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男，1320年生人，原姓谢，沔阳（今湖北仙桃）人。
出身渔家子，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住都在船上，村民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挥之不去的鱼腥味。
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
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依旧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
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
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
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时，陈友谅参加了起义。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与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
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
在陈友谅所学习的东西中，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得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己身上。
倪文俊自认为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于是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却被人捅破，没有办法，只能自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
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父。 可他忘记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跑到陈友谅处时，陈友谅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倪文俊顿感自己没有看错人，便把内幕和盘托出，越说越气愤，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 “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
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 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陈友谅在杀掉倪文俊后，以所谓匡扶之功成为了天完国的第一重臣，他的能力也充分表现了出来，他知人善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
与他相比，徐寿辉就差得太远了，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但除了好人，他什么也不是。陈友谅每天看见徐寿辉高高在上地坐在宝座上就来气，这个废物为什么坐在上面，我还要向他请示？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时，思想中的图谋就将变成行动。
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但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他的那些明教兄弟，第一个就是赵普胜。
于是，不久后赵普胜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丁普郎和傅友德不是白痴，看情形不对，就溜了，跑到朱元璋处继续当差。
此时的徐寿辉真正成为光杆司令，是陈友谅手中的棋子。
徐寿辉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活下去。
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至正二十年六月十六日，陈友谅率领十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一向对这些活动很是热衷，于是他应邀来到了庙里。
当他来到庙里时，陈友谅正站在窗前，身边站着两个卫士，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陈友谅没有理他，徐寿辉多少有些尴尬，他走到陈友谅身边，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要打下应天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陈友谅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徐寿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他心中的恐惧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深渊。
“我把皇位让给你，我做平章，你看这样行吗？”
陈友谅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寿辉，说出了徐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
卫士上前，用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徐寿辉倒下时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
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大殿，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
至正二十年六月十六日，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于五通庙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汉。
此后屡屡与朱元璋开战，直到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战败而亡。
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
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坚持到了最后。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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