界进程的继承者”,这一世界进程的最终目标,这一所有宇宙之谜的意义和谜底,这一知识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它才是我所称的正直高贵的思想。每一时代先行者都因此才得以闻名于世,尽管他们也许是最后到的。就算是在梦中,历史的想象也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因为现在人类的历史只是动植物历史的继续。宇宙历史学家甚至在大海的最深处,在鱼类的黏液中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他惊讶地面对着人类已走过的漫长道路,现代人居然能这样看世界,在这个更大的奇迹面前,他的目光迷乱了。他骄傲地站在世界过程的金字塔上,当他将自己知识的最后一块石头砌上去时,他似乎在对整个倾听着的大自然大声喊道:“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最终完成!”

    哦,你这过分骄傲的19世纪的欧洲人,你莫不是疯了么?你的知识并未使大自然最终完成,它只是杀死了你自己的天性!用你行动之力的深度量一量你所学知识的高度。你攀缘着知识的阳光直上天堂——但同样也陷入混沌。你行动的方式会毁了你,大地从你脚下溜向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生命无所寄居,只有一些蜘蛛网,而你知识的每一击都会将那些蜘蛛网撕得支离破碎。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再说什么严重的话了,因为它还是有着比较令人愉快的一面的。

    如果看到所有的根基都在疯狂无意识的毁灭中分崩离析,并溶于流淌不息的演变之川,如果看到一切创造都被现代人、被这世界之网中的大蜘蛛织进了历史之网,那些道德家、艺术家、圣人、还有政治家都会大伤脑筋的。我们自己却可以高兴一下,就像我们在哲学滑稽表演者闪亮的魔镜之中看到了这一切。那样,在这位表演者的头脑中,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自我的讽刺性的意识,用歌德的话说,甚至达到了一个邪恶的程度。黑格尔曾经说过:“当精神重新开始时,我们这些哲学家就要出场了。”我们的时代的确重新开始过——变成了讽刺。结果,看!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就出场了,连同他那著名的无意识哲学,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无意识讽刺哲学。我们很少读到过比哈特曼的书更为好笑的作品、更大的哲学玩笑。任何人,如果哈特曼的书没有将“演变”全部教给他,没有将他整个打扫

    *哈特曼,德国玄学哲学家(1842—1906)。——译者注

    并装饰一番的话,那他自己就快变成过去的一个遗迹。世界进程的始终,从意识的最初振动到它最后跃入虚无,连同为它制定的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都是来自那个灵感的聪明之泉,来自无意识。它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烁,要模仿一种对待生活的诚心的严肃,就好像这是一套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样一个体系显示出其创造者是一切时代中第一位的哲学表演者。那么让我们在他的祭坛上供奉,向一种正宗万灵药的发明者奉上一缕卷发,就像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说的那样。因为要抵抗历史文化的泛滥,还有什么药能比哈特曼对世界史的滑稽展示更有效呢?

    如果我们想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哈特曼想从他那烟雾缭绕的无意识的讽刺之鼎中真正告诉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即使人们会对这种生存完全厌倦的话,我们的时代也只能保持现状。我热烈地相信他是对的。时代可怕的僵化,鬼魂骨头不安的嘎嘎声,这些现象被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天真地作为所有事实中最美丽的事实向我们提了出来——哈特曼对这些现象作了辩护,不仅从过去、从起因(ex causis efficientibus)的角度,而且从未来、从结局(ex causa finali)的角度来作出辩护。这个滑头让光线从世界末日照射到

