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写在开头

作者: 任风南 | 来源:发表于2019-01-02 19:56 被阅读131次

    如果不是那一个耳光,王如海老师无法想象自己会像个犯人一样等候宣判。

    此刻,他在单位五楼会议室外面的走廊焦急等待,里面声音密集,但他听不清楚。只能看着楼外的街道,车辆依照信号灯,停止又通行,一切都有规则。“而我却违反了规定。”他默念着,为上周周三下午的冲动懊悔不已。

    会议室门开了,让他进去。校长、副校长和中层领导都在。

    “王老师,我们研究了一下,今天先暂时不上报。说实话,我们都清楚你为学生好。但你也知道,不准体罚及变相体罚学生是硬性规定。违反课堂纪律,我们只能说服教育,动手打学生的确是你的不对。”校长说。

    “校长,这个学生多次违反纪律,我几乎每周都在说服教育,可他始终不改。这次,实在没忍住。怪我一时冲动,希望学校能原谅我的错误,今后再不出现类似事情了。”

    “我们了解情况,你认真管理学生没错。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想保你,是家长一直投诉,要给个说法,我们也很难办。”校长同情王如海,但面对强势的家长,除了上报教育局给王老师处分,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样吧,你自己想想办法,去安抚一下家长的情绪,求得谅解,如果家长不再投诉,这个事情就算没发生。假如家长不依不饶,那我们只能上报。家长天天来,我也受不了。”校长最后说。“对了,我已经答应家长,五天内回复,也就是截止到本周五。”

    这是个周一,周四王如海要去参加区里的优质课比赛。为这场比赛,他已足足准备了两个月。反反复复修改备课,已经在八个班试讲过。同学科组的老师陪着他,帮他找出问题,一遍遍打磨。而且,他已经跟刘老师说好,准备周二周三两天在刘老师班里再试讲两次。

    明年年初,有次职称评定。王如海翻看自己的证书,然后综合考量同他一起竞争三个名额的十名同事,他发现,如果年底能评上优秀,并且优质课能得一等奖,加上这两项得分,他稳稳进前三名。

    他今年三十五岁,工作十二年。这次的职称评定,王如海势在必得。三四年前,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就已经评上中级职称。这一次,如果再评不上,需要再等两年,市局有规定,两年一评。到那时,他就三十七岁了。

    “评上职称再聘任,工资能涨一千块。再说,这个年龄评不上太丢人。”可是,名额总是很少,评比方案时常变化。“你想象不到有多难。”王如海有很多抱怨,但除了被动接受,他改变不了什么。

    如果说他自己最大的变化,王如海像绝大多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早已没了热情,“多混几个证书,比认真备课上课重要。”他要多参加比赛,多写论文,还要和领导同事搞好关系,以评得优秀。“这还不够你操心吗?哪有时间关心学生成长。”

    中国的教师职称评定,历来多有诟病。本来是促使行业发展、提高教师竞争力的手段,到最后,反而成了利益之争。只要有利益,就没有理由不去采取欺骗以及能获得利益的各种途径,没有理由不去危害他人、不走捷径。

    “各类论文、研讨、比赛、活动、改革,各种评优评先,看上去教育行业一片繁荣,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都是停滞倒退。”王如海如此认为,“像极了这个时代。”

    这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绝大多数事情,利益以及形式上的意义,往往大于事情本身。在优质课的评比上,求新求变获得名次,大于上课的本质意义。

    比赛的事情,已经令王如海焦头烂额。偏偏上周三下午的物理课,学生高辉捣乱,抽走站起来回答问题同学的凳子。同学摔倒,课被迫中止。物理老师将情况反映给班主任王如海,他无法淡定,来到班里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抽了高辉一个耳光。

    放学时,王如海看到高辉与同学嬉笑打闹着离开学校。

    周四上午,高辉没来上课。家长找到学校,说高辉头疼,已去医院检查,要求学校及王如海给个说法。沟通无果后,家长离开学校。周五,家长再次来到学校,要求王如海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

