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之下7|记忆中消散殆尽的红色火光

7  记忆中消散殆尽的红色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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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分别后，我乘坐阪急电车前往神户，去见我的“母亲”。

这是我另外一个固定客户，准确来说，是受“母亲”的女儿李姐之托，扮演这位老母亲的儿子。跟李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约在了神户三宫街头的西村咖啡店。四十几岁的女人，不知是否是化妆过度的缘故，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头发用发夹夹在脑后，穿着简单随意，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告诉我说她是福建人，二十几年前二十还不到的她就和弟弟两人来日本研修，其实就是来当廉价劳动力。在位于神户港区的一家冷冻食品厂当拣货员，每天穿厚重的棉袄，推着手推车，按照货单上的下单数从一排排货架上取出冷冻商品，再送至打包处，这就是每日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李姐在食品厂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也是福建人，两人老家就隔了几条街，没几年就结了婚，到现在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都上了初中。

李姐夫妇和她弟弟三个人省吃俭用打拼了十几年，攒下来一大笔钱，拿到了日本永驻权，辞掉了食品厂的工作，开了家中华料理店。又改了日本姓，改姓春日，是因为在离神户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叫春日野道的地方买下两栋相连的一户建楼房，之后将老家的母亲也接了过来，一大家子住在其中一栋，另一栋用来租给留学生。

这么多年来，她弟弟却一直单身，无论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一个都没交往过，李姐大概也猜到了几分，平日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道。她母亲却急得火烧眉毛，他们父亲年轻时候跟着人家下海做鱼虾生意，走了之后就再无音讯，有人说是淹死了，也有人说跟其他的女人跑了。她也没再另找男人，一个人将姐弟俩拉扯大，就指望着儿子能够早点成个家，没接来前还好，只有通电话的时候才催催，接来后更是三句话不到，就转到结婚的话题上来了。她弟弟渐渐地很少回家了，直到病倒了，才被人送回家来。

李姐讲到这眼睛已经红了，抬起双手搓了搓脸，那双手由于长期在冷冻环境里工作，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十个关节像甘蔗节一般凸着。

我从餐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两张纸巾递到她面前，问道：“介意我问得的是什么病么？”

李姐继续用双手埋住脸，摇了摇头，似乎不太情愿开口。

“您要是想让我扮演您的弟弟，我必须尽量知道他的一切。”

“艾滋病。”从凸起的指关节里蹦出这三个字，像掉在桌面上的三颗米粒。

我无声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很早就查出来了，却一直没告诉我们。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一切。已经持续吃了七八年的药——我那些年怎么就一点都没察觉到。后来医生也告诉我说，这病到了现在，也不是什么多么恐怖的病了，只要每天按时服药，控制好体内的病毒，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停止了服药，也就说他主动放弃了他自己。后来趁他意识清醒的时候，我问过他，他只是十分疲倦地摇摇头，对我说了声： ‘姐，我是累了’，然后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我就一个劲地替他擦。”李姐注视着桌子上的白糖罐的一角，陷入到自己的回忆中。

“在弟弟最后的那段时间里，母亲变得很坚强，每天都在细心照料着弟弟，只盼着可以将他从死亡手中夺回来，几乎都没怎么哭过——或者从未在我面前哭过，她一直都是个要强的女人。可是弟弟去世后，她整个人一下子就散掉了，原本还是银灰色的头发一夜之间真的就全白了。那段时间，她一直都在我面前自责，说要不是逼得那么紧，弟弟可能就不会死了。弟弟死后一年多，她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身边所有的人都不记得了，可就是记得弟弟来日本前的事，家里只要来了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她就会高兴地叫着说儿子回来了。母亲这一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我就想让她的晚年过得稍微舒坦一点，所以才找到了你。”

我低着头，听完李姐讲完这些，从包里拿出合同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递到了李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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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这位儿子已经一年多了，他们俨然成为了我类似于真实家人的存在。我出了电车改札口，就看见李姐撑着一把透明的塑料伞，搀着老母亲，周围还有两个较小的孩子，手里拎着各种塑料袋，对着我招手了。

我走到他们面前，两个小孩立即围上来喊我“叔叔”，抢过我手中的塑料袋，查看我今天给他们带了什么。每次过来，我都会买些他们爱吃的东西，他们也俨然将我看做是他们真正的叔叔，完全不像刚开始那样，一直躲在拉门后偷偷地看我。“母亲”怯生生地抬起头，皱着眉头看着我，又转头看了眼李姐，李姐开口说道：“在家不是成天念叨着弟弟吗？现在弟弟回来了，怎么又不认识了似的？”母亲听完李姐的话，眼睛里立即有了神，连忙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抱怨道：“你这些天又死哪去了？也不知道回家！”

