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

除了悲歌之外，歌诗（versus）也是一种常见的拉丁语歌曲体裁。“versus”这个术语像附加段和继叙咏等一样，含义比较广泛和模糊。从十一世纪开始流行的歌诗有如下显著特征：文本押韵和使用重音韵律；经常使用诗节、对句和叠句，但也富于变化和充满想象力；具有清晰如歌的旋律乐句。

在早期中世纪音乐中，versus还有“诗行”的意思，通常是指韵律型诗歌的一行。加洛林人也用versus指他们创作的数以千计的六音步诗和悲伤的对句。在拉丁语诗篇集中，每首散文体的诗篇分为许多versus，使用某种诗篇吟唱程式演唱。在格列高利圣咏曲目中，例如进台经、升阶经、阿里路亚、奉献经、圣体经和应答圣歌，使用versus来指第二部分。

格列高利圣咏曲目的文本是主要散文体的，诗体的很少。但后期的格列高利扩展音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本地语，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已经以某种诗体形式为主，并形成了一系列各种体裁。传统的古典韵律型诗歌逐渐被节奏型诗歌取代（见本章第一节）。

各种韵律型诗歌模型，特别是安布罗斯赞美诗，结合押韵和有规律的重音模式，在十一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歌诗——押韵和韵节合拍的歌诗。这种新歌诗的特征为在文字重音处具有极高程度的规律性，重音通常在倒数第二和第三音节处。双音节模式和三音节模式可以交替出现，这样就具有许多的变化和原创性。歌诗结构中的这种重音规律也通过大量使用押韵得到了证实，尾韵和行间韵的使用程度超过了欧洲诗歌史的任何时期。对句和诗节也获得高度发展，简单的和复杂的叠句都十分常见。

此外，十一世纪歌诗的许多音乐特征来自十世纪的赞美诗，然而歌诗的轻快抒情的旋律却没有先例。有一些旋律使用了申正经短诗的起调程式，即一个吟诵音加一个短小下行终止音花唱的最简单形式。在十二世纪，申正经中的《让我们称颂主》使用了“让我们称颂主-歌诗”的结构，例如桑斯和博韦的日课。

利摩日的圣马夏尔隐修院的一部编号为F-Pn lat. 1139的手稿显示，拉丁语歌诗是两种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其一是这部手稿包括了最早的普罗旺斯语歌曲，这指明阿基坦歌诗在特罗巴多曲目的发展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其二是手稿还包含了阿基坦多声部音乐的第一个例证，其主要形式为多声部歌诗，文本和单声部歌诗完全相同，音乐结构也是如此相似，其中一个声部经常被会错认成一首单声部歌诗的旋律。这类作品后来经常被称为“孔杜克图斯”。

圣马夏尔乐派的另一部手稿F-Pn lat. 3719内容混杂，既包括弥撒常规部分、附加段、普罗萨和日课圣咏等礼仪音乐，也包括多声部作品和世俗与宗教歌诗。个人祈祷歌曲《今天》（Uterus hodie）是阿基坦歌诗传统的典范之作。它的文本牢固地根植于《旧约圣经》，并有圣母学和基督学注释层，采用了四个诗节加一个简短叠句的诗体形式，叠句则采用了一种惊呼形式，总结了这首歌有关圣诞奇迹的中心主题。它的音乐为AABC的典型开头重复加对比的结构，在调式上，终音G对旋律的每一乐句都施加了一种拉力。

新歌曲

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出现了一种歌曲创作的新趋势，这类曲目现在称为“新歌曲”（Nova Cantica），其诗歌和音乐风格特征是跨语言和跨体裁的，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下两个世纪。