    *施莱尔马赫,普鲁士神学家(1768—1834)。——译者注

    **大卫•施特劳斯,德国哲学家(1808—1874)。——译者注

    我们的时代,他觉得这个时代挺好——对他来说是如此,因为他想感受生活的全部晦涩,对于那些希望世界末日尽快来到的人也是如此。的确,哈特曼将人类正在接近的、生命的老年称为“人类的老年”,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幸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只有一种成功的平庸,在这种状态之中艺术是“柏林金融家的晚间消遣”,而且,“时代不再需要什么天才,或者因为这相当于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或者因为时代已经越过了需要天才的阶段,而发展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阶段”——社会进化的另一阶段,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每个工人都“过着舒适的生活,较少的工作时间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闲以培养智力”。你这个滑头中的滑头,你正好说出了当今人类的渴望,但你也知道,由于这种对麻木的平庸而进行的智力培养,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厌恶幽灵在人类老年的尽头出现。看到这种情形太让人痛惜,但它还会变得更加让人痛惜。“显然,反基督者正张开双臂。”但情况必须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路上了——即我们厌恶一切生存。“那么,就遵循着世界进程大胆前进吧!就像上帝的葡萄园中的那些工人一样,因为只有遵循这一进程才能得到救赎!”

    上帝的葡萄园!进程!得到救赎!谁没有在这其中看出和听到,那只知道“演变”这个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故意滑稽地模仿它自己,并通过它怪诞的面具说出一些对它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话来呢?那个滑头向葡萄园里的工人们喊出这话,其用意何在呢?他们要借着什么“工作”而奋勇向前昵?或者,再问一个问题,受过历史教育的世界进程的狂热者,他必须做点什么——现在他正在演变之海中游泳和沉浸——以使他能在收获厌恶时节采摘到这个葡萄园中甜美的葡萄呢?他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像他原来那样继续生活,爱他曾爱,恨他曾恨,看他总看的报纸。对他而言,惟一的罪恶就是过得和原来不一样。我们十分清楚地得知他曾如何生活,那著名的印有大字体句子的一页前所未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于那一页,所有我们现代有点文化的乌合之众都陷入了盲目的狂喜之中,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那一页上读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那辩护理由还有着一圈启示录的光环。因为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者已经要求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使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或者再说得明白些——“获取生活意志被宣布为走上正路的第一步。因为只有通过向生活及其悲伤完全投降,而不是怯懦的个人克制和隐退,我们才能为世界进程做点什么。……否定个人意志的努力既无用又愚蠢,甚至比自杀还愚蠢。……有思想的读者不用进一步解释就能明白,一种实用的哲学将会如何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而这样的一种哲学经不起任何与生活的分裂,只能与生活完全调和。”

    有思想的读者会明白!那么确实有人会误解哈特曼的!而哈特曼会被误解,这是个多妙的玩笑呀!今天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变得格外敏锐呢?一个勇敢的英国人没有找到“感知的细腻”,因而敢于说:“看起来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确有某种倾斜的东西,有某种迟钝、笨拙和不幸的东西。”那位伟大的德国模仿者能对此提出反驳吗?按照他所说的,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完全清醒地创造自身历史这一理想的状态”。但显然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那种也许是更为理想的状态,即,人类可以完全清醒地阅读哈特曼的书。如果我们一旦达到了那种状态,任何人在说出“世界进程”这个词时都将免不了面带嘲笑。因为他会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的人用那种“德国精神”的全部诚实,用歌德所说的“猫头鹰那样怪异的严肃”来倾听哈特曼虚假的福音,并吸收它、攻击它、尊崇它、引申它并把它教条化。但世界必须前进,理想的状态不是做梦就能得到,而只能靠战斗和努力得到。只有通过愉悦才能从沉闷、猫头鹰式的严肃之路通往救赎之路。如果我们明智地远离有关世界进程的一切建构,甚至远离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建构,这个时代才会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庸众,而是去看那些在苍白的演变之川上搭成一座桥的个人。他们也许不是连续出现的,但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存在超越时代。感谢历史允许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生活组成了叔本华所谈到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过时间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谈话在继续,而未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的、放任喧闹的侏儒们所打断。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做调停人,甚至提供产生出伟大人物的动力和力量。人类的目标最后只能在它的最高榜样之中实现。

