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创作谈2

读书：创作谈2

我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问题：文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中国古代曾经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文学主张。后来西学东渐，中国现当代作家强调文学对时代的批判，认为批判才是文学的本质。许多研究中国文学通史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讽谏、教化、表现、记录……不一而足。置身于当今这样一个时代，重读作家梁晓声的创作谈，深感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记录”二字上。

读书：创作谈2

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可以是史学家的天职，也可以是文学家的使命。作家梁晓声无疑选择了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变迁。感谢作家和编剧、演员和导演，他们的真诚与敬业，让我们得以重温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的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请诸位继续聆听创作谈：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最近，我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想到了从前许多事，比如年货、布票、肉票、洗澡票、户口簿、厕所等。我很感慨，中国确实站起来了，确实发展了，各种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

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特别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小说从1972年冬季写起，当初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一看到这个开篇年代就有些犹豫，我自己甚至也产生顾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有全面把握书稿的水准，给了我很大鼓励，感谢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我常常想，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美国拍了《辛德勒的名单》《动物园长的夫人》等一系列表现二战时期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影片。

其实，我们国家民间的好人很多，文艺作品中却好像都在斗。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一次，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朋友儿子问，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朋友回答说，别相信，在我们国家人不是那样的。还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战马》。孩子说，妈妈，这几个人真好。孩子的妈妈说，别信，哪儿有什么好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参加《人世间》首发式前，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其中，有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创作完成后，我可以肯定对世界说，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我曾经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希望自己能创作一部文学性的、跨度五十年的各阶层分析。我对民间特别是城市底层的生活比较熟悉，也比较熟悉知识分子、文艺人士近五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与老革命式的干部们也曾有过亲密接触。这几方面的比较熟悉，让我写起来不至于太不自信。

欣慰的是，在115万字的《人世间》中，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我认为，《人世间》也值得干部们来读一读，特别是对从前的中国及民间缺乏了解的年轻干部们。我希望能向他们提供一些鲜活的、有质感的认知内容。我认为，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起码认知，就无法深刻理解当下底层民众的某些情绪的缘由，也很难与他们进行效果良好的对话。作家是文学动物，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若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偶尔也想要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民间的了解，而《人世间》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作为作者，我自然也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