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个很平凡的下午，突然又翻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古言似总为人修身养性而用，我承认我是个伪古言者。曾一番壮志要看完《洛阳伽蓝记》，后被证乃痴人说梦。冯老的《中国哲学简史》就很好，写于其1946至194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任教期间，短句凝练，立意明晰，有古言，道明不说破，取白话，深幽而不失大气之起承转合，很是合我等伪古言者之意。本以为会是一番热腾腾之荡气回肠，却发现，这终是场让人愈加伤感的漫长阅读。
故事的开头是中国的诸子百家争鸣，很有思想混沌初开的味道。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周王王室为天下共主，周朝贵族作为王室宗亲分得领土采邑，并成为早期为数不多受教育的社会群体。贵族们闲来无事指点指点种田，临邑间打个小架，再养上帮官员与庶民。由于在那个年代教育仅在贵族阶层中流行，于是官即为师，师既是官，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始皇废除周朝封士建国制度之前几百年。后来呢，周礼散王室崩，那些丧失土地却怀有特殊才能的贵族及官吏们流落民间，开始以私人的身份传道授业解惑。有了真正意义师的概念。
自然，各家出身不同，为师之后所授亦有所不同。于是乎，那些教授经典指导礼乐的，被名为“儒”；专长战争武艺的，称为“侠”；精攻说话艺术的，为“辨者”；司巫医星象占卜术数的，为“方士”；充当统治者私人顾问的称为“法述之士”；而更有才学渊博却退隐山林不问人世的，人称“隐者”。再之后的之后，儒者文士们集为了儒家，武者侠士们壮大了墨家，隐者们多促成了道家，辨者们形成了名家，方士们修成了阴阳家，法述之士们成为了法家。
儒，墨，道，名，法，阴阳，便是诸子百家中有名的六大家。此番渊源最早由撰写《七略》的刘歆点明，冯老很是赞同，并作了适当修正。于是，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有了第一次清晰的全貌。
【二】
我想我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过孔子其人。
551年，孔丘生于鲁国，其先祖为宋国贵族成员。年轻时，他很穷，直到50岁才入鲁国为官。之后因为政治阴谋他背井离乡于是开始周游13列国。他一生总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惜天不随人愿。年老后，他回到鲁国，三年后死了。那是公元前479年。
孔子一生的精神追求都浓于这样一句话。偏偏却是我们最熟知不过的一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
冯老对孔子此番归总的评价甚是客观，无偏无颇。但总能让我想起十几年前那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下午，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孔子十有五岁就有志于学习知识的光辉形象。那时候书本里的古人总是有着红星闪闪的节操，吾等避之不及。
偏题了，回到孔子的总结吧。确实，是在多年后读钱穆的中国思想史，才第一次明白孔子此处所言志于学，并非学习知识，而是寻得真正意义上的“道”，即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其《里仁》中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便是相似的表达。
孔子还说， 三十而立，此而立却并非成家立业之意。“立”，乃立于礼之意。孔子总是尊礼重道，如其所言“不知礼，无以立也”。一个人年逾三十，该是有着得当的举止适合的礼仪了，这便是三十而立的本初之意。而后呢？而后四十而不惑。生而有惑是必然，只有知者是不惑的。孔子认为自己四十岁而为知者，但这知者却并非知晓万物之意。在儒家学派中，一个人必须是“无所为而为”的。你做着很多事，事情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你做这些事的本身。如此，无论事情成功与否多是个人的一种得到。一个人全心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计成败，为“知命”。知命之人，求得道德之圆满，亦无所可惑。这样的知命观，在后一句“五十而知天命”中有着很好的承接叙述。
过了五十，孔子有了超越道德的肯定。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此番都是对于万物中超越道德价值以及冥冥所主的一种肯定。所以当时道家之流有很多讥讽孔子多陷于仁义中而不知超道德之价值所在，自然是有所偏颇的。
这样的精神境界发展，在当时的社会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完善的标准所在。由孔子始，仁义，忠恕，道德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它提倡个人的贡献与不计最后得失的道德修成。另一方面，它是出世的，主张有天命与超道德价值的存在。可以说，这样的学说对于当时没有以宗教进行精神及道德约束的国家而言，是大有益处的。
【三】
也是到很后来，我才分清了儒墨之间的分歧。突然间跳跃过几千年的障碍去重新审视某种学说对于社会的裨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这几乎就是他全部的生平。
墨家起源的大背景来自于周天子时期封建主们的军事专家，而这些专家很多由世袭的“游侠”及“武士”组成。墨子及门徒们就出身于侠。他们有着纪律严明的军事团体，历任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墨翟，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
然而与普通游侠得酬谢而行仗事不同，墨家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这样“非攻”的观念与“兼爱”一起，成为墨家主要的道德标准。
