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死亡
La Mort Heureuse
英译| Richard Howard 中译|巴奴日
《幸福的死亡》是加缪的小说处女作，约1936年动笔（23岁），成稿于1938年，加缪生前从未出版。
小说分两部分，每部各有5章；第一部题为“自然死亡”（Natural Death），第二部题为“Conscious Death”（有意死亡），均有象征意味。
这部作品写作同期，加缪开始构思他的下一部作品，即后来的《局外人》，并将该作中大量描写移入《局外人》。两部作品主人公名字相似，经历相似，结局相似，但却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局外人》是当代史诗，主人公莫尔索从一出场就已是一个存在主义英雄；而在《幸福的死亡》中的梅尔索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却是一个苦闷青年向存在主义英雄的痛苦嬗变。
相比之下，《幸福的死亡》是一个更为真诚和私密的文本。也就是说，我们能在这部属于年轻人的小说中看到更多加缪的影子。
在其1958年《反与正》再版序言中，加缪谈及自己心中理想的作品：
“就像在这部作品中那样，我将以一位母亲可敬佩的沉默，以一个男人为重新得到类似这沉默的爱情而作的寻求为主题，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这爱情，但又失去了它，经历了战乱、追求正义和饱受痛苦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孤独和安宁中，而死亡是这种孤独和安宁幸福的沉默。”
在我们可见的加缪创作中，《幸福的死亡》是最符合上述标准的。
这里是第一部前两章，据1972年英译本译出。
第一部：自然死亡
1
早上十点，帕特里斯•梅尔索（Patrice Mersault）走在去扎格罗斯（Zagreus）家的路上。这个时候，扎格罗斯家的女仆早已去了集市，家里不会再有别人。这是一个美妙的四月早晨，虽然没什么暖意，但却阳光明媚。空无一人的街道一路曲折上行，直抵别墅。两边山坡上覆满松树，此刻有纯净的光在树顶间流动。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清晨，梅尔索提着一个公文包走着。他能听到的声响，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就是这个公文包的提手发出的有规律的咯吱声了。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街道要穿过一个有花坛和长椅的小广场。红色的天竺葵散布在灰色的芦荟中间，再加上蓝天、白墙，一切都显得如此清新动人，梅尔索孩子似地在那儿流连了好一会儿才离开。那条路继续曲折向前，一直通向扎格罗斯的别墅。到了门阶前，梅尔索停下来，戴上了手套。然后，他开门，进去（那个残疾人从来不锁门的），小心翼翼关上门。穿过门厅后，他径直来到左手边第三个房间，敲了敲门便进去了。扎格罗斯果然在那儿，他用一条毯子盖着自己的残腿，坐在靠近炉火的扶手椅里——那个位置正是两天前梅尔索站的那个地方。扎格罗斯刚刚正在看书，一本书就在他的毛毯上摊开着。此刻，他一抬头，看到了站在门首的梅尔索，可他眼神里却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窗帘全被拉开了，大片的光撒落在地板和家具上，让房里的所有物件都显得熠熠闪亮。窗外，在冰冷的金色大地上，清晨满含着喜悦。这种冰冷的喜悦，鸟儿或尖锐或试探的鸣叫，还有这无情自若的流光，都赋予了这一天以无辜和真理的意味。梅尔索站着，一动不动，房间里令人窒息的热浪充塞着他的喉咙和耳朵。——不论天气变化，这个房间总是燃着炉火。梅尔索感到血涌上了太阳穴，此刻正拍击着他的耳蜗。扎格罗斯盯着他，没有说一句话。帕特里斯便不再看他，径直走到火炉另一边，把包放在桌上。他感觉到自己的脚踝在微微颤动。于是他拿出一支烟，笨拙地点上——手上还是戴着手套。身后传来了模糊的声响，他把烟叼在嘴边，转过头去。是扎格罗斯，依旧在盯着他看，只是刚刚他合上了那本书。梅尔索的膝盖被炉火烤得发痛；他从上到下瞥了一眼，认出了那本书的书名——《资本的奴仆》，巴塔萨•格拉西安著。然后，扎格罗斯俯下身子，又一次翻开了那本书。
