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于“君臣大义”以及儒士，一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总是不失时机地会加以利用；最终目的，便是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要有利于建立与巩固朱家王朝。
先从他救援安丰这件事说起。
元朝至正廿三年(1363)三月，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中原被元军打败，他保护小明王韩林儿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南部)；而在平江(今苏州一带)称王的张士诚，却乘机派遣部将吕珍、进攻安丰。
朱元璋决定亲自统帅大军，去救援安丰；谋士刘基恳切地劝阻，也没能劝住。
表面上的原因，朱元璋本来就隶属于红巾军，此时在名义上，也只是小明王旗帜下一路军马的都元帅；而今小明王面临危险，如果坐视不救，岂不有负于他与小明王的君臣名份？又怎么能要求将士们，也做个忠义的人呢？
但朱元璋的深层考虑，其实是不能容忍张士诚的势力扩大；而后还会从北东两个方向，对自己形成半月形的包围。
“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带领兵将击溃了吕珍，由于刘福通已被吕珍所杀，便接走了“光杆皇帝”韩林儿，安置在滁州居住；并为之建筑宫殿，设了銮驾儆扇，实则只是供养起来，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
他原先只称吴国公，至正廿四年(1364)，才改称为“吴王”；此后一段时间里，朱元璋发布文告，开头也必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这句话，因为仍需借用小明王的名头。
刘基当初劝说朱元璋不救安丰，则是由于这样的耽心，假如救出了小明王，又将如何安置？不如借用张士诚的那把刀，作一个了结吧；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必定会发生很难堪的事件——有违于儒家的“君臣大义”。
刘基是个儒士，心里记挂着这个大义；而在朱元璋的思维里，却显得拘泥可笑，因为这件事解决起来，也不会多难。
后来，天下大势已定，小明王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也正如刘基所料，成了一个累赘；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遣廖永忠，去接小明王到应天(南京)。
到了瓜步渡口，坐船翻了，小明王也就淹死了。
当时天气寒冷，瓜步渡口，偏又风急浪高；小明王落水以后，廖永忠随即翻身下水抢救，兵将们也是纷纷跳到江里，奈何韩林儿及其属官，已经被滔滔长江水卷得无影无踪。
廖永忠来到应天复命，朱元璋当然少不得一顿严厉斥责，而随行的官兵却绘声绘色地描述，廖永忠一路上怎么样小心护持，皇帝落水之时，又是怎么样奋不顾身；并且强调，这是上天的安排。
想想也是，天意总难违；也只能打发廖永忠回到苏州前线、戴罪立功去了。
朱元璋救援安丰，从内部来说，是出于“君臣大义”，这样就笼络了军心，包括小明王的部下，也很愿意为其所用；而就外部的形势而言，假若安丰失陷，自己的大本营应天，势必暴露于元军的主力之下，还要同时面临着张士诚的威胁。
这一回，朱元璋不听从刘基的劝阻，但他对读书人的见解，向来总是很尊重的；比如说，他的那个“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策略，也是一个读书人朱升、讲给他听的。
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朱元璋打下了徽州，听说有个老儒叫朱升，很有谋略，便“亲临其室”，虚心请教平定天下的办法；朱升捻着胡子，说三个字、便顿一顿，一共送给九个字: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巩固防御；
“广积粮”，是要加强生产，保障军需；
至于“缓称王”，亦即不要独树一帜，以免树大招风；充分考量了当时的局势。
安丰之战以前，朱元璋所占地盘的位置，东边是张士诚、方国珍，西边是陈友谅，北边则是小明王；而小明王的队伍，正在与元军的主力发奋作战，朱元璋继续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其实是让小明王替他抵挡着元军。
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占领了南康、建昌、饶州、蕲州、黄州、广济等地，又下抚州；势力已经很壮大了，他也仅是接受了小明王“吴国公”的封号，仍是采取“缓称王”的策略。
“缓称王”，也就避免了成为周边群雄的攻击对象；这样，他便可以继续巩固根据地，比如兴修水利，广开屯田，从容地储备粮草，并对军队进行扩充和训练。
也没过了多时，他已经是土广民众；军队也有了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与群雄或者元军，打一个硬仗了。
反观刘福通的最终覆灭，策略上的失误，是个主要因素。
刘福通是明教中人，他发动红巾军起义，还拥立了小明王，用以号召天下、反抗元朝统治，一时间也是声势浩大。