    王如海说,可以赔偿,但不会道歉。自己打学生不对,但这是出于对学生的教育以及对班级纪律的维护。

    周一,家长又提出,学校必须给予王如海处分,另外,孩子精神状态不好,需要另外赔偿五千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如果不赔偿,我们要将这件事反映给教育局和记者。”家长临走时说。

    王如海想到过低头。

    这件事情如果上报到教育局,他至少会背个警告处分。虽然说一年后处分自动终止,但就今年来讲,背处分将没有评优评先的资格。也就是说,想在明年年初评职称,已毫无可能。

    “事态决不能朝着不可控发展。”王如海说。

    同事何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时代不一样了。为什么打学生?不出事一切都好,出事没人能保你。你以为是为了管理学生,为了班级和学校的纪律。可一旦出事,领导不会帮你,同事不会帮你,只有自己认倒霉。你获得的所有荣誉,都会写进单位的年终总结做成宣传。你遇到的每一个麻烦,都得自己担着。

    学生不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教育几句就算尽了责任。为什么要给自己惹麻烦?”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教师法》,在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事实的演变是,大家只看了“体罚学生”,并不在意“经教育不改”。保护学生权益,限制教师不当行为,初衷并没有错。但我们的现实是,规定与行动往往并不一致。同时,强调一方的利益,通常是建立在损伤另一方利益的基础上。

    限制了一种“恶”,却催生出另一种“恶”。至少在现阶段来看,这是个无解的命题,只能依靠个人操守来解决。然而,到了依靠个人操守的地步,也就预示着制度溃烂不堪。

    何老师似乎走到另一个极端,但你不能说他的行为错在哪里。依照制度的规训,可能做不出多大业绩,至少保证了安全。

    王如海对现实有清晰认识,他知道拿证书重于管理学生,但并不是放弃管理。“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困境中,体罚不对,不体罚也不对。到底怎么办,中间的尺度如何把握?谁也没有答案。”他说,“只能以不出事为前提,带着镣铐跳舞。”

    偏偏他出了事。

    周二,王如海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时报的记者,要来采访他。

    他的试讲漏洞百出,同组的老师理解他,劝他心态放平和些。

    王如海不知道如何同高辉的家长打交道。进入教师行当,他觉得自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每天和十多岁的孩子打交道,天天早晚自习,除了家人和有限的几个朋友,我很少接触到成年人。”

    “家长是成年人,但我们的话题仅仅停留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不了解他们的为人、生活、以及对社会的理解。”王如海很无奈,无奈自己工作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对社会的理解,我只依靠报纸和网络。实际是个什么样子,我从未真正走进去。”

    王如海每年暑假,都会和家人做一次短期旅行,他想借此走进社会,体会周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然而几乎每个旅行团行程都很紧张,除了赶时间和走马观花看景色。“没有时间观察,我已经和社会脱节。”

    “教师是最容易有职业倦怠感的群体。”他说,“无休止的一年又一年的重复,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难从多年不变的课本中找出快乐,你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在哪,也许当年多考上几个学生,能带来短暂快乐。新学期开始,却又陷入下一个循环。人生是从无到有再到无的圆,我们三年就是一个圆。”

    “再有就是能和学生建立感情,他们毕业后能保持多年联系,也算是一种成功。”王如海有几个学生,多年来一直走动,所以对此有自己的体会。“能评上职称,加薪,受人尊敬,是世俗的成功,不过要慢慢熬,还不一定能熬出什么结果。”

    他觉得封闭、重复、缺少与外界互动的时间、陷在内耗,是他与社会脱节最重要原因。“没有办法,我走不出去。”

    五天,短短一瞬。对王如海来说,却是漫长煎熬。他试着给家长打电话沟通,换来的是冰冷隔离。“我们已通知记者,你看着办。”