那把左轮手枪还在那儿，——诱惑的黑色，性感的弧线，就赫然横放在一个白色信封上面。梅尔索左手捏住信封，右手抄起了枪，片刻犹豫之后，他把枪夹在腋下，拆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大纸，只在顶头有扎格罗斯写的几行棱角分明的大字：
“这里有足够的钱用来报偿那些照料我到现在的人。用这些钱去改善那些蜗居者的生活吧。但我知道我要求得太多了。”
梅尔索面无表情地将纸头折好，塞回信封。烟气熏灼着他的眼睛，几粒烟灰落在了信封上。他抖抖烟灰，将信封放回桌上显眼的地方，然后向扎格罗斯投去一瞥。扎格罗斯此时正盯着那个信封，他粗壮有力的手依旧握着那本书。梅尔索躬下身，将钥匙插进小保险箱的锁眼，取出了几叠钱——它们被报纸包着，只露出边角来。梅尔索一手拎着枪，用另一只手艰难地将钱塞进自己带来的包里——只有不到二十叠百元钞，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带的包太大了。他将其中一叠钱留在了保险箱里。然后他合上包，将抽了一半的烟卷扔进火里，向扎格罗斯走去，右手握着那把枪。
扎格罗斯此刻注视着窗外。一辆汽车缓缓驶过，发出点沉闷的声响。他一动不动，似乎是在享受这个四月早晨所具有的那种与人无关的美。枪口抵住他的太阳穴，他没有回头。但梅尔索看到他眼里涌出的泪水。终于，他闭上眼睛，退后一步，扣动了扳机。
……梅尔索闭着眼，靠墙站了好一会儿，血在他的鼓膜里翻涌。睁开眼睛时，他看到那颗头歪向了左肩，身体却依旧只是微微斜着——这已经不再是扎格罗斯了，只是一个混合着脑浆、血浆和骨质的巨大伤口而已。这情景让梅尔索浑身发抖。他绕到扶手椅另一侧，掰开扎格罗斯的右手，把枪塞到他手里，然后抬起这只手到太阳穴，再任由它垂下去。——枪掉落在椅扶手上，弹了一下，跌进了扎格罗斯的怀里。直到这时，梅尔索才注意到扎格罗斯的嘴角和下巴——他依然保持着他凝视窗口时的表情，严肃而又哀伤。这时门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又响了一次。梅尔索倚着扶手椅没有动。然后车轮声响起，肉贩子驶远了。梅尔索拎起包，旋开门——门把手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他离开了房间。
他口干舌燥，头部隐隐作痛。打开外门后，他迅速走了出去。街上依旧没有什么人，除了小广场一角的一群孩子。穿过小广场，他突然觉得冷了，薄薄的夹克下，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接连打了两个喷嚏，这引来了满街道的回声，声音溶进蓝天里，渐渐飘远了。这让他微微有些吃惊。他停下脚步，做了一次深呼吸。亿万个小小的白色笑脸从天空里拥挤而出，在积雨的树叶上、潮湿的街道间嬉笑着，然后在血红色的瓦檐上迅速飞升，回到了那湾满是空气和阳光的湖水中。一架小飞机掠过天际，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空气在绽开，天空异常丰饶，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他，活着，以及让自己快乐，是一个人的使命。梅尔索内心的一切都哑然失声。他打了第三个喷嚏，浑身上下都像得了高烧似地颤抖着。于是他无暇顾忌周边，快步离开了。在路上，他的公文包和脚步声显得很响很响。回到家，他把包往角落里一扔，便栽倒在床上。他一直睡到了下午。
2
