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缘

喜欢喝茶，是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窗外，细雨缠绵，冷风习习。虽然立春已有多日，田间地头也能见到鹅黄色的小花，但缺少了太阳的温暖，那山坡上的茶园能换上新装吗？清明未到，谷雨尚远，想闻品那饱含春光浸润的新茶恐怕还要耐性等一段日子。

一大早起来，独自坐在沙发上，泡了一杯“老”茶，还是去年带过来的叶子，老家的黄山毛峰。透明的茶杯里，根根芽尖在沸水的冲击下沉沉浮浮，渐渐又立起，舒展，像沟边柳枝上爆出的嫩叶，浅绿色，一丝春意，一缕幽香伴着袅袅上升的水气在室内弥漫开来。而那些缤纷的往事，拉着文字的衣襟，叨叨絮絮于我的脑际。

喜欢喝茶缘自于我的父亲。

童年时的印象中，父亲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喝茶了，我很少见他吃早饭，却没见他早上不喝茶。每次买茶回来，他就会抱出他的宝物：一只有点锈迹的圆铁箱。底朝上倒净里面能飞的残沫，再将买回来的茶一撮一撮抓起，轻轻的放下，即使散落在桌面上的几根零碎也被轻柔地拣进铁箱，这时的父亲表现出来是少有的细心与柔情，不像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所为。放完茶叶，再将一节用黄裱纸裹得严密的栗炭插在铁箱中间，盖上盖子再摇摇，像是在享受着茶叶拥挤的“沙沙”声。

泡茶的是母亲。一大早她打开大门，赶走了在脚边吵吵嚷嚷的鸡鸭后，第一件事就是进锅屋升灶烧水。本来就是白颜色的白瓷茶壶被擦得能照见人影，立在黝黑的台面上显得有些不协调。沸腾的开水缓缓的注入，冲散了聚在一起的茶叶，不知道那些茶叶是不是也在经历着一种煎熬。

父亲起床后坐在大桌边的长凳上，低着头，满腹心思似的，白瓷茶壶立在他的面前，大品碗里盛满了红糖水颜色般的茶水，父亲在等适合饮茶的时机。

我还没到喜欢喝茶的年纪，在门前见到过母亲倒下的茶叶残渣，褐色的，像坛里的腌萝卜菜，心里便嘀咕，这茶怎么能喝呢？那时爱玩不爱家的孩子都一样，口渴了随便跑进哪一家的锅屋，掀开水缸盖，舀半瓢清水，咕咚咕咚就吞下腹中，出门时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咣咣”声。有时在野外，跑回村已来不及，就去沟边，双手撇除浮物，捧几捧水，大口大口痛快地畅饮。

现在想想，童年的生活就是一捧清水，清凌凌，光滑滑的。

晚餐我家在队里是吃的最迟的。父亲是队长，他不仅仅要管家里人的生活，还老是担心队里几户超支户的吃穿用。为此母亲和他争吵过好多次，母亲埋怨他出门比别人早，收工比任何人都晚，又没多拿一分工。母亲还说他做那么多好事，救了好多人的性命却落得自己吃苦，没有人说句好，还不吸取一个教训。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什么，但知道那只白瓷茶壶就静静的立在大桌上，没人去动它，只有父亲回来了，才听见茶壶盖碰撞茶壶的声音，很重，很重。

到我成家时才明白，父亲年轻时也是区里一个“官”，五九年带队参加普济圩农场围垦造田。六O年，有天在大队部门口有个无为人饿死了，有人诬陷父亲偏心，将粮食多分给老洲这边去的人，扣克无为那边的“外”人，父亲为此受到了处分，回到了程家墩，但还是保留了党籍。

我想父亲肯定是清白的。

曾经我嘴对着茶壶，从那鹰勾鼻般的茶壶嘴里吮吸过几次茶水，旋即就吐掉，还吐掉一连串的“渍渍”声。那茶水真的的苦涩难咽，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拿它当作宝物。也许他适应了这种苦涩，也许他从这种苦涩中中品味出什么人生真谛出来。

读初中时土地到户了，父亲“升”到了村里的养殖场当场长，他手里多了个玻璃茶杯，盖子是铁皮的，很薄，比罐头盖稍厚的那种。很特别的是茶叶放的很多，多得看不见茶水，像母亲放在瓶里的一层压一层的咸菜。

我那时候也开始喜欢喝茶了，大概嫌清水太淡无味，但我从来没尝过父亲杯中的茶，像从来没认真的看待过父亲一样。

　岁月的风拂过一年又一年，年年相似，年年迥异。

走在他乡的田野，欣赏过春花烂漫，夏荷灿灿，但我手中捧着的依旧是老家的绿色，每每举杯凝视，我便想起远方的老家，远方的父母。渐渐地喜欢一个“浓”字，像父亲手中的浓茶，在浓中识得人生淡味。浓，是一种静美，是一种相思。

二O一六年的仲秋，八十四岁的父亲病重在铜陵人民医院住院，其实他的病情三月份就查出来了，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医院通知说停止做手术了，原因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得只有七十几斤。那时候我就知道，父亲这棵参天大树已被虫蛀空了树心，倒塌已是早晚的事情。

那段时间里，我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父亲还是爱喝茶，但清淡了很多，茶杯里只放了几颗叶子，像是点缀，淡黄色的茶水和针管里的药水颜色差不多，点点滴滴注入他瘦如枯柴的体内.。

父亲住的是人民医院的肿瘤科病房，在九楼，同在一个病房的是个无为人，和父亲同龄，参加过朝鲜战争，脾气暴躁得很，白天吵死吵活的，夜里像个婴儿睡得特别的香。他的儿子晚上从不陪在病房里，嫌这里味重，跑到附近的亲戚家住去了。父亲很安静，和邻床相反，夜里父亲很少睡觉，有时便和我聊天，他说他不怕死，活到八十四岁是他没想到的，即使这次倒在这张病床上他觉得也值得了。

在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得悉了父亲的许多往事，父亲的经历就像杯中密密匝匝的茶叶，新中国成立时，才十六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工作，两年后入党；参与了土地改革，是区里最早的一批信用社工作人员；领导过普济圩垦荒，安庆石化建设；做过小生意，也当过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普查员；六十多岁又被村里任命当了程家墩队的队长，到生病的前两年才卸任。他一生中经历的辛酸苦辣，只有他自己才能品尝得到。

出院时父亲脸上的气色、精神都有所好转，早上还能喝下两包麦片或是黑芝麻糊。临行前我给他留下一盒半斤装上等的黄山毛峰。回上海没几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天气凉了，有人回家给他带一个保温杯，他喜欢喝烫一点的茶。我忙打电话给在老洲街卖茶叶的朋友，给他送过去一只。

但半个月后，在冬至快来临的前几天，我又急匆匆回到程家墩。这次我就没见到父亲的面了。在他的灵前，我见到朋友送过去的那只黑色的，大口径的保温杯，里面有茶，满满的，能看见拥挤在一起的茶叶，还是母亲给他泡的，但已经凉了，岁月不能保温。我知道我和父亲的缘也尽了。

眼下清明节又将来临，老家街上的新茶也就上市了。那时候我会带上一柱香，一瓶酒，一杯茶去村里的公墓，看看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