    我们的低级的喜剧演员也用他精彩的辩证法就这一点发表了他的意见,就如同钦慕这种辩证法的人不令人钦慕一样,他的辩证法也是不真实的。“进化的观念不能忍受我们让世界进程在过去无限延长。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进化肯定都应该发生过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哦,滑头!),所以我们不能再让这一过程在将来无限延长,这两者都会将进化的概念提升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又是滑头!),并且会让世界进程变得像达纳登姐妹的漏筒(the sieve of the Danaides)*一样。逻辑对非逻辑的完全胜利(哦,你这十足的滑头!)必须与世界末日,与世界进程的终点同时到来。”不,你这个清楚、傲慢的幽灵,只要非逻辑还像它现在这样进行着统治——只要,比如说,人们在如此低沉的赞同声中还能像你那样谈论世界进程——那世界末日还远着呢。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太多快乐,很多幻想之花还在这里开放——就像你的同时代人对你的幻想一样。我们还没有成熟,不可以把我们扔到你的虚无中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有一个更灿烂的时代。那时人们会开始明白你,明

    *达纳登姐妹,希腊神话人物,因杀死她们的丈夫被罚用漏筒打水。——译者注

    白你这个被误解的无意识的家伙!但尽管那样,如果厌恶还是会登上王位,正如你曾向你的读者们预言过的那样,如果你对现在和未来的描绘都是正确的——而且没有人像你那样厌恶地蔑视它们——那么,我就准备和大多数人一起按照你所规定的形式大喊道:下礼拜六晚上12点整,世界将四分五裂。我们的判决就这样定下来了:从明天开始,时间不再存在,《泰晤士报》不再出版。也许这只是徒劳,我们的判决也无效。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时间做一个美妙的实验:拿一架天平,在一端放上哈特曼的“无意识”,另一端放上他的“世界进程”。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等重的,因为每一端都有一个邪恶的词——以及一个十足的笑话。

    人们一旦明白了哈特曼关于世界进程的那些话,就只会将它当作是一个笑话。事实上,现在正是应该用讽刺和憎恶的大军上前去进攻过量的“历史感”的时候,进攻不惜以生命和现在为代价而滥爱这个世界进程的行为,进攻盲目混淆各个视角的行为。首先看到了世界进程的可笑,并由于自己的外表格外严肃,而成功地让其他人更加强烈地看到了这种可笑,这将是无意识哲学家的功劳。我们暂时不必为“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伤神,不如我们就此开个很好的玩笑。因为小小蛆虫的狂妄自大乃是地球上最令人捧腹的逗笑之事。问问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你存在的目的何在。如果没有人能告诉你,那么就试着在你面前制定一个崇高的目的,由果推因地解释你存在的意义。撞死在石头上!除了不惜伟大的生命(animae magnae prodigus),在伟大而不可为的事情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不知道生命还有什么更好的目标。“演变”终将结束,一切观念、类型和物种都在变迁,人兽之间并无根本差异(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真实但致命的)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些学说,如果我们用普通而疯狂的方式将这些学说塞入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中去,那么,假若那个民族沉溺于它那可怜的自我主义的小小浅滩,并在自我追逐中僵化,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首先,它会摔成碎片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个人主义体系、剪除异己的秘密社团、以及类似的功利主义的创造物也许会取代它而出现在未来的舞台上。我们是否要继续为这些创造物工作并从庸众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继续在历史中寻找由庸众的需要而推断出的法则——社会中最低下的粘土层和陶土层的行动法则?庸众似乎只在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作为从磨损的雕版上印到劣质纸上的伟大人物的复印件;其次,作为伟大人物的映衬物;最后,作为他们的工具。至于其余的,就让魔鬼和统计数字将它们带走吧!统计数字怎么能够证明历史中有法则呢?法则?是的,它们也许能证明庸众是多么普通,多么千篇一律得令人厌恶。我们是否应将愚蠢、模仿、热爱和饥饿的结果称为——定律呢?我们也许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也能肯定下面这一点——只要历史中存在法则,这法则就是毫无价值的,而历史也就毫无价值了。所有历史中,价值最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将伟大的群众运动看作是过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将那些伟大人物只看作是这些运动最明显的表现——溪流上可见的泡沬。因此庸众必须制造出伟大人物,而混乱必须产生出秩序。最后,颂歌自然就献给了无处不有的混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触动庸众的每件东西都被称为“伟大”,且它们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历史力量”。但这不是十足的故意混淆质与量吗?如果粗俗的暴民们找到了某种观念,比如说,某种宗教观念,他们经过数世纪去艰苦地维护它,他们对这一观念感到满意,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发现,这种观念的创造者原来是一个伟人(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最高级最高尚的人对庸众完全没有影响力。很幸运,基督教的历史结果,它的“历史力量”、韧性以及延续性都不能证明其创建者的伟大,它们只会成为一项反对他的证明。因为在他和基督教的历史性胜利之间还有一个黑暗沉重的激情与错误的包袱重压,还有对权力和荣誉的贪求,还有罗马帝国的摧毁力。由此,基督教就有了它的俗世品位和俗世基础,从而使得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伟大并不需要依靠胜利取得,狄摩西尼(Demosthenes)*就很伟大。但他没有胜利。基督教最纯粹、最高尚的信徒们往往不是促进了、而是怀疑和妨