夏天，阳光和喧嚣充塞着整个海港。此时正是十一点半，白天的正中间，大大的日头将码头暴露在了热浪的淫威下。泊在阿尔及尔市属粮库的货船清一色黑船身，红烟囱，此刻正在装运小麦。它们扬起的粉尘里混合着烈日暴晒下一股浓烈的柏油味。男人们都躲在一个散发着油味和茴香酒味的小摊上喝酒。几个穿红衬衫的阿拉伯杂耍艺人，顶着跳动的阳光，在海边滚烫的石板上表演空翻。装卸工却无暇顾及这些。他们背着麻袋，顺着倾斜的木板登上货船。登上船顶后，凭着绞车和桅杆做背景，在海天之间，他们的身影便突然被一切为二了。在冲进臭气熏天的船舱之前，他们停了一会儿。阳光令人眩晕，他们的脸上覆满尘土和汗水，只有眼睛闪着光。烧灼的空气里，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汽笛声。
突然，走在木板上的人都困惑地站定了。他们中有人摔下去了。那个人被重重的麻袋压着，胳膊折在身后，痛得直叫。就在此时，帕特里斯•梅尔索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夏日的热浪让人窒息。他一张嘴便呼入了柏油味，这气味刺痛了他的喉咙。他来到了装卸工身边。那个受伤的人已经被抬到了一边，躺在粉尘里，他的嘴唇因为疼痛而变白了。他的胳膊晃动着，是手腕靠上部位骨折。骨头刺穿了皮肉，鲜血直流。涌出来的血顺着他的手臂往下淌，一直滴到滚烫的石板上，嘶嘶作响，化成了汽。梅尔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摊血，这时有人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是艾曼纽尔，他的同事。他欢呼这，指着一辆向他们驶来的货车。“是那辆吗”当那辆车拖着铁链叮当作响驶过他们的时候，梅尔索跑了起来。他们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被尘土和噪声吞没了，他们喘着气，什么都看不见。在绞车和机器的疯狂节奏中，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桅杆，还有经过的船厂，都使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奔跑的狂热所唤醒了。梅尔索率先追上了车，仗着对气力和技术的自信，他一马当先跳上了行驶中的货车。然后他帮着艾曼纽尔上了车，两个人坐下，在飞扬的粉尘里晃荡着他们的腿。令人炫目的窒息感充满了整个天空，环形海湾里，桅杆和黑色的起重机插得密密麻麻。卡车加速了，码头上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让艾曼纽尔和梅尔索饱受上下颠簸，就为这他们笑了一路，直到笑岔了气。来回的颠簸，灼热的天空，以及自己身上沸腾的血液，这些都让他们感到一阵晕眩。
抵达贝尔考尔特时，梅尔索和艾曼纽尔溜下了车。艾曼纽尔现在唱着歌，声音很大，还不着调儿。“你懂的，”他对梅尔索说，“这完全就是自然而然从你胸腔里蹦出来的。人一高兴，就想唱歌。在水里也一样。”千真万确，艾曼纽尔连游泳的时候都唱歌，那嗓门，纯粹是嘶吼，在海里根本听不见，只能看见他短而粗壮的手臂在那里比划。两个人现在正沿里昂路走着，梅尔索走在艾曼纽尔旁边，晃着膀子，很是自得。在路上，他蹦上了马路牙子，扭着胯避让那些时不时蜂拥而来的行人。他的身体似乎惊人地年轻，充满活力，能承受哪怕再极端的肉体享乐。放松时，他会有意把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一侧胯部那里，动作柔韧，他的身体似乎已从运动中习得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他浓眉大眼，和艾曼纽尔说话的时候，他会以一种机械的姿态扯紧自己的衣领，以便放松脖子，同时把嘴角的曲线绷紧。他们走进常去的饭馆，坐下来，开始默默地吃饭。坐在里面很凉快，尽管这里苍蝇横飞、堆满碗碟，充斥着说话的嗡嗡声。店主塞莱斯特是个高个儿大胡子男人，他摸着自己围裙下的肚子，走过来招呼他们，“好啊，老家伙”他说。他和艾曼纽尔互致问候，然后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老家伙，”塞莱斯特说，“你知道什么是老家伙吗。他们都差不多。都是混蛋。