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石鼓歌》云:“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由此,揭开我们对石鼓文的探索。

韩愈的门生张籍拿着完备的周朝石鼓文拓本请其品鉴咏赞,韩愈非常自谦的认为自己的才学浅薄,没有李白和杜甫的才华,面对悠久深奥的文物不敢妄言;开始论述对石鼓文的看法,首先追述石鼓文的来历悠久,周朝纲纪混乱,周宣王奋起干戈,开明朝堂,中兴王室,驰骋田猎,四海降服,为颂扬千古功绩,所以凿石雕鼓;继而对石鼓文的文字艺术品评,激起诗人的好古之心和审美意识:文辞深奥难解,书法既不像隶书也不像蝌蚪文,字迹犹如仙人乘着鸾凤飞舞,点线仿佛珊瑚交互牵制,笔力雄健像是金绳铁索劲健,笔势灵动犹如古鼎上水龙舞动;然后感叹这么好的文物饱受冷落,阐明自己的珍视之情,将石鼓文看做至宝,上书请求奉至太学,然而并未得到批允,只能眼睁睁看着石鼓文被日销月蚀,风化湮灭;不由得感喟,汉代蔡邕正定六经,刊刻熹平石经,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阻塞街道;东晋王羲之喜爱鹅,道士向他索写《黄庭经》一部,并将全部的鹅相赠;但是像石鼓文这么悠久的文物、深奥的文辞和故茂的书法却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石鼓文又称“猎碣”,是先秦刻石文字,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有“石刻之祖”之称。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陕西宝鸡,杜甫、韦应物、韩愈、张籍等人已相当重视石鼓文的价值,韩愈力保石鼓文,上书奉至太学,未果,后郑余庆任国子祭酒(负责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将石鼓移到了凤翔孔庙;五代十国叛乱,凤翔为战场,石鼓散佚;宋仁宗搜全石鼓,徽宗以黄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损;靖康之变后,石鼓被金人运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黄金,弃之荒野;元朝虞集在淤泥中发现石鼓,迁往国子监达成门内保存,自此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1936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为保护石皮不脱落,装箱前用浸湿的高丽纸拓在石鼓面上,高丽纸纤维长柔韧性好,拓印在石鼓文上有利于固定在字口,外面又裹两层棉被,四周以稻草填实。1950年运回北京,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自发现起,经历代流传有序,皆有考证研究,研究成果颇丰。石鼓由花岗岩刊凿而成,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

石鼓文是金文向秦小篆发展的过渡性书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但比金文更加规范严整,其风格上承金文,下开秦小篆。相传,周宣王时期太史籀对金文进行删改整理,著有《史籀篇》,其文字为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大篆字体之一,其整体风格古茂遒朴而有逸气,字字独立,又有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点线遒劲均匀,善用中锋,结体平中寓奇,空间匀称。学习《石鼓文》可上追金文,下学小篆,后世学篆书者皆奉为正宗。

石鼓文对后世的书法、绘画艺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金石书画艺术方面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以书入画、书画融合开辟路径,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书画艺术皆得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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