    *狄摩西尼,古希腊政治家(公元前384—前322),曾领导雅典进行反马其顿侵略的斗争。——译者注

    碍了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和它所谓的“历史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站在世界之外,而几乎不关心“基督教观念的进程”,因此他们通常不为历史所知,他们的名字也无从可考了。用基督教的话来说,魔鬼是世界的君主,是进程与结果的主宰,他是所有“历史力量”背后的力量。而这种情形会一直保持下去,不管现在对于那些习惯于将这种力量和结局神圣化的耳朵来说,它是多么刺耳。世界已经能熟练地重新给事物命名,甚至给魔鬼施洗,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好像人们就要发现,个人、集团或公众的自我主义一直都是“历史运动”的杠杆。而他们一点也没有被这个发现所困扰,反而宣布:“自我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神。”由于心中有这个新信仰,他们开始有意创造自我主义的未来史,尽管那必将是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一个允许有某种限制,以便站得更稳的自我主义——这个自我主义为辨别出愚蠢的自我主义而去研究历史。他们的研究告诉他们,在一切未来的自我主义体系之中,国家有了一个特殊任务:它将成为所有聪明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神,要用它所有的军队和警力来保护它们,不让其他类自我主义发起暴动袭击它们。在将历史——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介绍到劳动阶级中去时,也存在同样的观念。那些劳动阶级因愚蠢而变得危险。因为人们十分清楚,一个历史文化的微粒就能破坏粗暴、盲目的本能和欲望,或是让其服务于聪明的自我主义。事实上他们正和爱德华•冯•哈特曼一起开始想要“关注一下自己俗世之家的未来,并让自己在这个家里感到舒适”。哈特曼将这种生活称为“人类的壮年”,这是暗讽现在所称的“壮年”——就好像其中只包含了我们清醒的自私自利者似的。同样,他也预言了在这个阶段之后将有一个白须老年人的时代——这显然又是在讽刺我们的趋炎附势的老人们。因为他代表那种成熟的谨慎发言,而老年人正是以这种谨慎来“看待他们过去生活中的所有激情,了解他们似曾奋斗过的目标的虚幻性”。不,一个狡猾而且有着历史教养的自我主义的壮年,只相当于一个毫无尊严、死缠着生命不放的老年。在那里——

    一切的最后一幕

    结束这奇怪的、波澜起伏的历史的,

    是第二次幼稚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没有眼,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不管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危险是来自于这些毫无趣味、掉光牙齿的老人,还是来自哈特曼所说的“人”,我们都有权拼命保护我们的青年不受这二者的危害,并且永不疲倦地从这些虚伪的预言家那里拯救未来。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人们故意帮助、鼓励和利用历史感的最差变种,而当今时代正饱受其苦。

