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位于宁波市区的月湖西侧，号称南国书城，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另外两个都在意大利，分别是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和马拉特斯塔图书馆。
1561-1566年的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由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范钦酷爱书籍，一生搜集图书无数。很幸运，他又曾在全国多地为官，每到一处，做官之余，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图书。也因此，天一阁里最珍稀的是明代的各种地方志和登科录。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书最怕火，而水可以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天一阁的楼阁形制也采用了“天一地六”的格局，在通风、防潮、防火方面都独具特色，而楼外筑天一池，除了美观，更是为了防火。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除了进呈不少珍本，它的楼阁形制也成为存放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的建制标准。
范老先生临终时先分了普通家产，然后又拿出万两白银，与一楼藏书一起供两房选择，两者只能择其一，大儿子范大冲选择了书，二媳妇拿了钱（二儿子已经亡故）。
这种对家产的分割方式听起来很传奇，也很苛刻，书财不能得兼。按常理来想，有了更多的钱应该能够更好地保存书，比如修建和配备更好的保存条件、设施和服务。但范老先生可能不这么想。
我冒昧的揣测一下。虽然物质财富能够给保存书籍制造更好的客观条件，但财富也会带来花花世界的诱惑，也可能会腐蚀掉人的心性，腐蚀掉藏书人的节操，然后从主观上击垮藏书人对书的坚持。如果一个藏书人丧失了藏书的节操，那么即便是修金阁银楼，怕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节操没有了，书和藏书的精神也就留不住了。
窃以为范老先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种遗产的分割方式是对继承人甘于清苦品格的一种严酷筛选，也许只有这种严酷才能让继承人死心塌地毫无退路，也才能长久地保留典籍。
天一阁有着非常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如“代不分书，书不出阁”，钥匙由各房共同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女性不能入阁等，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规矩让天一阁充满了封闭的神秘色彩。
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姓人是黄宗羲，那是1673年，当时黄宗羲在宁波一带讲学。虽然黄是外姓人，但是范家各房却都破例同意开门。外姓人不能进入天一阁虽然是藏书的祖制，但藏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连黄宗羲这样的顶级大儒都不能进入天一阁，那天一阁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黄宗羲的到来，对天一阁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契机。违背制度的变通，让天一阁获得了新的生命，延续了新的价值。顶级的书库和顶尖的文人，那是天作之合。
黄宗羲在阅览天一阁图书后编制了书目，并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得到黄宗羲这个级别的文人的推荐，天一阁名声大噪，各路文人都想进阁一窥群书。但在此后的近二百年间，能够进入天一阁的也不过一二十人，而且都是当时的顶级文人，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等，而且多是江浙籍。到近世，郑振铎和郭沫若也登上过天一阁。
比较有意思的是郑振铎的登阁，他也是我的校友。郑在1931年想和友人赵万里登天一阁，但没有如愿，当时他已经是知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还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两年后，赵万里登楼，为天一阁整理图书。而郑振铎则等到了20年后，也就是1951年。这时候天一阁已经由新的人民政府接管，而此时郑的身份也不仅仅是著名文人，更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所以记载是他“对天一阁的性质、方针、任务和保护有明确的批示”。
在石刻的历代名人和天一阁关系一览表上，和别人一样，提到了郑写的关于天一阁的文章，但后面又缀着批示这句话，看着总觉得有点奇怪的喜感。名字登上这个石刻是文人的荣耀，但我想，郑振铎可能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在1931年登阁成功然后被记载吧。
现在的天一阁景区就是一个江南园林，里面除了藏书楼及相关建筑，也有假山池塘和亭台楼榭，环境还比较宜人。我去的时候是夏天，穿着短裤，几乎被蚊子吃了。比较有趣的是里面的几个动物石像，造型很逗比，看起来都是猫的样子，但我估计应该是虎或者豹，果然，照猫画虎是没错的。
这个景区也囊括了附近的秦氏支祠等建筑，秦氏支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它的戏台的穹形藻井，由千百块经过雕刻的板榫搭接构成，盘旋而上，牢固巧妙，是宁波工艺的一大特色，精巧至极。另外，宁波号称是麻将的发源地，一般认为麻将是宁波人陈鱼门发明的，这里在附近的陈氏宗祠里建立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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