知道墨子行“兼爱”的人很多，但对墨翟如何劝说天下人行兼爱之道却鲜有所闻。墨子的“兼爱”提倡任何一人都该同等地爱所有一切人。这种爱并无差别，例如对兄父之爱不应少于对邻人只爱，对友人之子之爱亦并不差别于对自己儿子之爱。然而墨子在提倡众人兼爱时，却是十分功力主义的。
墨翟说啊，所谓大利天下，就必须要人人行兼爱。而只有施行兼爱的人才能是仁人。你看这对全天下都有利的事情，对你个人也是有利的吧？这就是个长期投资，你爱别人，就能得到很大的回报啊！更何况，还有天志和明鬼的存在呢，他们是天帝，天帝爱人，但也要求人彼此相爱。天帝is watching you，他总是会奖励那些施行兼爱者，而去惩罚爱有差别者。
这样说来，墨子引入了宗教并由此功利性地为兼爱说正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墨翟本身是个鬼神信奉者。这从墨家反对丧葬和祭祀是可以看出的。中国的宗教力量似乎一直在为道德价值做似有若无的铺垫。它存在，却一直不是精神上的主导。
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爱有差等”成为了两个学派之间最大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 到了孟子这一时期愈加明显。
听过很多人说儒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过迂过腐。只能说，一个学说，当它强盛到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君王的统治支柱，亦成为其子民的精神道德支柱，它必然是要被歪解的。对于一个学说，任何一种大张旗鼓的解读都是出于目的性的，过分强调伦理纲常如此，而过分批判伦理纲常亦如此。重要的是，当这个学说的价值体系在今天被烧得渣渣不剩，一时半会亦找不出什么代替，这必是危险的。
又说远了，还是回到孟子。在孟子看来，爱有差等是一个人性情的必然选择。孟子说，“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 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兄弟之子的爱，自然是要厚于对于邻人之子的爱，这是合乎常理的。而人所应该做的，是将这种爱推广，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达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境界。这说来似是兼爱，却实则建立在爱有差等的基础上。
与墨子功利的“兼爱”学说不同，孟子确信这样的社会是可以达成的。正如他相信，人性本善，因人皆有恻隐之心，而将这种自内的恻隐之心企及他人，便自然而然可实现和睦圆满。在这点上，儒家的辩护基于人性至内的一种自然发展。它解释了为何爱有差等，为何需行仁义。这和墨家通过外部事物强行为兼爱正名是很不同的。
当然，孟子对于国家政治的描绘是过于理想化了。孟子认为，王如常人，亦有“恻隐之心”。王将恻隐之心推广，“善推其所为”，便是王道之始。而国家乃道德组织，组织中王为道德领袖，圣人为王，则天下可安。若王非道德领袖，君为轻，民为贵，则民众便有革命的权利，即使杀了君王，亦非弑君。
儒家对于国家及政治以道德为基础的软性架构，终究是让几千年的政治君王们钻了空子，也使得之后几千年的历史更加依靠的是个人意志与价值的好坏。而这种依赖，可惜的是，直到今日还在一直继续。
【四】
一直觉得，道家的学说是六家中最具哲思性的。老实说，是忒哲学性了些。以至于道家这大坑，我着实花了多年都还只填个一知半解。
自老子起，道家多修内圣之道，所授亦多是如何避及乱世而求自身圆满。因道家少涉政事，真正外王之理也只说了个无为而治。 由此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道家确实是最不适于为政者所用的学说。但对衡宇万象的解释，道家的学说比之于其余五大家却要显超脱许多。
老子之前，六大家中的名家便提出了“实”与“名”的区别。名家学者们认为，在实际世界之上，仍有一个“超乎形象”的世界存在的。实际世界中，花鸟虫鱼，闲鸡野鸭，俱是可以经验可以感知的。而当我们说花鸟虫鱼是“花”“鸟”“虫”“鱼”，这四者乃“名”，是实际事物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在宇宙间是固定存在的。
老子就是个经常纠结于有名无名的思想家。证据参见脍炙人口的那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无名，不可言说。但为了要对这个“道”有所解释说明，我们赋予其“道”这个名。于是“道”就成了所有无名者的名。天地间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道，乃万物之始。由于道乃无名，而一切有名的事物都由无名而来，先无再有，于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一下，我还没有绕完……然后呢，老子问这天地乾坤万物从生是怎么来的呢？那便是，道生一，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一”指的是“有”。说道生一，白话就是“有”生于“无”。二和三嘛，解释众多，但大致是说先“有”再“多”，有了“多”，万物就开始生生不息了。
“物极必反”是中国哲学的古老智慧，但它最早亦来自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老子认为，事物的某些特性一旦发展到极致，那么就只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也是 “祸今福之所倚，福今祸之所伏”的自然规律所在。
自老子起，道家开始研习独善安居之道，比如“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啦，或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啦，或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等之类。正因为事物做满了是会超相反方向发展的，因此，老子倡导了“无为”的思想。然而，老子所指的“无为”绝不是“不作为”之意，而是依照“反者道之动”的极端原理所演化而来的“少为”之理。唯有“少为”才能在自然之道中顺畅而行，不行极端，不致过枉。