但他又是北伐，又是西进，还有一路人马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而，这是“四面出击”，兵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他后来竟连一个根据地也不能保住，自身也死于安丰。
再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都曾急忙忙称王、称帝，自我感觉很好，只是好日子都没过多久。
长期的征战中，朱元璋认识到了读书人的有用之处；朱升、李善长、刘基、宋濂、冯国用、叶琛、章溢等饱学之士，也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
这些人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在与之亲近中，朱元璋也逐渐认识到了、儒家学说的利用价值。
起初，朱元璋作为一个宣传“明王出世”的明教徒，还作为一个红巾军将领，却要请人讲解儒家学说，似乎有点滑稽；但到了小明王的主力被元军消灭以后，他也就跟着儒士们，开口闭口把红巾军称作“妖寇”、“妖贼”了，好象忘记了自己的从前。
至正廿六年(1366)，亦即溺死小明王这一年，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第一次公然指斥红巾军，把他们说成是使用妖术、杀人放火的匪军；说自己当时就看出不能成事，早就与他们划清了界线。
檄文中这样写道:
由于元朝政府“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谒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以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
“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
在这篇檄文中，他指斥明教是愚民的组织——打击了烧香党，也否定了弥勒佛；而对于红巾军，更是破口大骂，说他们杀戮士大夫，罪大恶极——这样也就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全部事业。
更觉有趣的是，檄文中列举出张士诚的八条罪状，竟有七条是骂他不忠诚于元朝、祸害了元朝庭；愤恨他搞诈降、不贡钱粮，还害死了元朝大臣。
摘录原文几条，于下:
“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㧑，其罪二也。”
“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右丞，其罪五也。”
“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
只有第八条才是说及本意:
“诱我叛将，掠我边民。”
假如不联系上下文来读，人们还容易误会为，这是一篇元朝庭所写、声讨张士诚之罪的檄文；因为其观点，完全站在了元朝庭一边。
元朝已经腐朽，当然也是必须覆灭的；至正二十八年(1367)十月，朱元璋下达了进军北方、讨伐元朝的命令。
第二年的闰七月，徐达、常遇春兵入通州(今属北京市)，元都震动，顺帝率后妃太子等连夜出了居庸关，逃往上都；从此，结束了蒙古族对中原八十九年的统治。
北伐军出师之前，宋濂也代拟了《讨元檄文》；如此说: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为，实乃天授。”
既然“北狄入主中国”是“天授”的，那么，你朱元璋为何又要北伐、推翻这个政府呢？
檄文是这样解说的；元朝初期，“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
“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庭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从以上所引，处处可以感受到儒家关于“君臣之道”的思想气息；除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之外，“礼义治国”的儒者论调，也为伐元而代、提供了依据。
元朝庭为何会衰败，因为不讲儒家这一套学问；起初入主中国，“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但是到了后来，“元之臣子”却“不遵祖训，废坏纲常”，不讲“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朱元璋还表示，他要把被弄坏了的儒家纲常恢复过来；这样的号召，自然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认同。
儒家观念中，原本就有“夷夏之别”的成份，朱元璋也作为重点、加以发挥。
檄文中说，由蒙古人统治中国，这是“冠履倒置”，应当恢复汉人的统治地位；汉人怎么样生活，应该用自己的方式，要保存汉人原有的文化系统。
在北方的汉人中，这个号召激起了广泛的响应，同时也瓦解了元朝治下汉兵的敌对心理。
总之，朱元璋从前参与明教和红巾军，是要破坏腐朽的现存秩序；此后，他要恢复原有的儒家思想文化、及其社会秩序，摇身一变，他也就成为儒家学说的大护法了。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朱元璋即吴王位之时，他的思维与行动，已经很重视儒家的“纲纪礼法”；他于一次退朝后，这样对相国徐达说:
“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举我做了吴王，可知建国之初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正纲纪。”
这句话，意思很明白；虽说都是一起干过来的哥儿们，从今以后，也应有君臣尊卑之分，必得讲究等级名份。
他听说功臣家里有僮仆、逾礼越法，当即还把徐达、常遇春等人叫去训示:
“小人无忌惮，必须及早惩治，就象治病去根；若是隐忍姑息，必将受害。”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儒家的思想观念，也被作为巩固皇权的手段使用。
比如新朝的诏书，采用“奉天承运”为题头，就是依据了“天命论”观念。
但他对待儒家学说，还仍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并始终以此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故事:
洪武三年，朱元璋开始读《孟子》；却读到有多处文字，对待君王不客气，便大发脾气；他这样对人说，“这老头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
洪武二十七年，出于加强文化专制的需要，朱元璋又想起了这件事来，便命老儒刘三吾，负责编篡《孟子节文》；原书共有85条文字被删，例如这些刺眼的句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朱元璋对于先圣的叽叽咕咕，很烦厌；但他对于手下的儒士，也改变了和善的态度，并且加以高度的警惕，据说起始于以下这件事。
朱元璋虽然不是士人出身，却一直很注意征儒辟士，并很重视他们的意见，终于引起了武臣们的不满，觉得便宜了读书人。
当时勋贵武臣多是淮北人，士大夫则多为江浙人，一北一南，乡籍观念促成了宗派集团；于是，便有人在朱元璋面前挑拨说:
“文人善于讥讪，往往使人受了讥讪还不知道。比如说，张九四后来改名叫作张士诚，正是《孟子》上所说，‘士，诚小人也’；被人骂了一辈子，他还蒙在鼓里。”
朱元璋一查《孟子》，固真有这个句子，从此便多了一具心眼，很反感儒士。
其实，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前后期大不相同，但这只与他不同时期的处境、以及儒士在当时的作用，是相关联的；他做了皇帝以后，权力已经巩固，便把重点放到了对于儒士的控制使用上。
因为朱元璋知道，跟随他的这批儒士，都有一定的能量；他们学问好、计谋多，还有号召力，假如与武将们勾搭在一起，玩起什么花样来，麻烦也就多了。
即便如刘基、叶琛、章溢这几个大儒，人品都说是很好，但他们原先是做元朝的官；朱元璋平定了大半个浙东地区以后，请他们出来帮忙，却总是用好话辞谢，实则是嫌恶红巾军的气味不对。
后来，处州总制孙炎，使人说些威逼的话:
“不出来，怕是不得安稳。”
他们这才勉勉强强地来了，当时朱元璋很高兴，还在应天盖了一所礼贤馆；但彼一时、此一时，你们当时能够帮助我，现在也是能够反叛我的。
所以，即便是宋濂这样天性诚谨的人，有一天请人喝酒，也被朱元璋注意到了，派人侦视；还在第二天当面发问，有哪几个人，备了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朱元璋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黄冈，朱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到一个农人在插秧；使者走上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不？”
农人叉手回答:
“琳便是。”
使者复命，朱元璋这才放心了。
儒士信奉的是孔孟之道，很讲究一个“君臣大义”；可你朱元璋，为何还对他们不信任呢？
这个还真不能就可信任的。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多少儒臣谋权作乱，他们不也是熟读儒家经典？退一步说，即便没想过谋害皇帝，贪官污吏仍是那么的多，难道是圣贤们教过他们贪污么？
朱元璋喜欢这样说，“朕本淮右布衣”、“出身寒微”、“起自田野”；他经历过的苦难，确实很多，“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于是，他就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与判断。
他重视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懂得如何满足他们的虚荣，却也总会猜度这些人弯弯曲曲、花花绿绿的心肠，有时候还联想很丰富、过于敏感。
罗复仁，是弘文馆学士，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朱元璋叫他作“老实罗”；有一天，朱元璋忽然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也产生了怀疑，到底是个真老实，还是个假老实呢？
于是，他便出其不意去到罗家。
罗家的几间房子，就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东倒西歪，破破烂烂；罗老实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忽见皇帝到来，着了慌，赶紧叫他老婆抱一个小杌子，恭请皇帝坐下。