“这不是回来了吗？”我笑着将手从她一双粗糙的手中抽出，又搭在她的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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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的母亲有着一双修长柔软的手，夏天的时候，会坐在蚊帐里的木床上，一遍又一遍的抚摸我的后背，哼着歌曲哄我入睡。我已经记不起母亲的脸了，可记忆中的母亲十分爱美，衣柜里满是花花绿绿的好看衣裳，梳妆台上永远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化妆品，母亲可以坐在梳妆台前玩弄她的化妆品玩弄一天。我记得母亲的手十分漂亮，连夏天都会抹护手霜，十个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在床头橘黄色台灯的照射下，泛着冷冷的水光，像小商店柜台上插着的红艳艳的棒棒糖。

不知为何，每次回想起母亲来，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幅场景。或许孩童时代的我有一种特异功能，会自动过滤掉儿时记忆中许多不开心的回忆，只留下一些美好的、温暖的零碎画面，好让自己觉得孩童时光并没有那么不开心。所以我对于父母之间无数次的争吵和打架都只有十分模糊的记忆，只有碗碟砸在地上清脆的碎裂声一直回荡在耳际。

后来有次放学回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躺在沙发上抽烟，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面前，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他瞥了我一眼，满嘴酒气地说道：“你妈跟日本人跑了，以后就我们爷俩过了。你就当你妈出门被车撞死了。”说完就转过身子，面朝沙发靠背打起了呼。我记得那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很黑了，屋子里没有开灯，灰蒙蒙的一片。我悄悄地走到父亲身边，盘起双腿坐在沙发的一脚，听着父亲的打呼声，心里难过得厉害，想放声大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是一团无以名状的气堵在胸口，不得不张大嘴巴大口喘息，像从水中被捞起来的鱼。

可没过多久，我发现连父亲口中“以后就我们爷俩过了”也是骗小孩的话，他又带了个女人回家，有着跟母亲差不多的身形、肤色、一双苗条光滑的手，甚至连头发的长度、衣服下乳房的大小都跟母亲差不多，她也涂着鲜红的指甲油，鲜红的手指从包里夹出一根鲜红的棒棒糖，咧开鲜红的嘴唇让我喊她“妈妈”。

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很早就学会了自立，学会了忍受孤独。每次周末回家，都像是成了家里不那么受欢迎的客人。低着头草草扒完饭，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客厅里父亲和那个鲜红的女人在肆无忌惮地大笑着，后来他们又生下一个男孩，我的房间被他们布置成温馨的婴儿房，只有那张母亲曾坐在床头抚摸我后背的木床还属于我，后来我连周末都基本在学校里度过，或者去网吧泡上一天，我俨然成了那个家里的局外人。

母亲离家出走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她。她也从来没打电话回来过，过生日的时候连一张生日卡片都没寄来过，在我的生命里消失得干干净净，简直就像从未出现过。我曾一度幻想是否是父亲将母亲杀死后埋在了院子里，所以有段时间我十分痴迷在院子里种上各种花花草草，其实只是期待在挖土的时候，可以从黑色的土壤里露出一双洁白的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像从地里挖出的一株曼珠沙华。可等我将整个院子里都种满了花草，也没能挖出母亲来，那之后我就再也没管过院子里的花草，直到它们全都枯萎腐烂，连一朵花都没开出来过。从那时候起，我在心里就已经接受了母亲已经永远离我而去的事实。也开始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母亲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久而久之，母亲的形象在我记忆中也渐渐变得模糊，我只记得她很美，却不再记得她的模样，家里所有母亲的照片也在那个鲜红的女人进了家门之后，在火光中化作了一团黑色灰烬。可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那双一遍遍抚摸我后背的手，是一抹记忆中消散殆尽的红色火光。

后来选择辞职到日本留学，我不知是不是潜意识里期待着可以在日本遇见母亲。可这么多年过去，我连她现在长什么样，过着怎样的生活全都一无所知，就算在人海中迎面走过，估计也无法辨认。因此，每次来见李姐的母亲，我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就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幻想自己真的是其中的一份子，然后在“演出”结束，站在门口向他们道别的时候，心头被巨大的空虚感包裹着，回忆是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向我扑面袭来，在我心脏上裹上一层又一层粘稠的蜘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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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路都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直到走进家门。入口处的置物台上摆放着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一看就知道是她儿子的，跟李姐长得很像，一个瘦弱的年轻人，齐眉的头发盖在眼前，眉头微微皱着，似乎若有所思。他身边站着另外一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笑得很灿烂，一脸无忧无虑的样子。我跟照片上的儿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脸，可“母亲”似乎毫无察觉，让我在沙发上坐定后，就开始慌慌忙忙地找围裙要给我做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当然都是她死去的儿子最喜欢的吃的菜，她都还记得。李姐会在旁边打下手，因为“母亲”会忘记米放在哪儿，会搞混盐和糖。