他们告诉你一个男人要到了50岁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还不是因为他们自己50岁了。我就知道一个家伙，最乐意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快活。他们一起出去。去城里。他们去了卡西诺，然后这个家伙说，‘为什么我要和这帮老头子在一起晃荡。他们每天都告诉你他们要吃药啊，他们的肝总是有毛病。还是和儿子在一起好点儿。有时候他会去找婊子，我就得自个儿找乐子去，坐坐电车什么的。谢天谢地。挺好。’”艾曼纽尔哈哈大笑。“当然，”塞莱斯特接着说，“这个老家伙无权无势，可我还是喜欢他”。他转向梅尔索，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家伙比我知道的另一个家伙强多了。那个家伙，赚了钱就讲话鼻孔朝天，整日装腔作势。现在他可没这么傲气了，钱全没了。”
“好好招呼他”，梅尔索说。
“别傻了。这家伙有钱时就把它全花光了，他还真是做对了。以前他差不多有一百万法郎啊，如果这些钱是我的该多好。”
“你会做什么，如果是你的”艾曼纽尔问。
“我啊，我会去乡下买它个小棚子，再往自己肚脐眼里灌点胶水，在里面插个小旗子。然后，我就在那儿等着瞧呗，看看风是在往哪个方向吹。”
梅尔索默默地吃着饭，没有搭腔。然后艾曼纽尔开始和塞莱斯特说起自己当年在马恩河打仗时的情形：“他们把我们这帮朱阿夫大兵送上前线……”
“少扯淡”，梅尔索平静地回了一句。
“长官说声冲啊，然后我们就冲进了山沟里，里面尽是树。他告诉我们冲，但那里根本没有人。所以我们就继续前进，一直走。就在这时，突然，那些机关枪就开始向我们扫射了。我们一个叠一个全部倒了。死的和受伤的人那么多，那山沟里血多得你都可以在里面划船了。有人还一直在那儿喊娘。老天爷，太可怕了。”
梅尔索站起来，把餐巾上打了个结。塞莱斯特走到厨房门前，把他的饭钱记在了上面。当有人不付账的时候，他就会卸下这扇门上的铰链，然后直接把这个大个儿赊欠单挪到那个人脑袋后面去。他的儿子热内，正在角落里一个人吃着煮鸡蛋。“可怜的小子，”塞莱斯特捶着自己的胸口说，“竟然得了这个病。”事实如此。热内总是安静而严肃。而且他也不是特别瘦，眼睛很亮。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客人对他谆谆告诫，说“只要有时间和耐心，肺结核也是可以治好的”。热内在吃东西的间隙点点头，很是庄重地应和了几句。梅尔索走去柜台那儿，胳膊撑在桌上，点了杯咖啡。另一个客人还在说，“你听说过让•佩雷兹吗，他在煤气公司上班。现在死了。他的肺不好，但他就是想出院回家。他妻子在家。她简直就是他的马了。你懂的，那病把他搞成了那样，他还总是想上她。她不想，可他执意如此。所以吧，一周里每天两三次，这活活把一个病人给搞死了。”热内停下不吃了，一片面包夹在他牙齿间，他定定地看着那个说话的人。“所以啊，”他说，“事情总是来得很快，可你要想摆脱它就得大费工夫了。”梅尔索用一根手指在布满蒸汽的咖啡壶上涂抹着自己的名字。他眨巴着眼睛。他的生活每天都是这样切换的，从这个平静的结核病患者到那个时不时迸出一首歌来的艾曼纽尔，从咖啡的气味到柏油的气味，这一切都与他自己和他的兴趣相疏离，更别提离他的心和他的真理有多远了。那些在其他情形里会让他激动不已的事情，现在他都不为所动了，因为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尽气力扑灭那在他体内燃烧的生命火焰之后，这些事情就又仅仅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你怎么看，梅尔索。你可是上过学的人。”塞莱斯特问。
“把它切了，就好了。”梅尔索说。
“你今天这是又被谁招惹了……”
梅尔索笑了笑，离开饭馆，穿过街道，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子在一个屠马场的上面。倚在阳台上，你就能闻到血腥味，还能看到这样的字句“向人类最伟大的征服致敬”。他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抽完一支烟，睡着了。