    最终,记者没来。

    他想到有个小学同学,在政府的宣传部门工作,王如海想碰碰运气,看看同学是否和时报搭上关系。“行了,等消息吧。”同学在电话里说。

    事情结束后,他请同学吃了顿饭,表示感谢。“多大点事?我们和时报常有走动,这很简单。记者不是主管部门,你这件事也没什么新闻价值,又没死人。”同学说,“我打个招呼说一声,他们就不来了。”

    “你当老师当的脑子都傻了,咱们那么多同学,聚会让你来你不来,少了多少机会?你知道哪块云彩下雨?”

    同学的话让王如海很惶恐,越觉得一无是处,甚至怀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喧闹的悲剧。整天忙碌,整天听叽叽喳喳的声音,却毫无益处,一片空白。

    “什么是能力?我上课的能力和同学处理问题的能力,能不能放在同一个维度衡量?”王如海说这是事情处理完后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虽说我关注职称,但没放弃教育,始终认为自己从事着高尚的工作。在权力、关系、甚至财富面前,我的‘高尚’却一文不值。”

    他的疑问同样摆在我们任何一个人面前。价值如何衡量?“高尚”有无意义?世俗与信念哪个更重要?时代造就的问题也许要等时间来回答。

    周三的试讲依然不成功,他的状态糟糕透顶,在板书的时候出现了错别字,甚至思维中断。两个月来,“我至少扒了两层皮”,但显然,辛苦和心情比起来,心情占了上风,他控制不了情绪,没办法不想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

    评委中有王如海认识的老师。“很难说结果怎么样,你从备课到环节设计,都非常精彩,可你没有情绪,调动不起学生积极性,整堂课沉闷,感染力不够。”周四比赛结束后,他对王如海说。“你得做好落选的心理准备。”

    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王如海决定什么都不去做,等着学校上报,等着命运安排给他的任何厄运。“很无助,什么都做不来,死不可怕,比死更可怕的是等死。”他上班,上课。等着警告处分到来。“课已经讲砸,家长那里结果好坏无所谓。反正就这样了。”

    只是他不甘心,后来王如海说到当时的心情,“万念俱灰”。在打学生这件事上,他错了,但内心又本能地拒绝承认错误。他说服不了自己以不当方式管理学生就该遭受如此惩罚。

    周五下午,校长叫他去了校长室。

    “行了,没事了,家长打来电话,不再追究。还说体谅到你能费心管孩子,对你表示感谢。”校长说。“下周一家长要来学校,亲自给你道歉。”

    一周后,王如海接到十年前毕业学生的电话,这个学生是十二年教学生涯中为数不多与他保持联系的一个。

    “高辉的父亲是我表哥,他有病。”学生说,“表哥本来不想找事,可高辉的舅舅说,老师打学生违法,要把事情闹大,好多要点钱,顺便让孩子谁都不敢惹。”

    “你怎么跟你表哥说的?”王如海问。

    “我说如果闹下去,哪个老师都不会管孩子,孩子就废了。老师,当年你要是不揍我,我也学不好。这个,我都懂。”学生说,“我还说,真要孩子没人管废了,表哥都得兜着,他舅能管什么事?”

    “周末吃顿饭吧,给你压压惊。”

    那个周末晚上,王如海喝醉了。他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悲伤。开始得毫无征兆,结束又莫名其妙。他相信这是无常的力量。“真的,渺小如我们,根本无法掌控命运。”他说,“结局早就写在开头,只是没想到开头在十年前。”

    毫无悬念,王如海的优质课落选。他将无缘明年年初的职称评定。“不想了,平平安安不出事,比什么都强。人经不起折腾。”

    后来,王如海任何活动都不参与。他只是上他的课管他的学生。职称也许遥遥无期,但“未尝不是好事”。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这是世上最无力的自我安慰。

    却成了他最有力的支撑。

    他走不出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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