也正因为“反者道之动”的思想，道儒两家注定是冲突。老子追求顺道顺德顺自然，因此他认为要保持这原有的“德”，就必须摒除人为的努力。这人为的雕饰所指的很大程度上便是儒家所坚持的仁义礼信。如老子所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个人的欲望太多，知识太多，这些都让他们背“道”背“德”，有了无色，五音，五味，人则目盲耳聋味散。老子的这种“弃智”主张多出自于对于人欲望的厌弃，弃智则去欲。人清新寡欲，则明知足为何物，天下可治矣。
【五】
虽后世之人喜拿“老庄”来喻道家，然庄子的学说与老子在很多地方是有所差别的。又碰巧《庄子》 乃道家思想的集汇，难以辨明哪几篇是庄子本人的篇著。因此歧义者众多。庄周本人呢，喜欢没事晒个太阳哼个小曲讲讲故事。故事呢讲得不长不短不咸不淡不深不浅，意境多在言外之意，摆明了让后人大家来找茬的。
庄子对于道与德的看法和老子大致相同。有所出入的是，老子强调遵循自然之法是为安居避世，而庄子却更为寻得幸福之法。为了阐明一个人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庄周讲了个两只鸟的故事，也就是《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开头大家必然是熟悉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记得当年课本里是有这篇的，但仅是节选。估计是担心吾等心智未全，不足以概全庄周之思想，于是就拿了个开头让我们背诵庄子之浪漫主义情怀。
Anyway，此篇中，庄子举了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的例子。大鸟一个展翅就能飞九万里，小鸟挫了点，从这颗树也飞不到那棵树。然而，小鸟就一定比大鸟不幸福吗？No No No…庄子认为，无论是一只鸟，还是一个人，只要秉承自然之性并将其充分发展，那么就能得到同等的幸福。飞得远有飞得远的好处，飞得近亦有飞得近的乐享，只要它们爱做，并做到了自己能力所及内的自由驰骋，便可得其相对的幸福。
庄子将听其自然不加干涉的学说充分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中。老子在政治中提倡不治而治，参照的多是“反者道之动”的道理。比如说啊，你当君王的的多治多为了，人民有了很多娱乐生活的方式，知识多了，欲望也就多了。多欲则物极必反，天下崩矣。庄子更勇猛凶悍些，直接点明法律制度的国家治理是“以人灭天”。 而“人治”更是强硬地将顺天发展的东西扭为人为的灭天之举。在这样的多治多为中，人是得不到相对幸福的。
道家同儒家相似，亦点明圣人的存在。而对于圣的标准，两家却相差甚远。在道家中，圣人是不为情所扰的。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圣人对于万物及自然本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认识带来灵魂的平和。圣人亦是有知的，他理解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及永恒性，由此便可不依赖外界事物，独立而存，得绝对之幸福。
对于绝对幸福的追求，亦是庄子对于先秦道家关于个人如何全生避害的终极解答。人生苦短，生，老，病，死为四大悲。前三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求全，唯死亡不可避也。于是庄周就说了，你们啊就是那井底里的小青蛙，看见的是头顶的那片天。你以为“非”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你所认识的有限的“是”的基础上。而其实，是是非非的观点可能都是相同的。由此，死亡不一定是生的“非”面，而可能是另一段的开始。殊不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你想啊，既然你不能求得长生不死之法，那么将死等同于生，无得无失，无益无害，这样大家不都功德圆满了吗。
当然，在知识上，庄子所提倡的和老子亦是有大不同的。 老子深觉，知识的用处是让人作出区别，知识愈多则欲念愈足。因此摒弃知识便可摒弃欲念，乃顺道之法。不同于老子的是，庄子提出了更高层次上的知识的概念。这便是先“无知”，到“有知”，能作出分别，既而再“忘知”。忘知并不是一种浑沌初生的状态，这是一种丰富全面后的大修成。就像以前总是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一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第二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第三境界。一切尽忘的“不知之知”正是这第三重境界。
【六】
去重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你会发现中国的思想家们更喜于总结，而非预判。如同传统的农耕之学，季节变换，阴阳调转， 只要总结，总有乾坤经验于其中。 儒学中，孔子认为真正的黄金年代是周文王和周公。于是周礼在儒家中占据很大的分量。墨子呢，直接找上禹来诉诸权威。孟子在时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曲折些，选择的标准是尧舜时代。道家最是威凶猛，一上来诉诸的权威便来自与伏羲，神农，这在传说早上尧舜还要若干个世纪。
这些思想家们认为，最美好的，最值得效法的应是人类的过去。是那些远去的黄金年代。因此这场百家争鸣更多的还是一场浩浩汤汤的复兴运动。
思想的诞生便如同一物生，一物兴。事物衰荣总有优胜劣汰的过程，思想亦如是。诸子百家之后以汉代的独尊儒术而告终。对当时一切社会条件而言，这是必然而然的。一旦权威确立，对于权威的目的性解读，以及终有一日对于权威的废弃不采亦是必然而然的。
可惜的不过是，在现在的年代，当废旧已过，我们亦无新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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