他睡在他妈妈过去住的房间里。他们很早以前有了这套三居室。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就把两个房间租给了熟人，一个轮胎工，他和他妹妹住在一起，然后把那间最好的房间留着自己住。他的妈妈去世时56岁，是个漂亮的女人，她享受过，或者说她预备享受一种充满欢愉的生活。40岁时，她被一场重病击倒了。她不得不舍弃她的服饰，她的化妆品，整日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因为严重的水肿，她的脸都变形了；腿也肿了，身子又弱，她几乎没法活动。她在这栋房子里狂暴地四处摸索，她已无法再照料这个家，因为她已经半盲了。被她屡屡忽视的糖尿病，由于这马马虎虎的生活方式，后来更加严重了。梅尔索后来便只能放弃学业找了个工作。是在他妈妈去世之后他才又继续读书的。这个生病的女人又迁延了10年。这病痛的折磨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她身边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忘了她是一个得重病的人，更忘了她会死。有一天她死了。邻居们向梅尔索致哀。他们对葬礼想法很多。他们唤起了这个儿子对母亲最深的情感。他们警告远房亲戚们不要来太多人悼念，以免梅尔索哀伤过度。他们保护他，照顾他。但梅尔索呢，穿着他最好的衣服，手里拿着帽子，他只是看着这一切。他走进小小的送葬队伍，听着祷告声，撒下他该撒的那抔土，然后便双手交叉站在那儿。只有一次，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因为他发现来为他妈妈送葬的人里，居然只有几个人才有车，他很替他们惋惜。就是这样了。第二天，一块牌子便出现在一个房间的窗口——上面写着“出租”。现在，他住在他妈妈住过的房间里。过去，他们所过的贫困生活中也有着某种甜蜜----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面对面坐下吃晚饭，隔着一盏油灯，谁也不说话。在这种简单和俭省里自有一种隐秘的快乐。邻屋总是静悄悄的。梅尔索会看看他妈妈松弛的嘴巴，笑笑。妈妈也冲他笑笑。然后他继续低头吃饭。油灯会冒点烟。他妈妈便勉强伸出右胳膊，以一种疲惫的姿态挑弄它，而自己的整个身体照旧瘫在椅子里。“吃饱了吗？”过一会儿她会问。“还没呢。”饭后他会抽支烟或者读点东西。他一抽烟，她总会说“怎么又抽烟”。读书吧，她又会说“离灯近点儿坐，别把眼睛搞坏了”。
“就这样，他同他母亲两人在静默中相亲相爱。后来，她—或是他—相继去世，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并没能更多地公开表露自己的温情。——《鼠疫》
但现在，这种孤独的穷日子，完全是一种痛苦。当梅尔索伤感地想起死去的妈妈时，他其实是在自怜自悯。他原本可以找到一种舒服点的生活方式的，但他至今还是困守在这栋房子里，困守在这种贫穷的气息里。在这里，至少，他还能与他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保持联系——在这种有意去除自己痕迹的生活里，正是这种耐心而又卑贱的对抗使他捱过了那些忧郁悔恨的日子。他保留了门上那枚已经磨损严重的灰卡片，上面有他妈妈用蓝色铅笔写下的名字。他留下了那张缎面覆盖的老旧黄铜大床，还留下了他祖父的画像，画像里的祖父蓄着小胡子，灰色的眼睛呆滞不动。壁炉台上有架装饰着牧羊人和牧羊女的老钟，早就不走字儿了；还有个油灯，他也几乎再没点过。那些沉闷的家具，那几把摇摇晃晃的藤椅，镶着发黄镜子的衣柜，缺了一角的梳妆台——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习惯遮蔽了所有这些东西。在房间的这些遗迹中间活动，他压根不需要费什么心力。但要是在另一间屋子里就不一样了，他就得去适应新环境，再折腾一次。