    然而他们用这种最差变种来对付青年人,以使其变成他们如此渴望的、成熟的“壮年的自我主义”。他们用它神奇的光辉来击败年轻人天生的反感,当这种光辉照耀他们时,也就使他们失去男子气了。不错,我们太清楚了,历史将会得到何种优势,它会怎样将年轻、激情、勇气、无私和热爱的强大本能完全根除,怎样冷却它自己的正义感,怎样以相反的欲望来粉碎、压抑它要缓慢成熟的欲望——这个相反的欲望即是想要尽快生产、成熟、有用,并且它对所有诚实和坦白的感情怀有病态的怀疑。它甚至能骗取青年最美好的特权,就是以充分的自信培植一个伟大思想并让它成长成一个更伟大的思想的那种力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不再允许一个人非历史地感觉和行动,过量的历史已经做到了那一切。因为历史在不断改变他的眼界并清除他周围的空气,他从一个无边无际的眼界退回到他自己内心,退回到那个小小的自我主义的圈圈之中,在那里他必定干枯凋零。他有可能达到聪明境界,却永远也达不到智慧境界。他让人们讨论他,他总是在计算事实,与事实磋商,他从不热衷于什么,而只是眨着眼,知道如何在他人的利害得失中寻找他自己或是他的党派的利益。他忘掉一切无用的谦逊,一点一点地变成哈特曼所说的“人”或“白须老人”。而那就是他们所想要他变成的样子,那就是现代犬儒主义要求“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的意义——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正像冯•哈特曼那个滑头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救赎很难成为这些人有意识的目标,但将世界从这些“人”和“白须老人”手中拯救出来,才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因为到那时,青年的统治就将来临。

    十 

    在这个青年的王国,我能够高呼陆地!陆地!这一切够了,足够了,黑暗、陌生的大海上的疯狂航行,无休无止的寻觅和无休无止的失望!终于看到岸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里登陆。再差的避难所也好过重新颠簸于一种无边的怀疑主义那无望的波浪之中。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片陆地吧!我们以后会找到更好的港口,让我们的后来者航行得更容易一些。 

    航行危险而剌激。我们最初曾以一种安静的沉思状态看着我们的船出海,现在我们距那种状态是多么遥远!在寻找历史的危险时,我们已发现自己格外受这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带着忧愁的印记,它是由过量的历史一车车带给现代人的,而我将不否认,我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软弱个性的现代表现,这个软弱个性存在于其过分的批评、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于从讽刺到犬儒主义、从傲慢到怀疑主义的不断变换之中。然而我信赖那种激发力,它代替天才来引导我的船;我信赖青年,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的历史教育,强迫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以后才能理解这种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即使他们也能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他们也很难变得足够年轻。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在德国,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一种被称为“诗意”的天生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认为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就没有谈论过艺术,不管艺术对他们来讲曾确是多么陌生、多么不自然呢?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用尽全力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文字、文字、文字”。给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活着,因为如吉本(Gibbon)所说,如果世界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要在德国这个“逐渐之国”中毁掉一种错误观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比一个世纪以前要多一百人知道什么是诗歌;下个世纪也许会再多一百人同时又了解到什么是文化,了解到德国人仍然没有文化,不管他们会多么骄傲地谈到它。在这些人看来,德国人对他们文化的普遍满意是愚蠢而难以置信的,就如同在我们看来,盛赞戈特舍德(Gottsched)*的古典主义和将拉姆勒(Ramler)誉为德国的品达罗斯(Pindar)**也是十分愚蠢和难以置信的一样。他们也许会认为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错误而肤浅的知识。错误而肤浅,因为德国人忍受着生活与知识的矛盾,而看不到真正有教养的民族所有的特性——即文化只能从生活中生长、开放。但文化只是被德国人当作纸花戴着,或者是像蛋糕上的一层糖衣,因此也就永远是一个无用的谎话。 

    而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不是要培养出受过各种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们希望能尽快利用历史,并站在一边以清楚观察生活。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腓力士人(Philistine),是对关于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是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中枢,是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胃。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但只有还没完全没入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而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这一本能。但如果轮 

    *戈特舍德,德意志戏剧家(1700—1766)。——译者注 

    **品达罗斯,古希腊诗人(公元前518/522—约前438)。——译者注 

    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叫到他时,他必须得到青年的帮助,必须让判断力那清晰的光芒照在无意识的奋斗之上,并将这种奋斗带人一个完全的、溢于言表的有意识的境地。他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目的呢? 