那么，“新歌曲”新在哪里？当时并没有类似宣言、论文、书信等详细讨论这种音乐和诗歌上的创新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新歌曲”的材料主要限于大约150首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歌曲。其中约70首是多声部的。这些歌曲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地区：阿基坦公国，大致等于最早的特罗巴多本地语歌曲的创作地区；横跨巴黎的博韦、拉昂和桑斯的法国北部主教座堂；诺曼-西西里文化统治区的南方巴勒莫主教座堂，因此南北方可以连接起来；朝圣中心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阿基坦和诺曼-西西里原始资料是这些歌曲最集中的出处，也是“新歌曲”最早的见证。这些手稿抄写于1100年左右，其它资料的时间范围则遍布整个十二世纪，但引人注目的是，在阿基坦和诺曼-西西里手稿之间只有十二首对应曲目。实际上，这两种传统也有一些明显不同之处，例如对体裁的称谓、记谱法的精确性、与本地语的合并或和多声部的关系。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之处，也应当看到“新歌曲”不仅繁荣于隐修院环境，也昌盛于主教座堂中，而且也是一种鲜活的表演传统。“新歌曲”不是单一僵化的，而是灵活、适应性强的。这些歌曲的文本不停地用各种语言词汇暗示自己的“新颖”。在1100年左右这种歌曲创新活动的爆发被视为衡量词乐关系和二声部织体两个声部关系的分水岭，旧的曲目被重新衡量，常常产生出令人震惊的个别结果。

拉昂主教座堂正面

具体来说，“新歌曲”的一个毫无疑义的特征是它们的表现过度的倾向。拉昂主教座堂的一部十二世纪手稿包括了圣诞节期神职人员节日的音乐材料，它的一个题记指出“尽可能多次演唱《让我们称颂主》”。因此，仪式结束处通过美学方法实现了延伸，圣咏《让我们称颂主》通过极其繁复的分节形式日益成为诗歌和音乐的实验基地。这类随机扩展的开放式结尾的歌曲合集在最早的阿基坦和诺曼-西西里手稿中也可以找到，而且已经包含了无穷结尾的迹象。“新歌曲”并没有构成一种新的特殊体裁，而是将自身从属于已有的种类。“新歌曲”展现出的特殊性的具体方面体现在它与功能、形式、文本、旋律和词乐和谐统一的有趣的互动上。

在功能方面，“新歌曲”兴盛于在附加段语境中，经常和其它既已存在的文本同步表述。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日课结尾演唱的“让我们称颂主-感谢主”的启应程式的繁复化。在形式上，“新歌曲”作者以多种诗体形式为乐趣，这些诗体形式往往是个别歌曲特有的。这自然从根本上减少了个别歌曲旋律的可互换性，甚至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正式的严谨性。“新歌曲”的文本由节奏型取代传统韵律型的诗体特征已在前面论述过。在旋律上，“新歌曲”首先更加突出八度音程，其次是期待旋律像被重力牵引一样直线下降，这种牵引还表现在两个声部交换的策略上，一个声部先是高声部，然后下降，同时另一个声部先是低声部，然后上升。这类文字游戏还表现在词乐和谐统一上。对于单声部作品来说，一般是音节式或花唱式的，纽姆式则是文本每个音节对应一个纽姆，即一组数量适中的音高。二声部歌曲的词乐和谐统一则自然地和两个声部的和谐有关，或者以音符对音符的方式展开，或者一个保持音符值的下方声部支撑一个华丽的上方声部。第三种可能性是纽姆对纽姆的运动，和音符对音符不同，上下两个声部有各自的不同数量音高的纽姆或纽姆组。

如果从形式和内容上总结“新歌曲”的本质的话，那就是这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曲目结合了宗教的正统性和美学的异端性。这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创新也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

唱片推荐

标题：新歌曲——中世纪盛期拉丁语歌曲

演奏：Dominique Vellard，Emmanuel Bonnardot（演唱）

厂牌：DHM，77196

唱片简介

“新歌曲”是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欧洲出现的一种歌曲创作新趋势，这类曲目的诗歌和音乐风格特征是跨语言和跨体裁的，其新颖之处表现在功能、形式、文本、音乐和词乐和谐统一的创新和互动上，并影响了之后的两个世纪。“新歌曲”的地理分布很广泛，从法国北部博韦、桑斯和拉昂主教座堂，到法国南部阿基坦、诺曼-西西里统治区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新歌曲”具有表现过度的倾向，鼓励在曲目结尾进行繁复的重复，并以文本、音乐和两者之间的文字游戏为乐趣，令人眼花缭乱。“新歌曲”在曲目体裁上表现出宗教音乐的正统性，例如歌诗、“让我们称颂主”及其附加段、孔杜克图斯等，在美学上却表现出异端性，这也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趣味。同为法国早期音乐先锋的韦拉尔和博纳多的合作天衣无缝，非常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