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思年
作者郑念
中国大陆的学者与写作者都享有同样的历史经验，巧妙地达成一种默契：白纸黑字的东西，总需为自己留条后路。对于《上海生死劫》这样一本以文革为背景、几乎达到禁书标准的著作而言，详细的介绍是不合适的，深入地挖掘历史背景，则更加危险。
时至今日，满街的横幅早已化为灰烬，野蛮的破坏也成既定事实。尽管早有定论，对于这场运动作出的任何评判都将进入政治范畴，还是无法心平气和地敲击键盘。事实上，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气得跺脚，咬紧牙关，害得智齿也出了毛病，喝水都疼。即便如此，仍克制不住心中的气愤。
读过之后，我陷入一阵莫名的恐慌。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法律虽不够完善，司法也不够独立，但至少能提供安全感：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如同行走在大街上，我看得清清楚楚，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不是应该走的地方、过马路要等绿灯。而那个年代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人被蒙住了双眼，看不见车道和信号灯，肆意凭感觉往前冲。秩序的混乱当然有利于某些政治目的，但从最渺小的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状态，实在再危险不过。
作品中多次出现郑念女士的辩驳，句句在理。可是红小将和所谓的审问员对此一概不听。他们认为，只要进了看守所，就一定有罪，问题只在于肯不肯交待。正如作者所说，他们假设了前提，即政府的作为是当然正确的，伟人的号召更不可能出错。这种前提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立足点，但在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讨论逻辑，本就不合逻辑。
我想，人之所以要讲道理，是因为对于一种行为，总有一些标准可以去评价它，是对是错需要有结论，这是朴素正义感的要求。这些标准可能因时间、地域的区别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但在一个共有着同样的文化的社会中，总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容易达成共识，也不容许他人肆意扭曲。比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且不论「欠债」中是否存在「虚假债务」和「抵销」的特殊情况，也不考虑「杀人」中是否是「正当防卫」或「职务行为」。约法三章满足的是对秩序的最低需求，虽然与大陆法系民法的精巧构造相去甚远，但实现了正义的奠基，这是正义的初级形态。
在六十年代后期，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正义的定义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在教条阶级观的审视下，正义就是取得统治权的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碾压，是用专政的铁拳，砸碎阶级敌人。至于谁是敌人、如何砸碎，在所不论。整个社会就像盆中之水，狠狠摇晃一番，洒出去的那部分就是敌人，剩下的则是主人。因此，摇晃即为正义，而为什么甲出局、乙晋级，与正义无关。
戴上红袖章，谁都可以成为裁判者；举起小红本，谁都可以拥有打倒别人的魔力。在个人意志变态纵横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法律的明文规定是多么重要，缺少明确裁判标准的社会将是多么可怕。不过笨拙的笔墨无法触及人们灵魂深处，也无法代替亲历的经验。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也总是高度相似，因为我们都在一次次彻底遗忘，终究不可避免。
很多人不理解法律的「执拗」，责备法律太死板、无情，尤其是在出现像于欢案这样牵动人心的情况时，更是怨天尤人。更有甚者，还抬出英美法系的衡平观点，以为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却不知道，法律一旦灵活起来，更加叫苦不迭。且不论他们是否真正阅读过我国的法律文本，更令人诧异的是，一方面他们看不到法律作为裁判规则，需要对人的适用能力采取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看不到社会活动有多么复杂。
社会活动时刻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姿态万千，如果人工智能足够强大，也许在未来的哪一天能够把人类行为建立模型，绘制出如银河般浩瀚、瑰丽的图像。此时，约法三章那样简单的法律将被案件的复杂性瞬间肢解，尸骨无存。此时我们所需要的正义，就不是最初级的，对自由的渴求也将大于对安全的需要。
有人说，「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以礼治、德治来代替「冰冷」的法律，让人性发光发热，照亮罪恶的深谷、拯救迷途的良心。事实上，全中国每天都有好几万起案件发生，像于欢这样见诸报端、引起轰动的案件少之又少，那时如果让人性来「发光发热」，以相对模糊的标准来为审判投关键的一票，将导致司法权力急剧膨胀，原本相对稳重的正义天平摇曳不定，使权钱交易钻得空子，也造成各地裁判没有准数，各自为政。
清廉是海瑞，操切也是海瑞。人的智力参差不齐，知识、性格、胸怀、眼界都各有不同，对法律的理解也是千奇百怪。法治的基础是清晰明了的规则，并且尽量制定得良好。在制定得良好之前，总有牺牲，从而暴露漏洞、推进时代。
法治好不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贤者能够量产、供需平衡，那么人治自然美妙。然而事实上这不可能，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相信所谓冰冷的法律。至少，这能够给我们带来稳定的预期，知道对错的分野，而不至于举起小红本就能将对方打入死牢。
法律的意义，无论多么教条死板，也是在深刻洞察人性丑陋的基础上得出的沉痛领悟。悲剧成为历史，而惨痛的教训、深刻的道理，应该长存世间，为人们理解、接受。那些沉浸往昔、遥想当年、恨不能反清复明的幼稚病，尽量离远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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