    这个目的主要是通过打破一个迷信,即认为这种教育是必需的迷信来达到的。人们认为,除了我们这个麻烦的现实,没有其他可能。浏览一下最近十年关于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献,你就会惊讶而痛苦地发现,尽管其中有许多犹疑和激烈的争执,可所有改革的建议是多么的相似,你会看到他们是多么盲目地都将“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所说的)作为这一体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这个干巴巴的原则:青年人的教育必须从关于文化的知识开始——它甚至都不是从关于生活的知识开始,也就更不会从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开始了。人们以历史知识的形式将这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去,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中会充满了一大堆观念,这些观念还都是从过去的时代和民族那里得来的二手货,而不是从接触生活中直接得来的。他希望亲自去体验一些事情,去感受一个紧织密结的、活生生的经验体系在自己内心不断成长,但他的欲望却在假货的海洋之中被淹没了、眩晕了(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似乎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对远古时代,世就是最伟大的时代之中最高级和最高贵的经验作出一个总结。而且,同样疯狂的方式将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带到画廊之中,而不是带往某位大师的工作室,尤其是仅有的大师——大自然的那个工作室。就好像一个人只要匆匆跑过历史,他就能发现过去各时代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观似的!因为作为生活的结果,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手艺——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 

    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理想国)中的第一代人必须在一个“强大的谎话”的帮助下才能成长,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在那里,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得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金子,生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银子;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融,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不可能相混。相信这种安排的永恒真理性(aeterna veritas)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的永恒真理性。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被这个事实所反对——即德国人没有文化,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将会失败——就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花朵,而不要根和茎,因此他的希望落空了。这就是朴素的真理,率直而讨厌的真理,但却是强大的真理。 

    但是我们的第一代必须在这个“强大的真理”中成长,也必须遭受其苦。因为第一代必须用它来教育自己,以从旧天性、旧方式中得到生活的新天性和新方式,哪怕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天性。这样他们或许能对自己说,上帝让我和自己保持距离,即与被注入到我身上的个性保持距离,用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来说,上帝保佑我防范我自己(defienda me Dios de mi)。他们必须将这个真理作为一种苦味的特效药一点一滴地品尝。这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压制自己,以对自己的天性作出判断,也许他对他所处的时代更容易作出这个判断:“我们得不到教导,不,我们太腐朽了,不能生活,不能真诚质朴地去看、去听、去理解那些使我们亲近自然的东西。我们甚至还没有为文化打好基础,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能确信我们内心有一个诚挚的生活。”我们倒下来,摔成了碎片;我们的整个存在被半机械地分成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我们内心撒满了观念,好似撒满了龙牙,并产出一窝小龙,我们饱受文字的弊病之苦,对任何没有盖上其特殊文字之戳的感情都不敢相信。尽管我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但内部仍奇怪地运动着的、文字和观念的织物,我也许仍有权说“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虽然不是“我生故我思”(vivo ergo cogito)。只许我空洞地“存在”(esse),而不是葱郁地“生活”(vivere),—种起码的感觉告诉我,我是一个思考着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生存着的生命,我绝不是“生物”,而至多是一个“思考者”(cogital)。“给我生命,我会很快就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新一代中每个人的呼声,他们也会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但谁会给他们这个生命呢? 

    没有神也没有人能给他们这个生命——只有他们自己的青年人能给他们。给青年人以自由,你就也给了生命以自由。因为生命只是被藏在一个监狱里,它既没有枯萎,也没有死亡——问问你们内心深处的自我! 