他想抹去他留在世上的痕迹，一觉睡过去，一直睡到把什么都耗干。就这个目的而言，这个旧屋子很不错。有一个窗口可以俯瞰整条街，另一个窗口能看到晾满衣服的院子，还有院子外拥拥挤挤长在高墙间的几丛橘树。夏天的晚上，有时他会让屋子暗着，打开窗户，俯视那个院子和朦胧的树影。橘子花的香味从外面漾进来，在黑暗里，这味道浓烈而香甜，像一袭轻柔的丝巾环绕着他。那个夏天的每个晚上，他和他的屋子都会被这种稠密而又微妙的香味层层裹住；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死去了很久之后，第一次，他打开了生活的窗子。
他醒了。满嘴味道，浑身都是汗。已经要迟到了。他梳梳头发，下楼，跳上一辆电车。两点过五分，他出现在公司里。他坐班的这间房子很大，墙面被分成了414个格子，全都用来陈放文件夹。房间不脏，空气也不污浊，但每时每刻，这里都有种地下墓室的感觉，好像被死亡气味腐蚀过一样。梅尔索查船帐，翻译英国船只的供货单，在三点到四点之间，还要接待想托运装货箱的客户。这其实不是他本职工作，他主动要的这个活。但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逃进生活的好办法。这儿有人的脸庞，一再重复的会面和一种紧张的生活节奏，身处其中，他总归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还在跳动。这活儿也能使他避开那三个秘书以及督导兰格洛先生的面孔。秘书中有一个长得相当漂亮，最近刚刚结婚。另一个和她妈妈生活在一起。第三个是个体面而有活力的小老太太，梅尔索很喜欢她，因为她谈吐不俗，而且兰格洛喊她“倒霉婆”的时候，她总是缄默以对。兰格洛有时会蛮不讲理地陷入与这位艾比隆夫人的争执中，但最后总是以后者的胜利告终。艾比隆夫人很鄙视兰格洛，因为他站起身的时候，身上的汗总会将他的裤子粘在屁股上；只要公司上司在场，或者有时在电话里听到某个律师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到一个名字中间带de的傻蛋，他就会紧张得不行。这个可怜人没法让艾比隆夫人心软，或者赢得她的那种优雅。这个下午，他正昂首阔步在办公室里转悠，“我们处得很好的，对吧，艾比隆夫人”。此时，梅尔索正在翻译“蔬菜”这个单词，他的目光越过兰格洛的脑袋，盯着顶上那个用皱纹绿卡纸罩着的灯泡。海绵、吸墨纸、墨水瓶和尺子在他的桌子上一字排开。从他旁边的那个窗口望出去，外面是黄色白色货船从挪威运来的一大堆木头。梅尔索凝神听着。在墙的另一面，生活有着属于它的低沉、私密的节奏，它的呼吸布满了码头和那片海。这生活离他如此遥远，却又如此贴近。6点的钟声解救了他。又是一个星期六。
一回到家，他就躺床上睡了过去，直到晚饭时才起来。他自己做了点煎蛋，就着煎锅吃完（没面包，他忘了之前买一点儿了），然后躺下又睡着了。他到第二天午饭时才醒，梳洗一下，下楼吃饭。回到房间后，他做了两个填字游戏，然后很仔细地把克吕逊盐业公司的广告剪了下来，贴在一本小册子上，那上面已经贴满了老祖父拿栏杆当滑梯玩这类的有趣段子。之后他洗了手，去了阳台上。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人行道上湿漉漉的，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过。梅尔索目光追随着每一个人，直到他看不见那个人时，他才会在视野里重新搜寻一个新目标。首先过来的是一起走着的一家人。两个穿水手服的小男孩儿，穿着浆过的衣服似乎让他们很不舒服。还有一个小姑娘，头上扎着粉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漆皮鞋。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着粟色裙子，一个围着披巾的庞然大物，他们的父亲则显得优雅一点，手持一根绅士棍。过了一会儿，是住他隔壁的年轻小伙子们，头发油光发亮梳向后面，打着红领带，配着绣花口袋的紧身夹克，脚上穿的是方头皮鞋。