朱元璋见他真个如此之穷，也老大过意不去，便说，“好秀才怎能住这等烂房子”；即刻赏给城里一个好房子。
学问很好的儒士，也是会暗地里贪污的，这个必得防范；但朱元璋更惧怕他们起了什么反叛之心——想来想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出来做官，既可博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还可以置于自家的直接监管之下。
可当时有些名气的儒士，都怕了皇帝的严刑峻法，偏偏躲在山间、乡下，就是不肯出来做官；朱元璋便下令地方官，用种种方法逼迫他们出来，竟然出现这样的景象:
“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但朱元璋也有另一番自己的道理；他恨恨地说:
“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庭官难做。”(《大诰·奸贪诽谤第六十四》)
他还立下一条法令: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二编·苏州人才第十三》)
儒家之教，就是臣为君用啊！你们这是“自外其教”，岂有此理！
大名府名儒秦裕伯避乱寓居上海，两次征召而不至，朱元璋就写了亲笔信威胁说:
“海滨居民好斗，裕伯身为智谋之士而坚留其他，将来恐有后悔。”
秦伯裕接信后，无奈地即刻应征赴京。
临海县儒士陶凯获知使者将至，预先隐避；朱元璋便对使者说:
“陶凯如果不来，把他九族以内亲党的脑袋割来。”
陶凯也只得乖乖上路。
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召却推托不去，结果都被斩首示众，家产籍没。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自截掉左手拇指，立誓不做官；便被押赴京师面审。
朱元璋问:
“昔世乱居何处？”
答曰:
“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
“红寇”指红巾军；这个答话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押回原籍处决。
朱元璋不仅砍掉了一大批儒士的头颅，而对他们施行的精神摧残，也是史上也很突出的。
他有两个绝招儿，一个叫作“庭杖”，是从胡俗里引进的；另一个叫作“八股文”，却是他的独创。
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一书里，描述了“庭杖”的场景，不仅是施加肉体痛苦，更为羞辱与摧毁人格:
“……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衣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捕上来，摔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部磨脱。”
至于“八股文”，则为取士的科举所用；专以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命题，根据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按照题义要求，“代圣人立言”。
既然从思想内容、文章体制、行文气势，都得模仿古人，不得自创，也就禁锢了儒士的自由思想。
又做出一个规定:
“非由科举者，不得为官。”
于是，普天之下，“父以勤其子，师以严其弟。瘁朝夕，历寒暑，略吉凶，疲老少”；儒士们也总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心陷桎梏而不以为非。
“八股文”这个招儿，与“庭杖”在形式上，似乎有了惩罚与鼓励的区别；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驯伏儒士，教会他们怎样做个朱家王朝的合格奴才。
人们看到了朱元璋创始“八股文”的史实，以及《明太祖实录》中称赞儒家学说的好言语，也时会于恍惚间，觉得朱元璋是真诚信仰儒学的，还真心爱惜儒士呢。
其实，他对于儒家学说以及儒士，从来只存加以利用的企图；他与儒士的真实关系，有这么一个故事:
茹太素是洪武初年举人，因上书称旨授官，后来官至户部尚书；一日，朱元璋赐宴便殿，亲自赐给他一杯酒，还吟了两句诗: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茹太素叩头谢恩，也续韵和了两句:
“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这是表示了自己刚直不阿的性格，并说遇事一定会直谏。
可不久，他却被贬为御史，坐罪与同僚十二人、戴着脚镣办公；最终还是不免死于严酷的刑法，果然是“白刃不相饶”。
朱元璋还写有一首诗、《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说好听点，朱元璋是一个草莽英雄；他岂会被儒家学说及其什么“君臣大义”所拘囿呢！
(2019.8.11；修改于宁波、翠柏西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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