    可这个得到了自由的生命却生着病,它必须接受治疗。它遭受着种种病痛的折磨,而不仅仅是锁链的记忆带给它的痛苦,它遭受着我曾讲过的那种弊病——历史的弊病——的折磨。过量的历史已经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该怎样将过去作为取得力量和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然而,如果年轻人没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天赋的话,就没有人能看出它是一种疾病,也没有人能看出我们已失去了一个健康的乐园。但同样这些年轻人,同样有着健康本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猜到了如何能再次获得这个乐园,他们知道治疗历史的弊病和过量的历史的神奇草药。可这些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毫不奇怪,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提到这些名字,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追查,并且快要得出结论了。 

    我用“非历史”一词来指一种力量、一种艺术,它忘掉过去,并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有限的视野。我又认为,那样一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演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转到艺术和宗教之上。科学——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那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因为科学认为,只有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真实的、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那种眼光将某些东西看作是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科学极其敌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而将人扔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去,一种明亮的知识——演变——在大海的波涛上闪闪发光。 

    但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正如同一次雪崩使市镇倒塌而变得荒凉,人们心怀恐惧地在那里暂时建立起自己的房屋一样,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的雪崩使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那么生活也会崩溃,变得脆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留意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就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患了这种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战士和屠龙者,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快乐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土。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比起他们的祖先今天的文化人和白须老人们,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自然的天性。但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并建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的观念的痛恨与轻蔑。年轻人力量与健康的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用从今天文字与观念的制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而只是在时机到来时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和破坏的力量,凭着一种对生活的最高情感,高呼自己的信念。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文化——可年轻人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责骂呢?你也许会说他们乳臭未干,肆无忌惮——可他们还不够老,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愿顺从。他们完全不需要一套现成的文化,他们只需享受年轻人的一切权利——以及安慰,尤其是勇敢且不加思考的诚实的权利,以及一个鼓舞人心的希望的安慰。 

    我知道,这样一些有希望的生命能够从内心理解所有这些真理,并通过自己的体验将它们变为一套为自己所用的学说。而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排蒙着的碟子,这些碟子也许看上去是空的——直到有一天,他们惊讶地发现,碟子是满的,而所有的观念、冲动和激情都堆在这些真理之中,这些真理是不可能被长时间蒙住的。我把那些怀疑者留给时间,时间将说明一切。最后我将转向那一大群有希望的人,用一个寓言来告诉他们以何种方式和路线才能从历史病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之病中得以拯救。这个寓言能使他们再次恢复健康,并足以重新研究历史,且在生活的指导之下用这个三重的方式——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方式来利用过去。刚开始时,他们会比现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因为他们将不会学那么多东西,也没有任何欲望去发现哪怕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希望了解的东西——事实上,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看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缺乏科学知识,他们对所有优秀、著名的东西漠不关心,拒不接受。但在治疗结束时,他们又再次成为了人,而不再是人类的影子了。这很重要。希望仍在,而你们这些抱有希望的人,难道你们没有在心里开怀大笑吗?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呢?你也许会这么问。德尔斐的神在你开始漂泊时就向你喊出了他的启示:“了解你自己。”这是个难解的格言,因为神“不告诉你什么,也不向你隐瞒什么,它只是指点迷津”,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可他指向何处呢? 

    在某些时代,希腊人处于一种类似的危险之中,即,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要撞死在“历史”的岩石上了。他们从来就没有骄倣且一成不变地生活。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还有埃及的——他们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就好像德国现在的文化和宗教是一切外来民族和古老时代的一番垂死挣扎一样。可希腊文化并不只是一种机械的统一体,这多亏了德尔斐的那句启示。希腊人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并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而且,他们成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寓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他还会从他自己的体验中明白,希腊人是凭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的,而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真正的文化前进,不管这种真诚将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它甚至有一种力量,足以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 

    译自: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by Friedrich Nietzsche. 

    特别参考: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Bobbs-Morill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 New York, 1949,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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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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