我坐在沙发上陪李姐的两个孩子看动画片，他们都在日本出生长大，跟外人交流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只有跟他们父母还有外婆讲话时才会用福建方言。

其中那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阳太，凑过来拉了拉我的衣角，用日语悄声问我道：“叔叔，你为什么要假扮我的叔叔啊？”

我笑了一下，说道：“你外婆太想念你叔叔了，所以我就暂时假扮一下他，来看看你外婆。”

“可叔叔不是已经死了吗？”他一脸天真地看着我。

“正因为你叔叔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我才要假扮他。”

“外婆也是奇怪，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叔叔以前的事。她在叔叔的葬礼上明明哭得那么厉害，可之后似乎连叔叔已经死了的事都忘了，也不记得我了，每天都要问我无数次我是谁，为什么会在她家，真的让人很气愤哎。”阳太学着大人的样子说着话，噘着嘴，十分可爱。

“因为你外婆太爱你的叔叔了，然后就生病了。你应该照顾好她，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阳太点了点头，继续看起动画片来。

吃完饭后，一大家子围在客厅里吃梨。窗外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天色阴沉，灰蒙蒙的压抑感。电视里正在播放简短新闻，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高井小姐的死讯的。面无表情的播报员用毫无感情的声音播报道：“昨日，大阪市一位女性在其前往婚礼会场的路上遭人谋杀，弃尸于西成区一座高架桥的桥洞里。警方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特征。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之中，若有知情人士，请速与警方联系……”

我看着新闻，就像在看着一条事不关己的杀人新闻一样，自己明明就是昨天将和高井小姐结婚的那个人。我在心里惊讶着自己何时变得如此冷漠，似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内心掀起多大的波澜了。

“日本也真是不安全，成天杀人放火的。”“母亲”一边嘀咕着，接着就拿起一个梨，熟练地削起皮来，又转口开始对我讲了起来：“你小时候发烧，夜里哭闹得厉害。你爸就把你架在肩膀上，去邻家王奶奶家要梨给你吃。摘了一袋回来，吃了好几天。王奶奶家那棵梨树真是大，就她一个人，一个夏天都吃不完，经常摘了送给我们。你还记得王奶奶吗？你们来日本第二年就死了，那棵梨树后来也蛀死了，好像通了人性似的，跟着王奶奶去了。”“母亲”将削好的梨先递到我手中，继续说道，“这些你还记得吗？你肯定都不记得了，你那时候还那么小，我都还记得呢！”

每次来她都会讲起这件事，这也许是她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可又不记得每次我来的时候，她都会讲起这些，每次都像在讲一件新鲜传闻一般，饶有兴致地说着。

李姐的小女儿吵闹着要先吃，我就将手中的梨递给她。李姐说她一个人吃不掉，就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想要分一半给我。

“母亲”立即跳了起来，抢过李姐手中的刀，叫唤道：“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不懂！梨怎么可以分着吃！分梨分梨，分离分离，你这是在咒我儿子离开我吗？”

李姐笑着埋怨道：“妈，你这都是国内老古董的思想了。在日本 ‘梨’又不是发 ‘离’的音，怎么可能分个梨就是在咒弟弟了。”

“谁是你妈？我都不认识你。我说了不许就是不许！”“母亲”似乎十分坚定，“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她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似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低着头四处张望着，举着水果刀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嘴里念念有词，却听不清她在讲什么。可她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随即眼中的火光便暗了下去，像傍晚消逝在天际的最后一道天光。她默默地放下手中的水果刀，一脸疲倦的样子，整个人陷进沙发椅里，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了。

“好了好了，不分就是了。”李姐连忙安慰她，“妈你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去躺会儿？”

“母亲”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李姐起身将她搀扶到里面的卧室，出来后眼睛就红了。坐在“母亲”刚才坐的沙发椅上，继续削起梨来。

“她现在完全不记得我了，”李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只记得她的儿子，完全不记得她也有个女儿。”

“这也不能怪她，她可能是受的打击太大了，还没能从你弟弟的死亡中走出来。”

“可是，自己的母亲完全不记得自己了，你可以体会到这种感受吗？”李姐还是没忍住，放下手中削到一半的梨，将脸埋进双手里。

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不是也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了呢？就像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长相一样。

这时，突然想起了门铃声，李姐连忙擦干脸上的泪痕，起身去开门。

不一会儿，李姐就领进一个男人进来，我一看，正是入口处和李姐弟弟合照的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