他们是去市中心看电影的，他们急急忙忙去赶电车，笑得很大声。街上又一次安静下来。夜生活已经开始了。街上只有猫和店老板了。天空虽然清朗，但从街道两旁的榕树顶看去却黯淡无光。梅尔索对面，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上去，双臂搁在椅背上。之前还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空了。那家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一个侍者正在空荡荡的前厅清扫着锯屑。梅尔索转过自己的椅子，学烟铺老板的样子摆放好，一根接一根，抽了两支烟。他走回房间，掰下一块巧克力，回阳台吃了起来。天很快暗了下来，转而变成灰白。乌云飘过来，使街道又暗了些。要下雨了。五点钟，一辆电车轰隆隆驶过，里面塞满了从郊区体育馆看比赛回来的球迷，有些人站在车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第二辆电车里都是运动员，梅尔索凭着那些人的帆布包认出了他们。他们扯着嗓子喊叫、唱歌，说他们的球队不可战胜。里面有几个人向梅尔索招手。其中一个喊道“我们赢了”。“好”，梅尔索点点头，只回了这么一句话。电车过去后，更多的车开过来，有些车的保险杠和尾部还绕着花环。天色更暗了一些。屋顶的天空显出一片淡红，夜晚来了，街上重新有了生气。散步的人回来了，瞌睡的孩子哀嚎着被拖回家去。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把所有观众都倾泻到街上。从小伙子们激烈的举止来看，梅尔索猜想，他们刚刚看的应该是部惊险片。去市中心看电影的那些人在稍晚些时候才出现。他们显得更为严肃。尽管他们也笑着，彼此挑弄着，他们的眼神和走动却背叛了他们，泄露了他们对刚刚电影里那种神奇生活的怀恋。他们在街头徘徊着，来来回回。在梅尔索对面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两股人流。一股是附近的女孩子们，她们挽着胳膊走过去，没有戴帽子。另外一群是小伙子，他们高声开着玩笑，引得姑娘们格格直笑，还回过头瞅他们。年纪大点儿的人要么进了咖啡馆，要么在人行道上各自聚成团，夹在流动的人浪里，他们像是一个个孤岛。街灯刚刚亮起，灯光让夜空中第一颗星星变得黯淡了些。梅尔索，这唯一的观众，便看着街灯下这些走走停停的人们。街灯让湿漉漉的人行道反射出光来；每隔段时间，一辆电车驶过，他眼前便会闪过一些影子：油亮的秀发，湿润的嘴唇，一个微笑，或是一个银制的手镯。渐渐的，电车变得稀疏了。树顶和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附近变得空无一人，第一只猫踱着步子穿过寂寥的街道。梅尔索这才想起该吃晚饭了。在椅背上搁了这么久，他的脖子有点痛。他下楼，买了面包和果酱，做晚饭吃了。然后他又回到阳台上。人们又出来了，天却是凉了。
“问题：怎样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全部长度中去感受它。方法：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度日；星期天下午在阳台上度过；听讲座，但不懂演讲者的语言；乘火车旅行，选最长最不方便的路线，当然，没有座位，站着；在剧院售票处排队买票，结果票已售完，等等。”——《鼠疫》
他冷得浑身发抖，便关上窗户，走近壁炉上方的镜子。除了玛尔特来或者他和玛尔特一起出去的晚上，除了他和突尼斯的姑娘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全部生活就都在镜中那个泛黄的形象里了——一间屋子，一盏脏兮兮的油灯，立在面包皮堆上。
“一个礼拜天又过去了”，梅尔索自言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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